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生对网络流行语言的理解偏差研究 ——以北京大学为例

摘要：网络流行语在当代大学生线上线下的生活中广泛运用，而高校教师对网络用语认知不足，因此师生互动理解中易产生偏差。前人常用价值观异化解释这种偏差，对大学生心理颇有微词。文章试图打破传统研究的桎梏，基于北京大学师生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研究网络流行语的属性与师生交流的特征，从多元因素建构的角度分析师生理解偏差，并针对解决偏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促进师生多渠道交流、增加校园各平台的语言开放性等建议。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多元因素；理解偏差

 

 

一、背景：校园生活中的网络用语及“双重话语”

 

当前中国社会已迈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中不断产生新的词语，并迅速从线上延伸到线下，形成现实空间中的网络流行语文化。在早期，网络用语的主要使用群体被定性为青少年，网络用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颠覆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语言规范，更对人们的日常交流方式提出挑战。随着网民规模扩大和网络传媒兴起，网络流行语反映着广泛存在的社会心态，其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得以凸显。

当今大学生是在网络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网络流行语的先锋。研究关注到，北京大学学生也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不断接触乃至创造新的网络用语，并在校园互动中进行使用。而为吸引学生关注，具有官方性质的校园组织在为各种活动进行宣传时，会将正式文稿进行“转译”，发布另一份含有该类语言的文本。举例来说，“北大新青年”等微信公众号在活动宣传时，会在微信平台上将官方正式文案转化为更具流行语特色的表述，譬如将“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正在遭受新的困扰”表述为“哀嚎‘注孤生’”、甚至也包含了被划入“低俗语言”之列的“撕逼”“扯犊子”等词汇。一个事实呼之欲出：网络流行语在校园互动中难以割舍并自成体系，与更加正式官方的语言表达形成并行的“双重话语模式”。研究进而猜想，学生和教师对网络流行语的理解方式很可能存在差异，不仅可能存在于对词语本身意义的理解上，同时也在师生交流时对彼此用语的期望上。

 

二、研究方案：问卷刻画现象、访谈探寻原因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收回有效学生问卷430份，有效教师问卷40份，同时进行学生与教师访谈各5个。调查范围涉及北京大学师生群体的各个层面，且以随机选取、重点覆盖常用群体为原则。

学生与教师问卷调查中涵盖的网络用语，出自我们整理的原始词库和分类词库。2008—2015年网络热词原始库整理自百度、豆瓣等网站的公布数据，但为增强校园语境中的适用性，我们以师生访谈作为支撑和筛选的标准，得到以下经过分类的词库。

	谐音类	带有明确的情绪或者形容	语气词，口癖	事件及评论	无法从字面获得含义	身份词	使用义和字面义存在差异	带有极端／负面表达	带有敏感或特殊指向
2008		雷人 囧					打酱油
2009	杯具		卧槽	淦				对...感到绝望	被xx洗脑
2010	神马都是浮云		我勒个去			XX帝
2011	有木有 蛋定	伤不起 悲催	坑爹	我反正信了		2B青年 FFF团
2012	鸭梨山大	赞 哭晕在厕所	么么哒	元芳你怎么看		屌丝 高富帅	怪我咯	我觉我快要窒息了	求包养
2013	鱼唇的人类	高大上 细思恐极 笑cry	天了噜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待我长发及腰	躺枪 2333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面基	绿茶婊 女汉子	捡肥皂 呵呵 我要报警了	放弃治疗	壕做友
2014	我药丸	醉了 萌萌哒 伐开心	什么鬼	现在问题来了；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你家里人知道吗？ You can you up	6666	暖男 直男癌 小鲜肉	友尽	整个人都不好了； 感觉不能再爱	xx大邪教 xx大法好 约吗／不约
2015	狗带	吓死宝宝了 起来嗨 我想静静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是在下输了	Duang 壁咚	单身狗	你开心就好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从以上词库中归纳特征，发现“谐音类”“含明确的情绪或形容类”“语气词与口癖类”“事件及评论类”造成的理解偏差相对较小。因此研究重点关注理解上更具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词语，并将其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无法从字面获得含义类”。由于特定圈子或特定事件，原本无意义的字符组合被赋予全新含义，如“2333”。

第二，“身份词类”。表示某种网络身份，有些易于理解，如“白富美”“女汉子”等带有形容成分的名词，同时也有无法从字面理解的身份词如“屌丝”“小鲜肉”等。

第三，“使用义和字面义存在差异类”。一些词语的原意和网络赋予的新意有很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如“呵呵”。

第四，“带有极端/负面表达类”。传统文化中色彩浓重的词语成为随口使用的网络用语，其强烈程度容易产生理解偏差。

第五，“带有敏感或特殊指向类”。原意较为敏感或负面，但在网络语境中截然相反，如“XX大法好”。

在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分类之后，研究进一步区分了造成对这些词产生理解差异的不同作用因素：

第一，来源出处：传播渠道会影响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效果和频率，进而影响师生获取流行语的方式；

第二，溯源水平：对网络流行语来源的知晓程度可能影响意义获取；

第三，障碍程度：不理解的网络流行语会对师生沟通产生负面影响，并探讨这种障碍如何发生作用又如何被克服；

第四，价值观判断：了解师生如何评价网络流行语会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第五，师生身份：师生身份和立场会影响其理解使用；

第六，具体情境及词语色彩差异：网络流行语的意义受具体情境影响，包括师生双方在仅有同辈和师生共处时的沟通情境差异；

第七，交际圈：师生日常交际圈会通过交往内容和模式来影响对网络流行语的情境阐释。

三、分析与解读：师生理解偏差的几种表现及其原因

 

在具体机制的分析上，首先要考虑的是来源渠道与溯源水平，实际上这二者是紧密关联的，前者强调师生如何接触网络用语，而后者体现师生自主获取意涵的程度。

表1： 高校师生最常使用九种溯源方式

项目	学生	教师
线上聊天	1	6
原创朋友圈及其互动	2	1
面对面交往	3	7
微博	4	5
微信公众号推送	5	1（并列）
贴吧、BBS、论坛	6	3
豆瓣、知乎、果壳（等分享型社区）	7	8
其他网上文本浏览	8	3（并列）
纸质文本	9	9

由表1可见师生在获得渠道上的差异显著，即越能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网络流行语，赋分值越高。原创朋友圈及互动在师生群体中都是重要的获取途径。线上线下的直接交流是学生使用和学习网络流行语的主要方式，而教师比学生更少从直接交流中接触到网络流行语。

在问及获取渠道时，学生H说“从同桌、前桌那里听来”，学生L说“微博上通过段子手知道”和“微信表情包提供很多热词语言”。微博、贴吧等作为学生日常接触的多种社交平台和网络信息源，使学生迅速且优先获取网络用语。与之相应，G教师表示他的获取渠道“只有亲戚家的小孩发的朋友圈”“我肯定不会直接去网上找网络词语”。接触途径单一，在日常互动中几乎摒弃网络用语，这是教师群体典型的状况。

那么不理解网络流行语是否会对交流产生障碍呢？如表2所示，障碍程度大（数值越大表示障碍程度越高）的教师占八成以上，而近六成学生认为不熟悉这些流行语对他们障碍很小。

表2：师生不熟悉网络流行语对交流的障碍程度

障碍程度赋分	6	5	4	3	2	1
学生（%）	3.7	8.9	29.6	31	21.1	5.7
教师（%）	33.3	33.3	20	10	3.7	0

 

学生在交谈中遇到不理解网络用语时，往往会通过回避或者“不懂装懂”的形式避免影响当下交流，如学生Y提到不懂的情况称“这多没面子啊，反正也不重要，没必要去问吧”，但当事情重要时，“那还是追问，毕竟是正事”。对于教师来说障碍更常见，且缺乏辅助理解的方式，如教师M称“理解都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的经历，老师很多这些经历都是没有的”，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网络“阅历”不同造成的。

但理解障碍并不会引起价值观差异。研究关注相关词汇，例如“社会主义梗”，“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资本主义会笑”等语言和配图。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也在公众号推送中这样评论过：“这次狂欢是一种挫骨扬灰式的批判……而当舆论空间被压缩时，纳入禁区的一些词汇却突然获得了生命力……青年人的叛逆精神提供了‘社会主义梗’生命的土壤。”

研究对学生Y进行了如下访谈：（你这几天用那个“社会主义梗”了吗？）用啊，我前几天不还给你发了张图么，在网上还蛮火的。（你用这个是因为什么？）好玩呗，你没觉得读上去以及那些图片很有意思吗？（不会觉得用这个是在讽刺主流文化吗？）呃，讽刺主流文化？没那么严重吧，这充其量就是一时间大家传着玩，我还是根正苗红的好孩子好不好。

即便是表面上带有政治意义的“社会主义梗”，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也只不过因为“趣味”和“潮流”的推动。就整个网络流行语而言，师生认知的价值观偏差是否真的存在显著影响可以参看下表。

表3：网络流行语对价值观的影响

影响程度	非常负面	比较负面	稍偏负面	稍偏正面	比较正面	非常正面
学生（%）	0.5	11.7	63.1	19.3	4.4	1.1
老师（%）	6.7	20	66.7	6.7	-	-

师生大多认为网络用语与价值观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教师W称“网络用语是语用学上的东西，价值观和理解都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这两者不能直接互通，因而“没有直接的关系”。

研究并不否认一些网络流行语是带有低俗意涵的，但学生面对网络用语时不会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过滤。学生K认为“‘屌丝’挺粗俗的……和‘矮矬穷’不一样，‘屌丝’这个词会有些伤人”，而学生C则“有时候自称‘屌丝’，室友也会（自称‘屌丝’），大家都说着玩。”学者对德育要求更高、更敏感，实际上学生自身价值标准影响网络用语的选取，即便两者存在互构，对价值观的影响也不构成主要影响。

而聚焦到师生交流情境之中，也就是学生群体间、没有老师在场与有老师在场的情境下，问卷分析发现，就学生而言，老师在场的情况下，流行语的使用远远少于没有老师在场的情况，即老师的在场大大削弱了学生对流行语的使用；而就老师而言，学生在场会使他们增加流行语的使用，但这种增加并不显著差异，因此总体来看在学生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况下，教师对流行语的使用概率都较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信息渠道来源不同。师生在了解到流行语的信息渠道存在重要差异，尤其是学生会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沟通中接触和使用网络流行语，而教师接触网络用语的途径相对单一，日常互动中也几乎摒弃了网络用语。

第二，结果影响的价值判断不同。近六成学生认为不熟悉这些流行语对他们障碍很小，而对教师来说沟通障碍更常见，八成以上的教师认为不理解网络用语会造成沟通障碍，并且相较于学生他们更缺少辅助理解的途径。虽然学生在教师在场的情境中会减少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但师生双方都认为网络用语的会用与价值观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四、研究结论：师生理解偏差的形成及强化过程

基于上述问卷和访谈，我们可以梳理和分析师生之间对网络流行语产生理解偏差的要点。

（一）学生使用及接受网络流行语的频率高于老师

同辈交流情境中，学生使用网络流行语的频率远高于老师，相应接收的频率也就越高。老师在同辈交流中缺少这种发送和接收的机会，这种差异构成理解偏差的第一层。

（二）学生和教师在流行语的情境性使用中策略不同

教师在场的情况下，学生会减少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反之，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教师则倾向于增加流行语的使用。对学生而言，其一是因为场合问题，与老师交流的场景大多是谈论学术的话题，答疑解惑时清晰是第一要义，情绪化的表达并不必要；其二则是担心产生误解，“有些词你觉得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有可能是贬义褒用。而你怕跟老师交流的时候，跟老师没有这个共识”。而与之相反的，有学生在场时，教师则更可能使用网络流行语。在访谈中，大部分教师表达出了想要去了解的愿望“肯定是希望了解的，看到不少人用，自己不知道只能猜，其实也不是特别舒服。”但因为学生刻意避免在教师面前使用网络流行语，教师群体失去了从学生处“接触真正的网络流行语”的机会。

（三）教师对网络用语缺乏充分的情境性认识

情境性产生有一定背景条件，贴吧、论坛、微信等线上平台对语言规范化要求低，从中产生的词汇具有非规范化的特点。这种非规范性为使用情境的创新提供可能：使用者创造的新词或新用法打破规范的桎梏。在长期互动中，用语创新在不同情境中不断被模仿并累积，由此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情境特征。而由于教师在线上沟通和线下交往时未能充分浸润在情景化的语料使用之中，这种情境特征对教师来说是相对难以体会和把握的，这进一步加强了教师在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的障碍，由此构成了“不理解—不使用”反馈循环。

五、研究创新及政策建议

本次研究证实师生在网络流行语使用上存在多层次、多方面的差异，仅用价值差异解释师生对网络流行语的理解偏差严重不足，在度量差异程度的同时，理解形成差异的长期累积效应。

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比较有其创新意义。

第一，对网络流行语的定义和分类往往忽略“何为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特征是为何”“网络流行语如何分类”的问题。本文没有采用传统年限式的方式，在分年度综合的基础上使用特征分类的方法，最终确定五组词汇作为研究范畴。

第二，前人研究仅针对单一群体研究，如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方法，或者网络流行语产生和传播的现象，对师生群体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对差异的研究中，区分和关注了学生群体、老师群体、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已有研究以文献研究和现象综述为主，实证资料不够丰富。师生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异？差异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正是本文运用实证资料着手进行解释的问题。

第三，切实检验理解差异与价值冲突的真实联系，强调在提升网络素养的同时发现实质问题、理解真实心理。事实上，研究发现互动中网络用语的使用和理解偏差与双方价值观差异的关系并不密切，尤其是学生在使用网络流行用语时也能够自发形成对低俗词语的过滤机制，因此不应当不加证明地将师生的理解差异与价值冲突画上等号。

基于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彼此理解，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的目的，研究从师生两个角度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短期内必须坚持的，但区别于强调价值观的矫治，现行政策需要加强对学生网络虚拟社会生活的适应教育。

第二，创造促进师生交流的机会，特别是本科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线上微信中的聊天。网络用语在学生中运用引发师生理解偏差，稀少的交流次数与教师对用语不理解与不关注是主因。

第三，加强教师对于网络用语的理解最重要。学校设立相关部门关注学生公众平台高频率网络热词，溯源整理之后以趣味推送的形式发给教师阅览。鼓励老师增加和学生交流的lunch time等，主要鼓励师生非正式情境下的交流。

第四，官方平台与学生公众平台推送最大区别在于网络流行用语的运用，也就是学生一般说的“文风”。适当放开部分官方平台的文风，能够让学校老师更多的接触到网络流行用语，必要时做好附注与索引，这不失为给老师提供接触学生惯用的网络语言渠道的机会。

网络流行用语在北京大学学生之间的盛行是事实，而由网络流行用语造成师生之间互动—理解偏差可能日益严重。逃避、甚至限制学生使用是没有意义的；矫治学生的思想行为以缓和偏差也不可靠，因为学生与教师相比“有庞大的关系圈来获得网络流行用语的来源，而教师则没有这么多渠道”。与其主要限制学生，不如拓宽老师的了解渠道。教师缺少渠道和理解能力源于网络阅历的欠缺，主动在网络中习得网络流行用语能显著减少偏差。互联网对于所有人的互动交流模式都是全新的发展，进入互联网、接触网络中的新鲜事物才能更好的适应网络环境，而对于北京大学师生而言，其意义大于其困难所在。

 

 

作者简介：马丽晨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黄诗曼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邵　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