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四种启示

摘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也是当前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仍处于活跃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其理论成果自80年代起在国内学界得到译介，经过数十年的传播、研究与对话，今天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学派对中国学界的启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二是理性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三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四是从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

关键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政治哲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也是当前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仍处于活跃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方法见长，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重提剥削、阶级、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议题，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上不懈探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无怪乎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鲁·莱文（AndrewLevine）将其喻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自80年代起在国内学界得到译介，经过数十年的传播、研究与对话，今天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具体的人物、思想、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有必要对这一学派所带来的启示做一种总体性的反思，以利于总结理论成果，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为清晰、自觉的批判性认知框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将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作“分析的”，源于其独树一帜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或方法，它对中国学界最重要的影响也正表现于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在英美地区占主导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例如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等，也包括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方法，例如一般均衡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这些方法的目的皆在于使思想和理论更为精确，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动机，其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Roemer）有过如下表述，“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盛衰无常，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断言让人半信半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一种方式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话语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第二种方式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根本错误的并予以抛弃；第四种方式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这样，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使人们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阐发的合理内核。……这就是我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的意识基础。”^[1]也就是说，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诞生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若以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视之却存在粗糙之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明晰性、逻辑性和论证性的研究方法一经传入国内学界，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他们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将分析哲学和现代最前沿的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去，对于缺乏分析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迪。^[2]陈学明教授和俞吾金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中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当代研究者，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者，大多缺乏分析哲学和逻辑研究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从他们对英美分析哲学的冷漠态度中也可见端倪。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对欧洲大陆哲学家那种模糊的语言风格却情有独钟。这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老是纠缠在枝节上，在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理论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3]俞吾金教授还指出，国内学界发表和出版的大量论著，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分析，许多论著都呈现一锅粥的现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所注重的细致分析和精密论证是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当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学者，应当将分析方法引入到研究中去。^[4]近年来，国内自觉运用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多，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甚至能够直接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对话和“过招”，例如，段忠桥教授最近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Wood）就著名的“伍德命题”所展开的辩论可谓是一次分析方法的精彩较量。^[5]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虽然给中国学者以分析方法和路径的启示，但这一学派对辩证法的拒斥却遭到严厉批评。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辩证方法不仅不会损害思维和理论的清晰性，反而会使理论的表述更为准确和清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辩证逻辑的运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分析”反对“辩证”，以形式逻辑反对辩证逻辑，所以只能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作静态的分析，而无法说明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6]

二、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理性认识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旨趣在于为社会主义寻求实现路径，其创始人科恩（G.A.Cohen）^①曾开宗明义地说明过这一学派所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来说，甚至更具体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7]

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和策略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辩论，这一方面的成果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罗默、施韦卡特（DavidSchwickart）、佩弗（RodneyPeffer）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正面的理论支持和启发；另一方面，科恩等人对市场缺陷的反思与批评也促使国内学者对市场形成更清醒和理性的认识。科恩着重指出过市场在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市场的分配机制是不公正的。市场虽然取消了社会特权，完全依据人们对生产的贡献来进行分配，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原则，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8]换言之，从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来看，市场的分配方式是有缺陷的，它也许能取消特权所导致的不公平，但却保留了由于对人的天赋能力的不同所有而导致的不平等，按劳取酬的市场分配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二是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理性自利的主体，这意味着市场的动机是自利的。这种自利精神与社会主义的互助和团结风尚之间存在张力，并可能破坏平等和共享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价值。因此，市场只应当具有工具主义的价值，不应当被看作最终目的。^[9]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的确有一些中国学者如同科恩所说，“被迟来发现的市场的工具主义价值蒙上了眼睛”^[10]，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恩作为一个拥有成熟市场机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深刻揭露的市场的种种弊端，给予了中国学界以警示和启发。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市场分配原则应当向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看齐，对市场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分配结果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11]也有学者认为，科恩对市场动机的反思，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培育良好的主体动机，这实际上与中国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同步发展的观念是相一致的。^[12]还有中国学者指出，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保持市场在信息和调配上的优势时，又消除它在分配上的不公平结果？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应保持市场充分利用信息的特点，但同时也要尽力将市场的副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比如培育人们相互帮助的义务感，利用税收措施促进分配平等。^[13]

三、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坚持和捍卫

在最初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更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视角下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随着研究深入，他们认识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成果。例如，后期中国学界对于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科恩的学术成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发现他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之内，他还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公认的重要理论家，是研究、伸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学术共同体中最活跃、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之一。”^[14]于是，中国学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逐渐溢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开始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作为西方左翼政治哲学的代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彰显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使中国学者更全面地看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整体图景，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在其中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上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也产生了贫富差距等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国内学者开始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加上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影响，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然而，从国内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版物来看，学者们早期关注的都是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麦金太尔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家却很少涉及。

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加强，人们发现，这一学派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主要理论都做过深刻的批判，并在批判中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才是中国真正应当诉求和借鉴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提醒了中国学者，诺齐克基于自我所有命题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发起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所容忍的那种不平等也是不正义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不仅要消除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而且要消除自然禀赋所造成的不平等。于是，中国学者在政治哲学研究中逐渐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列为与罗尔斯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相抗衡的一极，这不仅使他们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图景有了更全面深刻地把握，而且有助于他们坚定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如同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看到了当代自由主义公平正义口号下所掩盖的不平等、不正义实质”，而且“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痼疾以及继续缜密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途径的可能”。^[15]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且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日渐淡化的情况下，若考虑到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伴随的当代西方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全球化，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来说，梳理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16]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建树“虽然直接涉及的是西方国家现存的种种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深化了对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而后者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有积极的作用。”^[17]

四、从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

20世纪90年代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重心整体转向了政治哲学，这一转向启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公平、正义等长久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受重视的问题，并致力于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辩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并不重视公平正义等规范问题，如同科恩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所描述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样，他们从未认真审视过平等、正义等问题，而是把精力集中放在支撑这些价值信念的物质外壳上。在他们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最终会实现经济上的平等，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研究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可欲性。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却指出，当今西方世界中的深刻变化已经使得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得以实现的两大事实断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不再明晰，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需要在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上得到重新确证。这种观点给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种提示，“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平、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18]

一些中国学者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后，“试图挖掘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被忽略的规范性理论资源，致力于重构一套可以取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左派平等主义正义论，并力图澄清当代社会主义者所信奉的未来美好社会的规范性基础”，这种努力体现了英美左翼学者在苏东剧变之后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前途命运的反思，这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学说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的体系，前者是科学的解释理论，后者是价值评价的规范理论。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科学理论与为社会主义辩护的道德理论不仅不冲突，反而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效用。^[20]正如某位中国学者所说，“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它在规范和价值上的正当性是两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常常是以前者覆盖后者，致使正义、平等、权利等规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处于边缘化状态。”^[21]当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然察觉，他们在时代热门的政治哲学领域中不能一直处于失语的境地。社会主义平等目标的实现，不仅应寄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应有正确理论的引导；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厘清当今各种竞争的平等理论，并且恰当地表达自身的平等观。^[22]虽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赞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转向政治哲学的呼吁，但他们并不同意这一学派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在中国学者看来，由于拒斥了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毫无联系、截然对立的存在，无法理解旧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社会因素”，因此才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并不在资本主义之外，而在资本主义之中，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社会主义萌芽的表现，是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趋近。^[23]此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虽然为社会主义作道德辩护是有必要的，但平等目标的实现在根本上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等物质基础，而决不是仅仅靠道德论证和正义诉求等抽象观念就能达成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过多地寄托于规范路径之上，基本放弃了对物质基础的探寻，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马克思主张的平等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忽视物质基础而强制实施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虚假的平等以及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疯狂压制所带来的生产的萎缩和普遍的贫困。^[24]

综上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学界的启示主要有四方面：第一，这一思潮所坚持的分析方法和所倡导的清晰严谨的研究风格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理性思考与探索给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启迪；第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批判及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理论建构有助于使国内学者在当代政治哲学的整体图景中找到定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第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平等、正义等规范问题研究，并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辩护。但是，在这些总的影响之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拒斥、对必然性命题的怀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和对规范路径的过分依赖都应得到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批判。

 

 

作者简介：李　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注释：

①本文正文和文献中出现的“科恩”“柯亨”“科亨”皆指同一个人G.A.Cohen，这是因不同文献的译法不同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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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些因素包括：资本社会化、企业管理民主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累进税制、民主政治和公共教育、工人的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等。李旸.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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