硬核抗疫斗争背后的文化软实力

摘要：我国硬核抗疫斗争背后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举国同心的抗疫精神是中国民族伟大团结精神在抗疫斗争中的集中体现，其历史底蕴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影响到法律文化中，则体现出对秩序价值的偏好。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则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

关键词：抗疫斗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秩序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1]这也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全球性大流行病，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次危机，一次“统考”，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挑战。在这次全球统考中，为什么人口最多、防控难度最大、人均医疗资源并不占优势的中国率先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医学、科技和综合国力更强的西方发达国家却至今没有摆脱疫情肆虐的窘境呢？单从科技和国力的硬实力并不足以解释这种回天之力。中国这次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有硬核科技和国力作支撑，更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为后盾。中国抗疫白皮书中写道：“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底色，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汇聚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2]这种文化底色形成的强大合力，就是这次硬核抗疫斗争背后的文化软实力。对于战胜疫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文化特质和文化软实力，放在全球抗疫斗争的比较中，会显得尤为明显。

 

一、山川异域：从全球抗疫斗争看文化差异

 

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奋战在抗疫前线的科研和医护人员功不可没、令人敬仰。但要对中外抗疫斗争的战况和战绩进行比较分析的话，单从科技力量和医护水平上分析，还是不容易理解的。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毕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说在医学科研能力和人均医疗资源上，全面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反之，要说美国目前这个世界最大的疫情区是全球科技和医疗条件最差的国家，更是不符合实际的。那么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战绩的反转呢？或者说在抗疫问题上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呢？

从中西方政府的担当和中西方民众在这次抗疫斗争中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制度与文化的差异性不容忽视。也就是抗疫白皮书中所说的“文化底色”。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与自由，更加强调责任自负。对政府的理论预设是守夜人，更多是提防而不是依赖，强调有限政府和政府的最小干预。因此疫情开始全球蔓延的初期，西方很多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有的政府起初甚至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交给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残酷的自然法则，实行无为而治。最终导致错失良机，疫情失控。西方民众的自由理念更是深入骨髓，“不自由毋宁死”。他们以“自由”为名抵制隔离，拒戴口罩，甚至集会抗议隔离。最终西方社会始终没有形成中国这样举国同心，步调一致的抗疫秩序，没有形成有效的疫情阻击战，至今没有摆脱疫情的肆虐。

再反观中国，则与西方制度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注重守望相助和家国情怀，虽崇尚自由但更看重秩序，既强调对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也依赖国家承担责任。对于政府和政党的预设不是守夜人，而是当家人、领路人。不是提防，而是依赖。本次抗疫斗争，从武汉封城开始，到全国一盘棋，下沉到各社区、各村落的严防严控，步调一致，令行禁止，“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以舍弃部分个人自由为代价，换取了抗疫斗争的有序进行，有效地打赢了这场防御战、阻击战、人民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从这次全球抗疫斗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都可以讲。但文化自信是一个管总的东西。“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

文化的范畴很宽泛，文化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呢？单从政治法律文化来说，当下的文化服务于政治，历史上的政治沉淀为文化，文化再进而沉淀为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则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和制度又是什么关系呢？制度是显性的文化，而文化是隐性的制度。制度可以照抄，但是文化却很难复制。因此在本次全球抗疫的统考中，即使是开卷考试，即使中国已经提前交卷了，但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抄作业。要么是不想抄，要么是抄不了，因为制度背后的文化密码不好解锁，制度移植也会遭遇水土不服和排异反应。

硬核抗疫斗争背后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伟大的抗疫斗争，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限于篇幅，本文研究主要围绕“举国同心”的伟大抗疫精神展开。“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面对生死考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誓言铿锵，丹心闪耀。14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4]举国同心的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时代体现，反映了集体主义为底色的文化基因，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大局观和秩序偏好。这种文化底蕴，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举国同心：集体主义为底色的文化基因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重新熟悉了很多耳熟能详而又感人至深的词汇：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等。还有很多新的词汇，搬家式援助，包干儿式救援。每到中华民族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都能举国同心，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总是有舍小家顾大家的个人和群体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总是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命运共同体观念，支撑我们共度时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亿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14亿中国人民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5]中国人的这种大局观念和家国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感的鲜明底色。这个底色就是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或思维方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是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沉淀而来的。中华民族集体主义文化基因的生成，可以从两个词汇说起，一个是“乡土中国”，一个是“多难兴邦”。

“乡土中国”用来指代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都是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的典型代表。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以黄河流域为代表，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形成自然村落，世世代代躬耕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自给自足，重农轻商，很少商贸交易。即使互通有无，一般也走不出十里八村就解决了。因此，乡土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人们更在意协作、互助、依赖，不太在意互相提防，血亲和姻亲的纽带经常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大局上，中国人经常是家族主义，集团主义的。注重团结一致，注重守望相助，注重命运与共。当然，现在乡土中国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开启了城镇化建设，也发育了市场经济，人们开始离开乡土，变得相对陌生，也变得相对计较和见外。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惯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社会学基因。

相比而言，西方社会则更早地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和个体本位的社会。海洋文明的国家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小国寡民的城邦依靠农牧生产很难自给自足，于是就产生了互通有无的需要。因此，西方自古以来就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重商轻农。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经常走出自己的熟人圈，进入交易圈，做交易，打交道。交易需要契约自由，等价有偿。一是一，二是二，你是你，我是我。陌生人社会更像是原子化的个体本位的社会，人们之间更在意的不是依赖，不是互助，而是提防。陌生人社会不容易产生权威，也不倚重权威，而是更倚重规则。这种传统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一直断断续续地延续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兴起。时至今日，虽然自由资本主义也遭遇到各种困境，比如这次抗疫斗争中被整得稀碎的抗疫政策和抗疫秩序，再比如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也加重了个人对于国家的依赖，但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丧失它在西方社会的主导地位。

集体主义的大格局、家国同构的大情怀的形成，和多难兴邦也有一定关系。“多难兴邦”一词，最早源自《左传》：“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孟子也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这两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一致的，都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但“多难兴邦”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在一个国家面临共同的大灾大难的时候，能激发人们奋发图强的斗志，并形成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共同体观念，而这个共同体观念是家国同构以及后来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奋斗精神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比如大江大河的水患时有发生，这不是一村一寨，一族一姓能克服的困难，唯有患难与共、齐心协力才能战胜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大灾大难。可见，伟大抗疫精神并非无本之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但是，伟大抗疫精神又是一种全新生成的时代精神，对新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有一个被重新激发或者重新生成的过程。和多难兴邦相关的另外一类史实就是外族入侵。比如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压迫，在一次次的同仇敌忾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的大格局形成了。以五四爱国运动为例，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理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6]

又如杜威所言“我们正目睹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7]这就是多难兴邦！没有人欢迎灾难，但是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灾难，中华民族从来也不惧怕灾难。经历一次次灾难，人们反倒变得更加团结互助了，就像这次抗疫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集体主义底色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感，还表现在人民对于国家，尤其是政府的态度上。而集体主义则强调有难同当，社会公众对政府更多是依赖而不是提防，中国政府的定位虽然是“为人民服务”，但当遇到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人们还是更习惯于把党和政府作为“当家人”“领路人”，希望政府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一种有为政府的预设，政府光看好门是不够的，还得带领人们过上好日子，还得帮助人们遮风挡雨，爬沟过坎。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既包含了为国捐躯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也包含了遇到困难，渴望领路人站出来负责的依赖。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情感联系。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则强调责任自负，社会公众对政府更多是提防而不是依赖，如果说有需要，政府也只是“守夜人”的角色。这是有限政府的预设。守夜人的预设是从西方启蒙思想时期就有的控权思想，这种理论假设社会公众有足够的理性和能力，自己能把日子过好（这也体现了有产者的自负），政府只是一种物业式的存在。业主虽然经常抱怨物业，但是日子过得不好，或者遇到过不去的困难时，却没有几个把责任推给物业的。这一点像极了美国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平时真没少吹毛求疵，但是在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也没见多少人真的对政府充满期望或失望。

 

三、张弛有序：依法抗疫中关于自由与秩序的中国逻辑

 

“实践告诉我们，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8]这次抗疫斗争中，有一些地方出台的一些防控措施朝令夕改，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群众对此不满意。但是总体来说，从大局来看，中国还是做到了依法抗疫，张弛有序的效果。尤其从中外抗疫斗争的对比来看，中国的井然有序则表现得更加明显。14亿中国人遵纪守法，自觉“禁足”，而西方社会对“禁足”法令则经常置若罔闻，抗疫局势时常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有序和无序的背后，不仅仅是制度建设的差异，更深层的还是文化差异。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而信仰源自价值认同。自由与秩序，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因而也是法律信仰的重要来源。自由与秩序，在抽象层面，应该是一致的，秩序是众多个体自由的均衡，承载的是作为复数的自由或者整体自由。但是在具体生活中，涉及到个体和整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时候，两者却存在一定张力甚至冲突。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众甚至以自由的名义抵制隔离，以法律是否保障了自由来看待法律的正义性。中国人则崇尚集体主义和秩序，通过秩序来维护整体意义上的自由。这次全球抗疫对比，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由与秩序的机会。自由先天具有利己属性，而秩序则更多兼容了利他性。因此自由往往比秩序更具有亲和力，容易被人们所看重，而秩序的价值往往被低估。生活在有序社会的人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看不到秩序的价值。自由则是一种看得见的价值福利。很多人怀抱秩序渴望自由，尤其是青年人，几乎每一个青少年，都曾是自由主义者，容易受到自由主义的鼓舞。

难道自由不好么？不能因为西方抗疫的无序就否定自由的价值。但是在追求自由的时候，首先得了解什么是自由。界定自由最宽泛的原则应该是“无害原则”，即自由的边界是无害，有害就溢出自由边界了。西方有一句法谚说“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 ”，也就是说自由不能互相侵犯。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疫情高发时期，拒戴口罩、拒绝隔离，碰到别人的鼻尖了么？显然是碰到了！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如果还“像风一样自由”，则每个人都可能是或者即将可能是一个移动的病原体，你碰到的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鼻尖了，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会危及公共安全。这早就溢出自由的边界了，尽管抗拒隔离的底牌是自由，但是你出错牌了！当然，对于自由的限制要符合比例原则。

关于自由与秩序的价值，中西法律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偏好。中国的法律文化透过秩序看自由。先秦法家先驱管仲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律者，定分止争也。”“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时至今日，我们又是如何理解法律的呢？习近平总书记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9]虽然古今法治思想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维护的是法自君出的专制制度，现在维护的是法自民出的民主制度，但是在重视法律的立规矩，讲秩序方面，还是差别不大的。西方的法律文化则透过自由看秩序。西方对于法律和法治的界定，则往往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柏拉图说：“法律是自由的保姆。”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做了法律的臣仆。”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或扩大自由。”孟德斯鸠用法律来界定自由，“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这些西方思想家对于法律与自由的论证，尽管都暗含了对秩序的兼容，但是毫无疑问都表达了对自由价值更加直白的诉求。这就是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底色。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中西方法律文化对自由与秩序的不同偏好呢？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还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往更深的层次去分析。有产者渴望自由，渴望财富无限增长的自由，主张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用法律确认产权并保障自由。无产者渴望平等，最好用硬规则来等贵贱，均贫富，用法律来维持社会分配的公平秩序。这种阶级立场的差异导致的逻辑结论的差异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其实都是一种不带贬义的功利主义。由此而推出，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法治和法律文化自然倾向于保障自由，而我国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律文化自然倾向于保障平等与秩序。中国传统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统治基础尽管不同，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在重视和遵守秩序的文化习惯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四、结语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加持着个人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输出。很多人说到思想则言必称希腊，说到道路则言必称欧美，对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则弃如敝履，认为不值一提。中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首先取得了伟大的阶段性胜利，应该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估中西方的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重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让中国人重拾文化自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0]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张会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2-24.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3][10]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

[4]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9-9.

[6][7]汪楚雄.启新与拓域 中国新教育运动研究（1912-1930）[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2010:150.

[8]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9]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