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关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若干思考

摘要：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面对当时学员素质良莠不齐，陈腐思潮甚嚣尘上的不利局面，提出并实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突破了旧文化的桎梏，促进了新思想的萌发，对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教育文化界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要科学认识这一理念的边界性、立场性和局限性，一方面继承发扬这一宝贵理念的真理性价值，一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勇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时代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作为北京大学重要的办学思想之一，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促进了北大思想的活跃、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使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发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已经与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相融合，成为北京大学坚持秉承的学术精神和北大人的独特精神标识。

在回溯时代背景、考察历史细节时可以发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在民国初期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的文化教育领域，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空间。在回应了特定时代提出的教育问题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边界性、立场性和局限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也应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久远和近年来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隐蔽化复杂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被有意无意地曲解和误读，一度出现了与其本意相偏离的现象。有鉴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探析并阐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内涵，对北京大学厘清文化脉络，传承优秀传统，进而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提出背景

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对于各家学说，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这被认为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来源。

（一）旧文化的桎梏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随后窃取革命果实，于3月10日就任临时大总统。5月3日，民国教育部颁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任严复为首任校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依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局动荡、经济凋敝、观念陈腐，北京大学面临教育思潮、学员素质、办学经费等各方面的挑战。

为了给复辟帝制做思想准备，袁世凯在1915年1月颁布的《教育纲要》中，强调“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2月颁定的《教育要旨》，进而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等七项要求，确立了“尊孔法孟”的封建教育思想。可以说，尽管清政府倒台，但“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的“钦定旧教育”思潮仍为世人普遍接受，思想观念依然陈腐。

由于沿袭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风气和制度受清末积弊影响很深，学员均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诚如蔡元培在自述中回忆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2]。官僚主义作风在学员和教师中十分盛行。

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实行军阀统治，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学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在严复为维系学校生存而被迫辞职后，校长更替频繁，更加剧了学制和管理的混乱，以至于被当局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3]等理由多次要求合并或停办。尽管胡仁源在任校长后拟定《北京大学计划书》^[4]，通过规划整顿扩大了学校规模，聚集了一批知名教授，但办学整体上依然步履维艰。

（二）新思想的萌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封建君主专制的彻底破灭，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甚至出现了袁世凯、张勋等逆流复辟的情况。新式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为了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必须要在文化思想上铲除封建思想的根源,通过普及民主共和观念来唤醒国民。为此，由陈独秀、胡适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学者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在以“四提倡，四反对”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批判了孔教纲常伦理，大力提倡“科学、自由和民主”。如李大钊称：“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5]胡适称：“争你们的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拟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6]在封建思想盛行的当时，作为与之对抗的全新思潮，高举“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与封建思想产生了剧烈对抗，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三重理解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旧学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扎实的旧学基础；还多次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考察，涉猎了诸多先进的学科领域，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文化知识；再加上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所处的时代特征和阶级立场，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内涵的多样性。

具体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教育层面、学术层面和价值层面。

（一）教育层面

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认为，教育应当发展独立的人格，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为人类文化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制造一种利用的器具，为抱有他种意图的人所使用。“利用的器具”虽然过于功利，而“独立的人格”却具有超世俗性。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各种革新措施的目的，就其本意而言，是要让教育从专制政治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本位^[7]。

1918年12月间，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蔡元培系统地阐述了办刊与办学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引证《礼记》、《中庸》上的语句，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容，道并行而不相悖”来形容大学。他还用人身作比，说“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声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8]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理想状态，并不符合客观现实，与蔡元培新学时期所信奉的进化论也颇有矛盾之处。但这其实只是用当时思想文化界人所共知的儒家经典理论为西方近代“思想自由之通则”做个注脚而已。对蔡元培来说，思想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更是科学思想萌发和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石。

（二）学术层面

蔡元培在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9]在共同研究学术的过程中，少不了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驳诘辩论，“然亦宜平心以求学理事理之关系,而不得参以好胜立异之私意。”^[10]这是因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即便是非分明了，也当平心静气，不可掺入“私意”。这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谦谦君子”之风的肯定和期许。既然“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就有它们并存的合理性，这样才有学术繁荣，这无疑需要广泛的包容。他曾举例说，“如今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12]在这里，蔡元培既是阐释了学术不同于政治与战争，并无敌我之分，只要言之成理，就有人会诚心相随的道理，也体现出学术与真理无国界的可贵思想。

（三）价值层面

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模糊是非的不加取舍，而是有条件的自由与宽容，条件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早已被历史和社会淘汰的没有价值的糟粕。在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中，蔡元培也体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与价值选择。他经常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同儒家的义、恕、仁进行类比，坚决反对在教育中尊孔读经，同时他又避免直接批评孔子学说,并在一些文章中赞扬和阐释孔子学说。从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对“五四”某些倾向的反思中，可以看出蔡先生的学术远见，他反对的是独尊孔教的专制思想，他赞扬的是继承学说的学术价值。这就是说，他的倾向性不是建立在盲从和偏激的基础上，而是缜密地思考和审慎地研究的结果，所追求的是人性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客观上为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之门——民国初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新文化”处于“在野”的地位，被很多人视为“异端”。所以，“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有助于破除专制统治者所推行的“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的藩篱，使新文化的传播合理化，为“异端”的新文化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根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之思想家”，“基于纯正研究学术立场”，有研究他的思想的自由。^[13]得益于“兼容并包”思想下北大宽松的学术氛围，“五四”运动后，北大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基地：李大钊除了积极地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在政治系、历史系和经济系开设课程或讲座；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都得益于蔡元培的民主思想和保护态度。由此可见，蔡元培无论在价值倾向还是办学实践中，都致力于社会进步和学术繁荣，绝非毫无原则地绝对中立。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意义

（一）历史贡献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北京大学扭转了“声名狼藉”的社会声誉，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同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很好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教育问题，在客观上，促使北大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具有特殊的时代贡献。

1.为新思想的传播网罗了大量的人才

在接手北京大学后，蔡元培决心整治学术气氛沉闷、官僚主义盛行的风气，“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改良之计划，亦次第著手”。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指导下，蔡元培在用人上网罗各家，提倡唯才是举；在治学上鼓励争鸣，提倡学术民主；在管理上改革机制，提倡教授治校。除了延聘在胡仁源时期就在北大任教的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有真才实学的旧派学者，蔡元培更全力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杨昌济、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渊博学识的新派学者，“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风起，遂大流行”^[14]此外，还破格提拔了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和没有大学学历的钟观光。一时间，新老两派人才齐聚北大，为北京大学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2.为新旧观点的交锋提供了公平的战场

对于学校内部，蔡元培认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一主张给新老思想提供了正面交锋的舞台，使北京大学的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在客观上，依托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界的重要地位，为新派人物构建了更高的发声平台。

对于学校外部，蔡元培面对军阀混战、朋党比周、孔教盛行的社会现状，为了教育与学术更好地发展，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观点，主张教育应当独立于政党和教会之外，反对军阀派系肆意干涉教育事务。

3.为学校独立运转确立了机制的保障

初到北大之时，蔡元培就着手建立了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及教务处、总务处等机构，开展制度改革，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如1917年秋成立的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由校长、各科学长和各科分别选出的两位教授组成，有权审议和决定学科的位置和建立、制定重要规章制度及经费预算等职能。通过一系列变革，北大实现了教授治校，避免了北洋政府行政权力对学校的过度干预。

（二）时代特征

1.“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边界性

早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期，蔡元培就认为“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15]。1916年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在就任北大校长时他对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等三项要求，重新对大学和大学生做了定位，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

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存在着明确界限的。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指出：“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可以看出，教员应以学诣为主，授课内容需“与政治无涉”^[16]。

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不意味着个人行为的完全自由。例如，对于民国初年风起云涌的学潮，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此前也试图劝阻学生因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发动的游行。对于“五四运动”，尽管蔡元培并未全力阻拦，但他却预见到今后的北京大学“将不易维持纪律”^[17]，也因担心“个人且将由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在营救被捕学生后，被政府免职后“不可以不速去”^[18]。后虽经学生挽留而回归，却发文“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立场性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个人立场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提出也密不可分。

对于以“法孔孟”为核心的封建复古主义，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对于白话文，蔡元培坚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面对林纾等旧派人物的攻击，蔡元培称“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极力为北京大学、新文化、新思想辩护。此外，蔡元培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组织发起了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入会条件，与封建社会之浊流斗争。1920年2月，蔡元培不顾封建卫道士的仇视，力排众议接受3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随后于当年暑期招募首批9名本科女生，在北大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尽管蔡元培自述称“在学术上素信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作为兼受东西方教育的学者，他对于新文化却有着鲜明的支持态度。“兼容并包”在当时也有着很明显的策略色彩，对于新旧文化，蔡元培是“兼”中有“偏”的。“兼”显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和学养，而“偏”则显出一个教育家的眼光与胆识。事实上,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地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局限性

进入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依然动荡不安，但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已经开始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并逐步树立了教育救国的主导思想。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曾致函汪精卫称：“吾人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9]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教育救国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打破封建文化桎梏，发展近代高等教育，回应当时救亡图存问题的答案。

但除教育家外，蔡元培的另一个身份是革命家。他自述称“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议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20]可见面对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作为革命家，蔡元培认为“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也”，希望通过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分子，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可以说，因反对清政府统治的立场，其早期的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革命功利主义色彩”^[21]。

尽管蔡元培身体力行地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但受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限，不得不有所妥协。对于教员个人道德，蔡元培表示“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毕竟“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22]这种“唯才是举，不论德行”的选人用人标准无疑是不符合当代社会的道德要求的。

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新时代启示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3]事物本身和作为对事物反映的思想都在历史的“过程”之中不断变化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求索，我们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迈入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面对国际局势、时代潮流、教育格局的深刻演变，教育工作者既要珍惜历史机遇，努力奋发有为；更要心怀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扮演着“排头兵”和“风向标”的独特角色，更长期处于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交锋的前沿一线，为国内外所瞩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考察、座谈和回信等方式多次与北京大学师生交流，对北京大学发展给予深切关怀和殷殷厚望。作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要深刻意识到学校的独特地位，一方面自觉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置于新时代的坐标系上科学理解、正确理解，赓续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一方面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勇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一）坚持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需要相结合

一所卓越的学校，应该已经和正在为民族和人类作出杰出贡献，应该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应该产生推动国家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未来技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营造宽松包容的大学氛围，从而为新旧鼎革之际的中国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事实上，在蔡元培的教育和革命实践中，处处可见他对世界大势与国家前途的思考。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对青年学生做如下寄语：“复兴民族之条件，为体格、智能和品性……还不能不有赖于最有机会的人——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来做榜样了。”^[24]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的夙愿，也是自建校以来历代北大人念兹在兹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度评价教育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没有哪一项事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都离不开教育和人才的支撑，也都离不开高等院校的参与。北京大学拥有41个“双一流”学科，文理医工均衡发展、学科体系完备。作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分析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充分结合学校雄厚的学术基础和科研实力，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传承并发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营造宽松学术氛围，引导广大学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不断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努力让北京大学的教育成果同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教育基础。

（二）坚持与社会主义大学根本任务相结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固然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根本，但“容”“包”的前提和对象仅限于“学术”。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在以此为指导改革北大弊政时尽管对学术争鸣颇为宽容，但在封建陋习方面仍然侧重约束引导，不过是限于当时国情，只能软性倡导以期逐渐向好。如今，民国时代政权四分五裂、守旧势力强大的社会基础已然不复存在，在新时代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加要拧紧思想“总阀门”，常鸣政治“警示钟”，将文化糟粕和错误思想拒之于象牙塔之外，让祖国的未来在正气清风、科学真理中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既是价值判断问题，又是无须争论的问题。^[25]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既要认识到聚天下英才之幸，更要锤炼好育天下英才之能，要努力扮演好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关键角色，担负起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德树人，共同擦亮马克思主义这一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引导广大学生在博采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之长的同时，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让理想之光、信念之火闪耀青年的奋斗之路。

（三）坚持与北京大学光荣传统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北京大学是在19世纪末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诞生的，自创建之日起就寄托了爱国进步人士兴学图强、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一百多年来，在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续奋斗、凯歌前行中，北大师生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时代主题，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北大特色的光荣传统，书写了不朽的精神诗篇。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传统是激励我们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不竭动力。

我们要大力发扬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发挥北大的学科优势，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要大力发扬北京大学紧跟党走的光荣革命传统，切实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中心任务，结合师生的思想实际，通过扎实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将广大师生最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要大力发扬北京大学与工农结合、服务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进一步鼓励广大师生深入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学术研究与社会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期待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要大力发扬北京大学民主与科学的光荣革命传统，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言献策。我们还要大力发扬北京大学改革和进步的光荣革命传统，深刻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和挑战，紧跟时代步伐，着力推动发展理念创新，推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式、科学研究重心调整和改革，推动管理方式改进和完善，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校发展，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做出北大贡献。^[26]

五、结语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命题，每一代人都要给出自己的回答。一百多年前，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及其实践在近代中国专制与迷信的夹缝中描绘出一条繁荣思想文化的理想之途。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事业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既要继续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宝贵传统，在校内营造宽松开放的学术氛围，努力形成思想潜能充分释放、创造活力充分迸发的生动局面；也要科学认识这一思想的边界性、立场性和局限性，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努力将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殿堂。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也是对蔡元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简介：李  杨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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