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校“思修课”改革现状与前景

摘要：文章以北京大学为例，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课程设置、时代根源等不同方面分析“思修课”的开展现状和亟待改进的原因，并探讨了高校在“思修课”改革过程可尝试的不同改革手段。

关键词：思修课；高校；改革

一、“思修课”在高校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017年5月11日，教育部党组审议通过《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并强调“大调研、大提升、大格局”，坚持调动师生、凝聚合力、集中攻坚、增强获得感，满足青年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总体方案》针对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制定，经过近年来的理论改革和实践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不高的问题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有效的改进，各地教育工作者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改进，如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的“别笑我是思修课”，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10多所院校共同建设的“思修课”慕课课程等等。“思修课”是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后认识社会的方法论，是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教育，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改革面向。在2017年11月3日举行的北京高校学生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展示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润枝指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今天我们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少年强则中国强”的道理已深入人心，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思修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课程内容相对灵活的一门，其课程内容对于授课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课程体系如何改革也成为了高校课程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二、高校“思修课”现状探讨

“思修课”全称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该课与“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三门课共同组成高校的政治必修课。其中，“思修课”不同于已有较完整话语体系和研究架构的其他三门课程，其课堂讲授方式、学生课堂吸收率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

（一）高校“思修课”现状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过去的几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与当下强盛国力相对的，是我们所背负的屈辱的近现代史。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背负着作为半封建殖民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背负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深深根植于的我们思维逻辑之中，也体现在我们对于历史的书写当中。当下高校同学们所使用的“思修课”最新修订本最初版本出版于2006年，编写者是2005年成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编写组。尽管经过多次修订，但“思修课”与社会发展关联密切，时代变化日新月异仍然给教材编写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尤其需要反思的是，面对不同的国际局势与社会环境，中国正逐步转变赶超逻辑，不再专注于进步的发展逻辑，而是真正探讨人类的命运与发展，这样的变化与决定性转型想要体现在教材的内容中是相当困难的。

（二）“思修课”现状原因探讨

“思修课”的课本总体上来说重道德轻法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中，除去绪论、结束语和后记共有七章，其中只有第五章“领会法律精神理解法律体系”和第六章“树立法治理念维护法律权威”涉及系统的法律内容，而剩下五章均为道德教育。此外，这样的教材编写安排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拥有其较为完整又相对繁杂的体系，对于法律体系的普及难度远远大于对于法律意识的普及难度，而后者在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前者。除此之外，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现状也增加了高校中法律知识的普及难度，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早已论述过中国人不擅长诉诸法律的特征。费孝通曾将道德定义为“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1]，认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注重个人而非团体，其道德基础为“克己复礼”，和西方传统观念中的“公民社会”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团队观念相当弱。

教材编写时，编写者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指出“思想道德与法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思想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虽有所不同,但都属于社会规范范畴,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相辅相成,服务于同一目标,即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促进健全人格、优秀思想品德的形成。”[2]但更加复杂的情况是，思修教材上所讲的道德源自于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道德体系，此种体系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看似运行良好但又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张力。在思修教材上，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方两种道德观念之间的碰撞和张力，这种观念的参差和复杂并非独存于课堂之上，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为了增强自身国力不必落后挨打，我们用抛弃自身文化的代价赢来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现代文明，但同时，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仍然没有完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而这也意味着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人们在行为方式和集体潜意识方面有着难以消弭的纠结。

传统认知导致偏见。尽管针对“思修课”的改革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大学生对于“政治课”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参与课程仍然存在抵触心理。这样的偏见心理导致大学生很容易错过改革后“思修课”中的“亮点”。“思修课”对于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从“知法守法”两处着手。“知法”是在非法律专业大学生对于系统法律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所进行的科普性教育和猎奇式理解，比如不能抄袭他人知识成果等等；而守法是则将重点放在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法律”或者说刑法的层面上来讨论。而在大学生普遍认知中，“思修课”对自身的生活并没有实际帮助。

“大道理”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思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提高自我修养的课程。作为一门人生“基础”课，本课程力求为各学科学生今后的人生打好基础，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精神食粮，引导学生处理好道德与法律、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纪律、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作等的关系，促使学生思考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生追求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课题。[3]“思修课”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务虚”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又并不能在课程中同时涉及哲学的形而上思考，这导致有些教师照本宣科，如只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对西方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西方思想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大学生对于求知的愿望和对于理论的理解水平是需要被进一步评估和探讨的，但这样的教材安排也导致了大学生某些时候遭遇“课本知识无法说服我”的困境。

互动课堂性质和学生数量多之间的矛盾。经过以上对于“思修课”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思修课”重启发、讲“体验”，“认可”远比“了解”重要，因此课程应当建立在以启发和互动为主、单向灌输为辅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针对学生们的不同反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引导。而目前高校的“思修课”普遍以大课为主要的课堂形式。张蕖在《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习兴趣的调查与研究》中也指出，“师生之间建立平等的人格关系是以学生为本思想的根本要求。在思想教育中，坚持以学生为本，突出其主体地位，实现师生间的平等对话，这是由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性和‘基础’课自身性质所决定的。”在“思修课”中，教师应当将自身放置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上，而不是传授者的角度。而现状是，由于大学生均需要选修“思修课”，课程人数基数大，能够教授“思修课”的教师相对少，因此当下的思修课程体系在应对课堂的互动性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高校“思修课”的改进前景

（一）善用宣传策略，改变学生偏见

如果在知乎等网络平台上搜索“思修课”，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都围绕“思修课的意义在哪里”这一主题，而回答往往是“大学的政治课都这样”“思修课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类的消极答案。著名问答平台“知乎”上关于“大学设置思修课的意义何在？”问题中，点赞数最多的答案是：“我觉得，思修课就是教育工作者看扁了大学生的智商情商设置的课程，……我认为应该把思修课统统换成哲学课，到了大学更应该谈论的是哲学是人生。”[4]而在网络上搜索“思修课心得”，各种模板和心得体会数不胜数。这样的状况是基于改革前学生们对“思修课”的抵触和课程改革中的种种矛盾而生的。除了积极面对反馈，更好地调整课程架构外，我们必须重视“思修课”的宣传，在多种平台上善用宣传策略，逐步改变大学生对于“思修课”的偏见。人民大学的“别笑，我是思修课”微博、公众号在2015年刚刚推出时获得了大学生的一致好评，这样接地气、真诚又正能量的宣传还应当在数量上大幅提升。

（二）将理论联系生活，将课程融入实践

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塑造不仅依靠显而易见的宣传手段，而更重要的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的召唤，或者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意识到“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时刻正是意识形态垮塌的时刻，我们也可以借此来一窥网络上大学生们对于“思修课”的认知。有观点认为“思修课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如何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新生活、如何树立远大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如何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念等，最终落脚点为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这些教育内容对于成为一个合格的、能够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必须的。”[5]“思修课”有着一系列的理论目标，如果能够恰当地将理论与生活各个方面相联系，把课程与生活融入到一起去，对于大学生的思维先“跟”后“领”，那么“思修课”的理论目标就更容易达成。例如，我们在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方面，可以以爱国主义为引领，通过建立民族共同想象的方式达成。2017年电影《战狼2》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足以证明，大众并不排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在电影这样的特殊领域中爱国主义电影被认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大众希望可以借助不同的文化文本逐渐摆脱落后逻辑，形成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共同体想象。同样地，当我们可以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寻找德育的可能性的时候，“重道德轻法律”的劣势或许可以被弥补。

（三）其他方式

与高中思政教育相融合。当下“思修课”基于学生走进大学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和苦恼，并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思修课”的教材可尝试与高中课程进行融合，如加强话题的连续性，减少重复，尝试文理分科。高中阶段文科生思政课基础较好，而理科生尤其是竞赛生则相对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在课堂上的吸收率。另外，区分必修/选修课程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根据学院特色展开课堂讲授。在综合性大学中，根据院系各自特色来制定课程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互动课堂性质和众多人数之间的矛盾，但这样做同时也会增加课程设置和课程评估的难度，即可能会出现大咖漫谈没主题，一线学生工作者教学质量上不去的情况。如果将学院德高望重的教授和学生辅导员队伍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课程设置的时效性和课后反馈评价机制，相信“思修课”对于学生们的吸引力将会大大增加。此外，各院系可以采取将院系现有活动纳入“思修课”体系中作为选修课部分的方案。当下“思修课”对于种种限制，对于思想前沿领域的探索仍然不够深入，如性别领域、艺术教育和修养、心理学与人际关系等大学生关心、与“思修课”理论目标相符但课程并未涉及的领域，互动课堂都可以进行初步的尝试。

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考核办法。相较于单纯的面对面课程，线上线下课程与考核并行的方式会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容易用量化的方式掌握。

2012年，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强调未来的教育应推进各项教育资源的优化以及共享，促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层次融合，促进教育思想、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思修课”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不仅可以进一步实现“互动课堂”，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作者简介：张  舒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助理研究员

                    张清莹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6.

[2]吴潜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性质、逻辑结构与主线[J].教学与研究,2006(8):28.

[3]南京大学在线思修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1752346.

[4]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13558/answer/70485507.

[5]李伟哲.以“问题导入式专题”教学法为依托,构建思修课生态课堂研究[J].高教学刊,20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