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对青年网络素养的影响及重构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英国公投脱欧两件标志性政治事件把对“后真相”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后真相”时代悄然来临。后真相时代存在感性大于理性，情绪先于真相的特点，无疑为我们认知“真相”提出了新的难题与挑战。探究“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参与行为特点的成因，对于重构网络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参与行为特点及成因分析

网络时代的参与主体是人，而青年群体又构成了其中最主要、最活跃的部分，青年参与网络过程的行为特点可以总结为有基本原则底线，表达方式情绪化、表达意见民粹化、群体极化现象明显以及心理需求大于事实需求。^[1]分析后真相时代网络参与行为特点的成因，需要从青年群体本身出发，探讨影响青年在网络时代的成长和心理因素。同时也不能忽略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对青年认识世界的能动改造，有必要分析网络时代媒体传播事件、传递价值观的特点。最后还要看到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新闻传播过程中，其背后的基于社会矛盾而产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一）青年成长与心理因素

1．社会生产力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原则底线基础

现在的“90后”“00后”青年群体，其成长环境较为稳定，虽然整体上仍有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存在，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保证绝大部分青年生活衣食无忧并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这为其在网络上参与话题讨论时，能够遵守基本原则底线奠定了一定基础。

2.后真相时代网络唯心主义凸显

网络虚拟空间逐步代替现实空间，成为人们真正暴露内心本性的场所。在虚拟空间中，个人的社会意识决定了个人的态度，群体的社会意识甚至可以深刻影响舆论走向进而影响社会存在。这种现象体现出网络唯心主义的特点，网络空间中个人意识的基础来源于参与者个人对现实的认知，但是在参与网络互动时，个人意识有时并没有反作用于客观事实，而是在圈子中被极化、形成群体观念来推动舆论发展。个人在形成了这种网络意识后，并不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意识，反而认为如果事件不向着自己所认知的方向发展就是出现了偏差、有公权力因素进行了隐瞒。很少有人能够反思自己，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能够满足自己心理需求，事实已经不再重要。

3.网络群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2]，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会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网络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寻找和实现需求的新的环境。在网络中追求后四种需求时，往往也伴随受众心理的影响，进而产生后真相时代下青年群体的典型特征。为了满足安全需求，网络成为青年逃避现实、使自己免遭或减轻实际生活打击的集中去处；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青年在网络上寻找自己的兴趣群体、加入各种网络自组织，并接受这些网络自组织的价值观，从而在网络舆情中产生从众心理，形成群体极化现象；为了满足自尊的需求，青年会尝试在网络空间中找回实际生活中失去的自尊，情绪化地表达对法治、政府、公权力的蔑视，甚至把自己伪装为民主斗士，在网络空间中找到自己的自尊和地位，使得表达内容呈现民粹化的特点；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青年可能将理性让位于感性，将探求真相的目的让位于发泄情绪的需要，在网络空间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号召采取线下行动，将这种网络自我实现需求扩大到现实中。

（二）流量与真相，利益与现实之争

在平面媒体时代，树立权威的方式来自于对突发事件的客观真实报导。而自媒体的发展，出现了报导真实事件的新闻让位于点燃情绪的新闻、对真相的追逐让位于对流量的追逐的现象。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提及:“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3]结合客观现实来看，所谓的真理就是流量，就是金钱。某种程度上说，勒庞已经揭示了“后真相”现象的本质。

后真相时代，受众关注度成为媒体平台最先考虑的因素，谁抢占了舆论源头，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谁能带动网络狂欢的出现，谁就抢占了流量的制高点。在这样的逻辑下，部分媒体异化职业操守，贩卖情绪和焦虑，放弃了正面的舆论引导和价值引导，导致了尤其是青年为主的网民群体在网络参与中的表达愈加向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所说的形式靠拢——“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

（三）社会思潮传播影响

青年参与网络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式各样社会思潮影响，这些社会思潮以网络群体为依托，借助群体的力量在网路空间散播自己的价值观。后真相时代俨然为多元化思潮传播提供合理性的外衣和契机，而主流价值观在对事实的解构中却消解于无形。目前后真相时代在网络上泛起的最主要思潮是由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而来的。这是一种反政府、反权威、崇个人自由，强调所谓人人平等的思潮，通常会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相融合，在涉及到维权、政府百姓关系、学生与学校矛盾甚至社会阶层矛盾时会表现的尤为突出：自动站队弱势群体、同情弱者，刻意制造塔西佗陷阱，鼓吹言论自由、人人平权，对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采取蔑视的态度等现象频频出现。被这种思潮裹挟的青年更愿意去发表极端化的言论，借助小事扩大现在的社会矛盾，借以攻击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是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原本可能起到正向作用的民族主义，都在后真相时代塑造了青年的即兴表达方式，使情绪化表达似乎披上了某种看似合理的外衣，使得青年无法准确意识到夹带这种思潮和价值观的表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参与行为去规范化的影响

后真相时代，真相让位于情绪，网络参与行为不再是单纯的对事件刨根问底、探求真相，而是围绕某件事件展开，想象各种可能和该事件有联系的人物、事件、社会矛盾、政策制度并开展探讨乃至联想。无论何种言论，只要群体认为其情绪是“正确的”，就可以被接受；而哪怕客观中立的意见，只要不符合“正确的”情绪，就可能遭到嘲讽。这种网络参与行为其实是一种网络去规范化行为，会对网络参与者自身、社会和国家产生影响。

（一）对青年网络参与者自身的影响

网络参与行为失范对青年世界观及方法论产生影响。青年参与网络，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与网络信息和网络虚拟人物进行接触、交换信息的过程会对青年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网络空间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被消解了，平面化的结构代替了现实世界的等级结构，同时各类新闻媒体报道可以使青年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深度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乃至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去。但是后真相时代产生的情绪优先真相的特点，使得青年在利用网络了解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在歪曲的世界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方法论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网络失范行为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产生影响。网络作为新的教育载体、教育环境，应该承担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但是主流价值观的灌输和传播在“后真相”时代被掺杂“虚伪”和“欺骗”的信息流所解构和消散，引导舆论的往往不再是正能量，而是非理性宣泄、情感式话语和激情化语言^[5]，群体极化现象又增加了青年走向极端表达的可能性。例如“后真相”时代泛起的民粹主义，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借助情绪渲染重新抬头的历史虚无主义，歪曲、解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挤压爱国主义言论空间，给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塑造、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对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这方面，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主流媒体要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点都不能含糊。”尽管中央对主流媒体提出了引导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但是在“后真相”时代，舆论中的言论观点所具有的积极与消极混杂、正确与错误交织的特点，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挑战。

舆论的爆发往往从小的矛盾开始，在矛盾发展过程中，舆论的参与影响了矛盾双方的态度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甚至出现“按闹分配”“越闹越赚”的现象。后真相时代助推网络“按闹分配”取得效果的同时，不禁令人思考解决舆论真的是解决矛盾吗？“按闹分配”真的是公平正义吗？也许公布一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可以平息一件事情的舆论、缓和这一事件中的矛盾，但是深层次的矛盾仍然存在，而处于后真相时代的青年又有多少精力能够深入挖掘到这些真正的矛盾呢。当公权力部门忙于救火堵漏时，就会分散研究、解决社会实际矛盾的精力和财力，只要社会矛盾依然存在，那么类似的“翟天临事件”依旧会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

 

三、后真相时代青年网路素养的重构路径

后真相时代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参与其中的每一个青年的思维方式，消解了主流的网络素养价值观。因此，重构青年网路素养、让主流意识形态回归、让现实的正确价值观引导虚拟空间是很有必要的，其重点在于规范青年网络参与行为。

尽管很多学者对于青年网络素养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路，很好的解释了青年网络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网络素养构建的思路。但是笔者认为，青年网络素养教育，归根结底其实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6]，在后真相时代，重构青年网络素养最首要的是转变青年网络参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相关部门在线上线下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和高度构建网络素养教育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一）青年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需要构思教育内容

网络素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领域，必须始终坚持在此类教育中融入党的思想，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完善教育内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缺少网络素养教育这一环节，导致青年在参与网络生活时（或者在其具备了融入网络讨论的条件时），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没有清晰的网络环境认识，很容易在网络生活中，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的背景下迷乱在网络情绪潮流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于使网络素养教育出现在课堂上、出现在校园中，唤起青年对于网络素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激发青年人对接受网络素养教育的需求。

网络素养教育需要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可以让青年理解世界是存在着矛盾的，青年应当用分析矛盾的方法论看待社会事件，理智参与社会舆论讨论。当青年能够理解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时，便掌握了一双可以透过情绪迷雾观察事物本质的眼睛，就可以在网络舆论讨论中不被情绪洪流带偏，并且能够发出理性客观的声音。

网络素养教育需要融入政治观教育。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表达中夹杂着社会思潮的泛滥，而新自由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打着自由、平等、公正的旗号出现在网络上。后真相时代背景下，这种思潮产生的话语看似理性，其实是在伪装下消解政府公信力的一种武器。政治观教育必须融合网络素养教育，用网络上的实际例子和中国历史、国情去对比，用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去阐释政策，去破除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让青年认清网络错误思潮话语体系、手段方法，进而对其自觉抵制。

网络素养教育需要融入道德教育。当今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某种程度上说，后真相时代情绪的爆发和忽略事实的狂欢其实都体现了一种道德的失范。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的网络道德教育让青年人面对网络世界的时候无所适从。网络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青年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需要建设教育队伍

合理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教育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充当着先锋队的角色。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各地教育工作部门和高校要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主动建设、相对稳定的要求，建设一支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强、熟悉学生上网特点的网络管理工作队伍。”

在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建设中，思政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教师和辅导员处于第一线和极端重要的位置上。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队伍。”笔者认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青年网络素养教育队伍，最重要的是让教育者先受教育，通过教育使其保有过硬的政治素养、突出的专业素养、高超的育人素养。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认真深刻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进而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同时，“信息爆炸时代”和网络素养教育的复杂性也要求教育者及时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满足网络素养教育的要求。此外作为教育者，最终要将着眼点落在教育学生上，当代青年的网络参与行为特点与其自身特点迫切需要教师转变自身理念，遵从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照学生的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网络育人素养。

除了教师队伍之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理应承担起捍卫、传播舆论真相的责任，也应当承担起学校之外、社会之中的网络素养教育的责任。党员干部是党员群体中的先锋队，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提高自身网络素养，使自身形象在朋友圈、微博上立得住；同时要弘扬网络正气，扩大正能量影响力，推崇公平正义，使老百姓看到合理妥善解决问题的希望；还要虚心听取意见，积极调研社会需求，百姓期望，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构建良性互动网络问政生态。

（三）青年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需要创建清正环境

网络素养教育需要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强化教育。这要求学校、社会、媒介联动，为网络素养教育创建现实的风清气正的现实环境。

学校需要构筑青年网路素养教育的第一线阵地。青年形成塑造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最主要客观环境是校园环境，学校的教育者、行政人员和学生应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基于主流思想又兼容校园精神的和谐校园环境，筑牢抵御不良思想侵袭的堤坝。

社会需要践行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倡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职能。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提供民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并且积极回应民众疑问，打造服务型政府而非权威型政府；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并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及时做到网络执政、管理网络参政议政，对网络失范的媒体或个人采取相应处罚措施。有关政府部门应当更加公开自信地融入网络中，以网络监督促进完善自身执政规范，同时又监督网络促进媒体完善自己媒介素养，两手抓、两手硬，形成良性循环，塑造政府、媒体、民众三方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共同构筑社会稳定安全阀门。

媒介需要在后真相时代构建联动体系，用强有力的舆论矩阵传播真相，扭转后真相时代情绪和真相的错位关系，营造正确的新闻传播环境。媒体系统应该承担舆论联动反馈体系的建立，同时更多地与研究机构、智库合作，共同承担对真相的深入挖掘、对矛盾本质的探求，回归媒体所应承担的本职的责任，从而在媒介传播中服务于网络素养教育的要求。

（四）青年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需要重新参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网络素养教育的重构最终还需要回到使青年群体重新参与网络实践的过程中。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是青年，深度参与网络生活的、表达最活跃的依然是青年。可以将青年在接受相关教育后重新融入网络环境的实际表现以及在接受相关教育时的网络实践行为作为一种检验网络素养教育的成效、巩固网络素养教育内容的方式方法。青年同样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和反思过去的舆情事件，并参与新的舆论事件，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促进青年将网络素养教育知识加以“内化和外化”^[7]，在网络中形成一种有理性客观，有理论功底的群体声音。这种从网络中来，形成理论，再反馈到网络中的教育方法势必会为网络素养教育理论不断完善和创新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作者简介：尹　航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生

　　　　　刘武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硕士生

 

 

参考文献：

[1]马立诚.民粹主义急流涌动——民粹主义思潮[J].文史月刊,2012(12):73-80.

[2]茆家焱.试论“后真相”时代的大众心理——来自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解释[J].传播力研究,2019,3(21):265.

[3]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赵丽涛.“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9(05):11-16.

[6]阎驰骋.讲好网络文明“故事”提升青年网络素养[J].人民论坛,2018(26):118-119

[7]许安琪.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研究[D].西南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