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界怪杰中的宋文坚先生

一批杰出的奇才、怪才，集中在逻辑学界出现，是我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一件有深趣的事。大家比较熟悉的，如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自创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早引进并系统讲授现代逻辑（数理逻辑）的逻辑学家。为眼睛避光，他出外经常戴着一顶仅有帽舌的“帽子”。他是一位性情中人，待人极重感情。年轻时因恋爱未成“正果”，却与对方始终保持情意深厚的友谊与眷念，并终身未婚。这方面流传的故事甚多。又如沈有鼎先生，是金先生最为欣赏的高足。他对《周易》、墨经逻辑和数理逻辑都造诣很深，常有创见。他酷好思考与争辩，却在日常生活上不修边幅，不大讲卫生。常见他穿着一件有些破损且油光发亮的呢子大衣，秃着头顶，却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手拿一把破蒲扇，走路有些跛脚，有时还自言自语地不慎撞上电线杆，说声：“对不起！”人称“在世济公”。他结婚很晚，后经夫人的修饰整理，才变成一位“颜值”颇佳的书生。大家不大熟悉的，如吴允曾先生，他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都十分清晰，英语学得特别好。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给调解当时国共冲突的美国军调处当了几个月翻译，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与沈先生相反，他是经常衣着整洁而笔挺的，但他也不习惯于自己清洗衣被，便时常把待洗的床单包着衣袜塞在床底。他不会缝被子，也不愿请别人帮忙，便用别针将被面与被里别在一起，打开他的被子，便可看到一连串的别针。在恋爱问题上，他与金先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终身未娶，不过他却没有金先生那种保持情意绵长的心态，宁愿寂寥终生，也不愿重修旧好。他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理论，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受到国际同仁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因此从哲学系被调到计算机系工作，并从讲师越级提升为教授，对北大研制第一台高能计算机作出过重要贡献。

为什么一些奇才、怪才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逻辑学界，特别在数理逻辑（现代逻辑）领域？为何怪又往往怪在专业方面的特异才华与生活问题处理不善的重大反差上？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科学？我不懂，只知道它是一门与高等数学密切联系、特别需要抽象思维的科学。用宋文坚先生的一段通俗而调侃式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远离国计民生，远离精神意趣，更远离吃喝拉撒的一门行当。”^[1]人们也许能从这里找到一些解释。

我这里着重要谈的，便是宋文坚先生。比起上面提到的几位先生，他算是逻辑学界的后起之秀，主要成才于建国以后。与前几位不同，他却是一位多面手，既是专业上的高才，又是生活上的能手，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既对哲学系逻辑学科的建设成绩卓著，又对哲学系的办学和集体生活有过重要贡献。

一、六十年来的良师益友

我与宋先生相识，是在1960年，这一年我从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系编译资料室工作。当时的编译资料室，是在系里十来个教研室之外的一个比较特殊而短暂的机构，成立于1958年。之所以成立这个机构，大概原因有二：一是配合教学，需要编辑和翻译一些资料；二是为了安排一些不适合从事教学的人员。因而这里人员的成分就比较多样：有三位原苏联专家的翻译（原苏联专家已撤离回国）；有的是身体有病或有残疾；有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或性格因素，系领导认为不宜于安排教学。宋先生于1954年毕业，本分配在逻辑教研室工作，他之所以转到编译资料室，原因更属个别。

宋文坚先生，山东牟平人，身姿矫健，精神闪烁，为人豪爽。他自幼爱好田径运动，在青岛市读初中时，参加中长跑比赛，数次获得第一名。读高中时，每年都拿青岛市的800米冠军。进北大后，又在北京市和全国运动会的田径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但他说话有些口吃，着急或争辩时，更难于顺畅表达，加上乡音较重，吐字不清，生气时还易带出点“他妈的……”之类的口头语，因此他讲课学生有时不易听懂。这大概就是他被调到编译资料室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逻辑思维却十分清晰，文字表达也十分流畅，这正是这位奇才的怪异之处：口语表达与文字表达的重大反差。逻辑教研室主任是王宪均先生，宋先生本是王先生的得力助手。编译资料室主任是黄楠森先生，宋先生又成了黄先生的得力助手。编译资料室的工作，除了少数人翻译某些有价值的资料以外，大多数人在黄先生的带领下，主要是作马列主义哲学原著的注释。由于经典原著不易读懂，教学中需要某种辅助性读物，消解某些难点。我们主要作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哲学篇的注释和列宁《哲学笔记》的注释。前者的一些片段曾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连续刊出，后者曾在上世纪70年代集结成册，1982年正式出版。由黄先生主编。我参加了后者的撰写和第二次修订工作。宋先生是二者的主要执笔者和修订者。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由于黄先生任务多，比较忙，许多篇初稿都是经宋先生修改、加工的，甚至完全改写。他原来搞了几年数理逻辑的研究，一下子转向马列主义原著的注释，跨度相当大。列宁的《哲学笔记》，主要部分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其中最难懂而需要解释的，正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某些内容。这与数理逻辑又完全是两码事。我刚刚毕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上学时听课时间不多，读书时间更少，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原著，基本没有接触过，只能从头学习，边学边做。虽不敢懈怠，甚至晚上加班加点地读书、学英语，终因基础太差，过于仓促，所写部分，自知质量不够。看到黄、宋二位先生的修改、加工，我从中受益匪浅。我所写的初稿交由宋先生修改、加工的较多。不少部分要由他重新改写，我觉得原来理解得比较粗浅的地方，他理解得深入、透辟多了；我原来读错了的地方，他逐一加以改正、改写，我觉得他改得有道理，一般都使我比较信服。有我发生疑问的地方，他也耐心地与我讨论。他做得确实很认真，文思缜密。有时我见他把刚翻阅过的书页覆盖在桌上，独自沉思一阵，再继续翻阅或写作。这不由得让我产生佩服和感激之情。

宋先生十分重视学习外语。黄先生曾组织室内外语基础较差的人，每周抽出一定时间，集体学习外语。我记得学过一下英语和德语。宋先生上大学期间学的是俄语，他也积极参加这种集体学习。往后他不仅翻译了大量俄文的逻辑学著作，而且能大量研读西方的数理逻辑著作，并从事西方逻辑史的著述。

与一般教研室不同，编译室实行坐班制。十来个人齐聚一堂，在一间大屋子里工作，需要一个比较整洁、良好的环境。扫地、擦桌子、打开水，他总是主动地做。我见他有家务事，而我却住集体宿舍，离编译室较近，便决定抢在他前面，把这些事做了。

系编译资料室大概到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后，便自动解散了。存在时间不过6年，我实际在编译室工作不过两年。如今我与宋先生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从1960年开始，宋先生一直是我至为尊敬的良师益友。

二、鲤鱼洲上的一头“黄牛”

1969年10月，北大领导部门为落实当时的“教改方针”，有2000多名教职工被分配到江西南昌县境内的鲤鱼洲，主要是围湖垦田，种植水稻，办“北大试验农场”，通过“五七干校”式的劳动锻炼，改造知识分子。鲤鱼洲原为下乡知青所建农场。北大从中挪出八千亩地来建设试验农场。一年后又在此办起了北大江西分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一边劳动，一边组织教学。由进驻北大的军、工宣队进行组织、领导。

这里夏天炎热、冬天阴冷，冬春雨多、雪多，道路经常泥泞不堪。起初住的是用竹竿、稻草搭起的大窝棚，吃的是机米饭、粥加咸菜。生活与劳动都相当艰苦。稻田里还有血吸虫，下田干活时，都得在腿上抹上一层油，穿上长筒靴子。

哲学系到鲤鱼洲的约70人。按部队的连队建制，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约130人，合成一个连队（第八连），下分四个排，第一、二、三排为生产排，第四排为后勤排，排长称司务长。司务长负责安排、管理全连的生活。这副担子可不轻，正好落在宋先生身上。大概是见他有一副强健的身子骨，又能吃苦耐劳，善于精打细算。鲤鱼洲锻炼的任务，首先是让知识分子在自力更生的生产劳动中改造思想，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司务长的职责，首先是管好伙食，并想方设法改善连里的生活条件。司务长的工作相当繁杂，没有固定的时间，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宋先生像一头黄牛一样，埋头苦干，四处奔波，而且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改善在后。他让大家住的窝棚从竹竿墙变成土坯墙，可以暖和一些，而他自己却睡在伙房，只有三面“墙”，放锅炉的一面没有“墙”，透着凉风，冬天下雪，雪花从露天处飘入，早上醒来被子上常常铺了一层薄雪。为了改善伙食，补充营养，他经常与采购员一道，去十多里甚至几十里远的镇子或集市采购蔬菜、竹笋、鱼、蛋等副食，用自行车或手推车，满载满车地推回来。有时没有车，便靠肩挑背扛。有一次买鲜鱼两筐，约四、五十斤重，用竹扁担挑，颤颤悠悠，嘎吱嘎吱地沿着大堤返回农场。越走越沉，只好歇歇走走，直到摸黑回来。有一次很晚还没回来，连里派人去找，迎出去好远，夜深了，才把他接回。后来，连里建起了菜园子，自己养起了猪、鸭、鹅、鸡，逐渐有鸡蛋吃了，还腌起了咸鸭蛋。生活条件便显著改善了。猪，是六畜之首，却常常要去几十里外的江西老表那里去买， 把养得半大的买来，再饲养几个月，就可宰来吃。宋先生带领心理专业和历史系的两位教授，成立宰猪专门组，他凭着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观察的心得、记忆，亲自负责拖猪出圈和操刀宰杀，不久便成了这方面的能手，以至附近的连队也请他去操作。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禁自我解嘲地说：“我在江西两年，落下十几条猪命案。阿弥陀佛，求上帝宽恕我这无奈之人！”^[2]

到1970年10月底，由于形势的变化，便有200多名“五七佬”第一批离开鲤鱼洲，返回北京总校。这在连里不免引起某些思想波澜。宋先生后来想起描述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一首歌来：

“五七佬，五七佬，

穿的破，吃的好。

身上披着破棉袄，

躺在床上看参考。

国家大事天天嚷，

一心想把业务搞。”^[3]

1971年7月20日，学校领导决定撤销鲤鱼洲农场和江西分校。8月底9月初，农场和分校人员陆续离场，宋先生坚守岗位，是八连最后离开农场的。离场时，宋先生感到大家都有一种莫名其状的兴奋之情。特别是年逾花甲的老教师和随着父母而来的孩子，更有一种被解救的感觉。宋先生在《旧事•新北大旧事》一书中，专门写下了《江西鲤鱼洲劳动锻炼记》和《鲤鱼洲后的“鲤鱼洲”》，为建国后北大这段校史留下了浓墨重彩、值得珍视的一页。

三、教学科研上的卓越功臣

宋先生最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是在逻辑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

他在中学时期就好学深思，勤于写作，发表过近20篇杂文。1950年，他从青岛考入北大哲学系，随后便经历了北大从沙滩到燕园的搬迁，和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对于燕京大学被撤销的缘由和院系调整的得失，他都有过一番冷静的考察与反思。院系调整后，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归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成了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师资阵容空前齐整而强大。当时改造旧大学、建设新体制的主导方向，便是学习苏联。按照莫斯科大学的模式，哲学系分哲学与心理学两个专业。哲学专业下面分三个专门化：哲学、美学、逻辑学。学生入学后不久便要选择专业，到三年级便要选择专门化。宋先生本来一心想学哲学，对逻辑学并无兴趣。只是由于他的一次逻辑课考了89分，辅导教师便极力动员他选择逻辑专门化，最后他只好勉强“服从分配”。就这样确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他的毕业论文，原来想写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经教研室主任王宪钧先生指点与联系，曾两次向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求教，高先生两次与他详谈，并给他介绍参考书，但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并得到逻辑学大师、当时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亲自指点。金先生认为，作为逻辑专门化的学生，论文的着重点就应在逻辑方面，加深对逻辑的理解。又经过与其他教师的讨论，再三思索，才把题目确定为议论的逻辑力量问题。金先生要求他拟出详细提纲，明确文章的要点，厘清关键的概念。按照金先生的示意，他再次去向高先生汇报改变题目的原因，并向高先生表示感谢和歉意。经过反复修改、加工，最后，他的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怎样使议论有逻辑力量》，发表于1958年第4期的《北京大学学报》。这对他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他往后的严谨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传统的既亲近又严格的师生关系，对比今日的一般状况，是令人感慨系之的。

宋先生1954年毕业后留系工作，分配在逻辑教研室。那时的逻辑教研室，正是群贤毕至、名流云集。数理逻辑方面的大师或专家便有：金岳霖、王宪钧、沈有鼎、周礼全、吴允曾、晏成书等先生，使北大一时成为数理逻辑的大本营。那时宋先生正是师承他们、并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当然，坚守传统的形式逻辑并涉及辩证逻辑的学者也有：李世繁、江天骥等先生。还有侧重于逻辑史教学与研究的汪奠基先生、何兆清先生。由于学术背景、专长和观点的差异，并且大都受过老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或武汉大学等校民主传统的影响，教研室的会议，总是呈现一片热烈讨论、自由争辩的气象，并且显出学者们各自特殊的性格与风采。宋先生富于哲学与逻辑思维的天赋，又特别刻苦钻研，沐浴在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下，更是如鱼得水，学术上的进步很快，尽管有较长时期的中断和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且，金岳霖、沈有鼎、汪奠基、周礼全先生于1956年便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去了，他仍然在逻辑学的教学与科研领域硕果累累、成绩卓著、贡献良多。

首先，宋先生是逻辑学教学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传统的形式逻辑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17世纪前，人们一直沿用这种逻辑，其基本内容至今没有大的变化。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创建数理逻辑。到50年代，数理逻辑才有显著的重大发展，后逐渐形成有众多分支的学科体系，被称为现代逻辑。在宋先生看来，数理逻辑用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方法，处理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它比传统的形式逻辑要严谨、系统和深入得多，并且能应用于其他科学，特别如计算机理论，便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正如宋先生所说：“就分析思维、分析语言说，现代逻辑也远远胜于传统逻辑，现代逻辑还促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学派，分析哲学。”^[4]上世纪50年代，数学领域的主导方向是“学习苏联”，课堂上仍然主要讲授传统的形式逻辑，采用苏联学者斯特罗果维契编写的《逻辑》等书作为教材，内容显得陈旧、落后。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或逻辑教师，视野狭窄，甚至长期不知有数理逻辑。当时金岳霖、王宪钧等先生，是积极倡导数理逻辑、倡导逻辑的教学改革的。宋先生正是这一改革的协助者和推动者。配合教学改革，当时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逻辑教学和科研的实际状况。宋先生除了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长篇连续介绍的有关文章外，还专门翻译了一些苏联的科研论文，并翻译出版了两本苏联逻辑教材：高尔斯基和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高尔斯基的《逻辑》，书的作者均与斯特罗果维契一派有分歧，是赞同数理逻辑的，并叙述了数理逻辑的历史。这不仅促进了系里的逻辑课程的教学改革，而且对国内整个逻辑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随后因政治运动的连续发生，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有近20年陷于中断。直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宋先生回到刚恢复的逻辑教研室。在全国第二次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先生提出“吸收近100年来逻辑发展新成果，实现逻辑课程现代化”的要求。为此，宋先生主译了苏联1977年出版的一本讲数理逻辑的教材，书名是《形式逻辑》，并组织和参加翻译了美国出版的两本教材：《逻辑导论》和《符号逻辑》，对国内编写改革教材，颇有参考价值。同时，他还在系内外开设普通逻辑的课程，协助王宪钧先生进行课程改革和新教材的建设。1992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新逻辑教程》，既比较系统地讲授了现代逻辑的基础知识，也保留了传统逻辑有实用价值的精华部分。他还应约主编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学哲学丛书》的逻辑卷，即1998年出版的《逻辑学》，受到逻辑学界和爱好逻辑者的重视与好评，被视为“国内一本较优秀的逻辑教材”，获中国逻辑学会第一届优秀成果奖中的“优秀教材一等奖”。

其实，宋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逻辑史。为什么选定这个方向？他说：“我觉得深入研究西方逻辑的历史发展，对于了解什么是原本的逻辑，对于人们形成正确的逻辑观念，是极为有助有益的。”^[5]199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西方形式逻辑史》，该书是王宪钧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逻辑丛书》的第一部，该丛书获中国逻辑学会的著作成果一等奖。他参与编写了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西方逻辑史》中的中世纪逻辑部分。在编写过程中，他体察到，那种把中世纪看作基督教黑暗统治时期，哲学和逻辑完全沦为宗教奴婢和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逻辑在中世纪有过很好的研究，指代学说、推导理论和悖论研究，都是那时的重要成果。”^[6]同时，他对国内中国逻辑史和辩证逻辑的研究，也很关心，并怀着兴趣，发表了不少文章，提出不同凡响的独自见解，参与全国性的讨论和争鸣。

宋先生对哲学系和逻辑教研室的一个重要贡献，还在于，从1977年开始，创建了哲学系的本科逻辑专业，而且是从理工类招收本科学生。这便使哲学系有了三个本科生专业：哲学、逻辑、宗教。哲学专业每年招生，逻辑和宗教专业则两年招生一次，每年轮换招。以前每年的逻辑硕士研究生都招自各大学哲学系，入学时数学和逻辑的基础都很薄弱。只有办起本科逻辑专业，加强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训练，学生毕业后作硕士研究生，才有较高的起点。宋先生1996年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后，关于建立新的逻辑专业的申报，很快得到王宪钧等先生的积极支持，并得到学校和国家教委的批准。逻辑专业的本科生要学四门高等数学，还要学八门逻辑课和三门计算机的课程，为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是北大培养人才的优胜之处，也是宋先生的显著业绩。

在王宪钧等先生创建逻辑教研室的基础上，宋先生又特别注重吸引和培养人才，建立了一个队伍齐整、力量精干，堪称全国一流的逻辑教研室。除他以外，教研室成员都是中青年一代，年富力强，富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与能力。他们能开出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现代逻辑的课程，形成了一个学风严谨、人品端正、奋发有为的学科群体，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发挥着显著的引领作用。

总起来看，宋文坚先生这位奇才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语言表达的障碍，地方乡音的浓重，与他逻辑思维的清晰，文字表达的流畅恰成鲜明的对衬，所以，听他讲话、发言与看他文章、著述，感到判若两人。第二，在教育、科研事业上，只要是需要或分配他的任务，他总是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干得十分投入，十分给力，而且谦虚谨慎，善于团结他人，因而总能干出显著、卓越的成绩。第三，在行为品性上，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并且性格爽朗，好仗义执言，或秉笔直书，有“宋大砲”之称。但他从不谋取私利或张扬自己，而是为他人谋取正义、公平与合理。逻辑教研室有一位才华洋溢、讲课效果极好的教师，不幸英年早逝，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宋先生突然当场嚎啕大哭。正是“真情畅遂,一片天机”，当场深深地震撼着许多人。

 

 

作者简介：张翼星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参考文献：

[1][2][3][4][5][6]旧事•新北大旧事[M].北京：时代文化出版社，2013:112-113,291,303,314,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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