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嘱咐与期待 ——纪念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一百周年（二）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他的目的是实现教育救国的主张，把北大改造成现代新型大学，使北大跻身世界著名大学之列，在北大培养出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来，使祖国强盛、民族振兴。他既要求聘任的教师具备真才实学，有创新研究的能力与才华，并且热忱于教育事业，能激励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他更希望北大的学生矢志求学，弘扬个性，充分发挥主动性，在教师指导下来共同研究学问，以便将来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学问家，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蔡校长的大学理念，他在北大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他在各种演说中提出的主张，可以说，都是围绕繁荣学术和培养高质量人才这个核心而展开的，其中充满着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待，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学生应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为“北京大学校”。蔡先生来时，校内仍然弥漫着官僚陈腐之风，学生上学多半为了升官发财，基本缺乏学术气氛。因此，如何把学生的官阶利禄之心引向求学与研究学问，便是蔡校长面临的紧迫课题。为此，他着重阐明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师生的首要职责。19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他首先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三年内，他又多次反复强调，大学不是贩卖知识、兜售文凭或养成官僚资格之所，而是崇尚学术、研究学问之所。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他指出，学生有了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便是有了纯粹研究科学的机会，这样，树立我国新文化的基础，和参与世界学术之林，就都有赖于他们，可见其责任之何等重大。他说：“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他并且对青年学生深怀感情地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1]

1920年5月4日，蔡元培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他说：“……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所以，应当“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2]可见学生应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这是由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学术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中的地位决定的。由此也可看出蔡元培与青年学生共负时代担当的诚挚愿望，和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待。

二、“尚自然，展个性”

那么，什么是“研究学问”呢？按蔡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窥破其不足或不确之处，专心研究，以发明或新发现来补充它或改正它。^[3]这是一种既扎实又创造的脑力劳动。这种专心致志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劳动，必须有“活泼进取的精神”与“坚实耐烦的精神”才能有所成效。“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这些精神，并非全恃天然，而是可以养成。……体育与美育皆可养成此等精神的作用。”^[4]这正是他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同时，又极其重视美育和体育的主要原因。

1918年5月30日，蔡元培发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一文，指出二者分歧之要点，在于谁是教育的主体。新教育的特点便是：“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5]他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1917年3月29日，他到清华学校发表演说，向学生提出的希望，首先便是发展个性。他在北大多次嘱咐学生，不要在学校熬资格，不要硬记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指导下研究学问。

为了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与教师“共同研究学问”的主动性，蔡校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在北大着重设置和发展文、理科。蔡校长区分“学”与“术”，“学”是原理，“术”是应用。文、理科属原理、基础学科，法、商、医、工，则属技艺、应用学科。我国教育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高等学校中便多有重“术”而轻“学”的倾向。正如他所指出：“至于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6]因此他设想把“学”与“术”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他主张“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另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7]“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8]这显然是想使北大学生长期保持以研究学问为主的志趣。让北大着重保留和建设与“学”有关的文、理两科，使学生的求学心愿从重功利、重应试逐渐转到重学理、重研究上来，这对于培养学问家是十分有利的。

二是设立研究所。这是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并确保北大学术研究有突破性成就的重大措施。在选择和聘任教师时，蔡元培“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9]研究所正是北大优秀师生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的场所。研究所自1917年11月正式启动，对研究所活动内涵的规定是：1.各所各学门分别确定研究科目和负责主讲的指导教员；2.定期举行研究会；3.定期与不定期地举行讲演会，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学术讲演；4.指导研究员对其研究科目写出论文，需经指导教员审查认可。研究所是蔡元培将北大改造成学术研究场所的关键举措，也是他后来所说“整顿北京大学”所办几件大事的“第一”件。1920年7月曾通过《研究所简章》，拟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个研究所。1921年11月又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将四个研究所集中为四个学门的研究所。蔡元培首先积极推动的是国学门研究所，并通过《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七条》，其中第5条：“本校教员可以自由入所研究。”第6条：“本校教员可以提出问题，召集研究生入所指导，或共同研究。”当时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有：蔡元培（所长）、顾孟余（教务长）、沈兼士（本门主任）、李大钊（图书馆主任）、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

三是废除“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鉴于学制上的年级制之流弊，往往使积极锐进者无可见长，而后进者因留级或数门课程补考，须全部复习而失去兴趣，课堂上出现松散、懈怠以致时时旷课等现象，并且产生不良影响。蔡元培亲自听取留学生反映美国学校中单位制的优点，便首先由北大文科提出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实即今日所称“学分制”）的议案。经与会代表通过，教育部颁令施行，由北大于1919年度开始试办。这种学制上的重要改革，适应青年学生的兴趣与个性，使其有较多的选科、选课的自由，调动他们的主动性，有利于师生共同研究，促进大学的学术发展，因而延续至今。

四是组织各种类型的学会与社团。这种学生团体，多半属学术或文艺性质，在课堂之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地展开活动，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有利于德、美、智、体四育的结合和健全人格的养成。

1917年，便有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社团的成立，与蔡元培提倡美育的心愿相吻合；还有雄辩会、技击会的出现；蔡元培特别推动的重点，更有进德会（师生共同参加）的创立，力图在全校培育“高尚求学心志”“修私德以厚公德”的风气。

1918至1919年的社团创立，似侧重于学术、舆论领域。如图书报社与新闻研究会，新潮杂志社与国民杂志社，国故月刊与平民教育团的出现。表现和促进学生充实学术与改造社会的热诚。

1920至1921年，分别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政治研究会”，适应学生课余研究活动的扩展与深入。

1921至1922年，又有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法律研究会、教育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戏剧实验社的成立。这里要特别提到，蔡元培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亲自批准经费，提供研究会用房，充分表现了他的宽阔胸怀和坚决力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方针。

五是建造图书馆、实验室，逐步增添图书和仪器设备。由于经费极其短缺，蔡元培亲自在国内外尽力募捐，为扩建图书馆、增添图书而四处奔波。他于1921年7月16日的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说：“现世界之学术，日新月异，大学教授须年年用功，传授新学；学生亦然。以此读书最为重要。”扩建一座条件齐备、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让多数师生都能进去读书，这是他长期牵挂的一件大事。他曾说：“图书馆与自动的研究学问，有密切的关系。”^[10]

三、“为学当重创造”

1921年，有两次青年学生对蔡元培的欢迎大会，一次是6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另一次是9月24日北大全体学生欢迎蔡校长归国大会。蔡校长在两次大会的演说中都谈到创造的问题。在纽约的会上，他说：“求学当以学问为本，以人类幸福为己责，……”“为学当重创造，不仅吸收，尤当注意于方法，……。”“在留学期中，当留意国内学术思想之变迁……。”^[11]在回国后的另一次会上，他谈出国考察访问的感想：“……外国大学生的学问完全由自动的研究得来，差不多与上课堂听讲，没有多大的关系。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12]这里他是把主动性、个性和创造性紧密联系的，最后落脚到创造性上。富于创造性，正是学问家、科学家的基本特征。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对于课堂教学，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入水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在美育上他讲得更为具体：“美育之在普通学校内，为图、工、音乐等课。可是亦须活用，不可成为机械的作用。从前写字的，往往描摹古人的法帖，一点一划，依样画葫芦，……其实已经失却生气，和机器差不多，美在哪里！图画也是如此，从前学子，往往临摹范本，圆的圆，三角的三角，丝毫不变，这亦不可算美。……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13]

青年学生时期，是学习和准备的时期，也是人生的转折时期，由于知识、经验比较少，思想还不成熟。蔡元培说：“学生是最要紧的时期，也是最容易产生依赖心的时期，依赖年级制，依赖考试，等等。”^[14]只有克服这种依赖性，充分发挥个性和主动性，才能在学问上有所发展和创造。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说：“人有占有的冲动，又有创造的冲动。科学、美术都是创造冲动的出产品。”^[15]他又说：“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但这种减少与扩展的主义，可用科学证明。这种习惯，止有美术能养成它。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越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16]这正是蔡校长极力倡导美育，亲自在北大唯一开设美学课的真谛所在。

四、“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蔡先生是我国现代的大教育家、大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主张教育救国的。一方面他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爱国运动前夕，当蔡先生得知北洋政府头目的卖国行径时，是他最先告诉学生的代表人物，从而很快爆发了那场名垂青史的爱国运动。他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当学生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受害时，他极为关怀，并尽力营救。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他认为学生的第一责任是研究学问，与教师共同研究学问。他之所以热衷于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就因为他迫切地希望从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现代新型大学里培养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来。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先生是志同道合的。胡适曾经多次向青年学生引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17]在胡适看来，作为个人的“小我”，对于社会、历史的“大我”，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而个人要为祖国出力，对社会作贡献，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才）。在蔡元培与胡适所处的那个年代，社会动荡，革命风潮迭起，如何正确处理求学与政治、读书与爱国的关系，是当时青年学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蔡元培提供的，是一个避免偏颇、稳健笃实的方案。他于1927年3月12日在杭州之江大学的演说词中说：“……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唯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案得其要旨。”“宜多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功夫。”^[18]

五、“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1917年6月，在蔡校长到校任职后的第一个毕业典礼上，每个毕业生获赠一条铜尺，尺上刻有蔡校长的赠言：“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毕业后，每个人的具体志愿，会互有差异，并会随着时日的变迁而有所更新，但北大人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情怀是共同的，是经得起历史沧桑的检验的。蔡校长的十字赠言，是对每个青年学生的嘱咐、信任与期待。

蔡先生在北大校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卓越贡献，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是全国一致公认的。他的前瞻性、现代型的教育思想，一百年过去，至今未见任何过时的成分。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表述得十分中肯：“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9]

至于蔡校长的个性、品格，还是与他共事最久，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揭示得最为深刻，蒋先生在《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中说：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世接物，恬淡从容。无论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20]

蔡先生对青年学生影响最深的，既是他的学问、见识，更是他的胸怀、气度，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蔡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两个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也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因为一有矫揉造作，弄虚作假，他的精神境界就不是那种精神境界了。”^[21]

我们学习蔡元培，就是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境界。

蔡元培既是教育家，也是哲学家。他是十分重视哲学的。1925年，他曾为北大哲学系一个级友会纪念刊题词，首先引述孔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后写道：“哲学家不忌怀疑，而忌武断，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愿以孔子之言，与哲学系同学共勉之。”^[22]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坚决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并且聚集了一批对哲学有兴趣的人才，不时地讨论哲学问题。他是特别希望在北大培养出大哲学家来的。在他的任内和20世纪的上半世纪，确是颇有成效的。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新的时代不能没有新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是今日的青年一代不能忘却的。

 

作者简介：张翼星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日刊，1919-7-23.

[2]晨报，1920-5-4（五四纪念增刊）.

[3]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M].台北：国史馆，1985-1987:556.

[4]蔡元培.北大民国十年开学式演说词[A].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5-1987:538.

[5]北京大学日刊，1918-5-30、1918-5-31.

[6][8]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A].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5-1987:122.

[7]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A].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5-1987:74.

[9]蔡元培.北大民国八年开学式演说词[A].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5-1987:338.

[10]晨报，1921-9-26.

[11][12][1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04，441-442，359.

[14]蔡元培.在绍兴五师五中女师联合大会的演说词[N].越铎日报，1923-6-8、1923-6-9.

[15]蔡元培.在华法教育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A].北京大学日刊（第748号），1920-11-22.

[16]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演说词[A].北京大学日刊（第831号），1921-8-10.

[17]胡适.易卜生主义[A].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6.

[18]知难周刊.1927-3-12.

[19]梁簌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A].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3.

[20]蔡元培纪念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97.

[2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校长孑民先生[A].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48.

[22]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