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

摘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近期召开的北京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就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认为青年主体性强化使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出现分化，当前开放的教育环境与竞争的观念市场，使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必须面向供给侧。文章提出，资源状况是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约束条件，客观层面由于育人场域相互孤立，导致主体间合作不充分，造成资源支撑力度不足；主观层面由于考核激励侧重短期指标，导致校园内协同不充分，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文章还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工作思考，一是资源集聚方面建议突出精准对接，网络育人工作可先行先试，二是资源利用方面回归教育初心，加强统筹协调聚焦主责主业。

关键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与思考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自2016年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全国教育系统正持续大力推进。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这一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总结提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的重要论断。2017年11月18日召开的北京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部分，明确下一阶段将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圆梦新一代”。北京大学一直是高校发展建设的标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直为全社会瞩目，如何认识这一新提法，又如何做好工作，笔者以为具有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进展及评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由需求侧向供给侧的关注视角转化，成为转型升级中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突破口。2016年3月，《光明日报》刊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有“供给侧改革”思维》，基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教育等向来就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认为“经济上的‘供给侧改革’必然呼唤并引领教育上的改革”。这一时期，相关主题的研究开始起步。^①

目前，研究者多认为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汤涛提出在历史地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内涵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空间^[1]。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解，王学俭等提出，需求侧意味着一种不平衡状态，供给侧意味着一种再平衡状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动力存在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2]；关于“结构性”的理解，张云德等认为包括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主体三个层面^[3]，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供给环境的观点。

实践工作的基本思路，应中正等提出要坚持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大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4]，张学亮等认为要坚持“落细、落小、落实”供给理念，以实现精准供给^[5]。关于具体实践，屈文谦建议构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咨询体系，从咨询体系、咨询机制、咨询项目、咨询标准、咨询队伍五个层面着力，实现育人资源与学生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6]，孙英进一步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提出要使教学之价值供给与大学生精神需求得以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7]。

上述研究丰富了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语焉不详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经济领域向教育领域的应用拓展，对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分析不足，笔者以为这并非“赶时髦”，不是简单的“移植”或借鉴，一种观念能够被接受和认同，不仅在于现实针对性，还必然存在历史积累，是有迹可循的；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对其站位认识不充分，笔者以为其对教育者而言是一次思维观念的变革与解放，与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整体关联，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紧密关联；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问题，是对开放竞争环境的一种回应，因此实践建议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化要素的关键性作用。

二、导向性与主体性转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出现分化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定意识形态指向，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看，使用教育手段向青年人传递、灌输主流价值观念，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其中，学校作为主渠道，有责任帮助青年在多元的价值观冲突中学会正确选择，逐步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但是，今天认为客观存在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并非自然有之，而是由统一体逐步分化的结果，讨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同时关注时代环境发展的因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语境所创设形成的教育情境中，需求（“我要学什么”）与供给（“要我学什么”）具有高度一致性，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依赖的导向性教育，实际内化成为受教育者的自我需求。这一时期价值引导的实现，既有赖于教育目标特别是人才培养标准的统一设定，还有赖于对教育内容的“把关人”式选择，更多是强调如何运用阶级观点判别事物好坏，主要是灌输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以此替代思维习惯的养成。这种教育模式下，青年的生活目标和价值理想被社会化、同一化、公开化、计划化，客观而言很好适应了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但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也直接造成了青年的主体性几乎泯灭。

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社会发展转型不断加速，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个体对组织的依附关系不断削弱，个人原子化运动日趋活跃，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网络”带来重新赋权，进一步刺激青年主体性的觉醒与强化——青年行为的自主程度明显提高，向自己负责的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再轻易和不假思索地迷信或接受某种价值观，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价值选择与判断，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青年希望凭借自己的直观感受，去再认识、再发现、再创造，并从理性认识扩展到情感、态度，直至价值观的养成。这种个人需求侧同组织供给侧不断分化的现实，要求教育者必须在遵循教育规律前提下，与时俱进地升级、改进教育方法，不仅将学生作为教育对象，而且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受教育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而是自主、自觉、能动、创造性地学习、认知和实践。^②

主体性教育中，青年在教学过程中占主体地位，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师生运用协作探讨的方法，在情感的交流、思维的碰撞中进行体验、感悟，使青年逐渐得以熏陶，促进其思维方式趋于成熟。这一模式下，青年的价值观是自主、能动地构建的，而不是外部力量模塑而成的，青年作为有着自由意志、人格尊严的自主的个体，其价值观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中能动生成的，任何外在事物的意义必须经过青年自身主观理解，才能变为他们自己的经验。此时，教育对人不再是“生产”或“加工”，而是“启发”和“引导”。^③此时，探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和需求，才成为一个真命题。

三、开放的环境与竞争的市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必须面向供给侧

很长一段时间内，校园与社会有形的地理边界具有完整意义的隔离作用，学校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仍保留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色彩。然而，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以及网络普及宣告大众传播只能由少数人完成的时代彻底结束，首先育人主体开始了多元化，任何个人与机构都可能借助信息传播对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其次传道途径也在多元化，线上与线下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开放环境中的这种“多元化”，直接表现为观点交锋、思想争鸣，而且多是激烈、复杂的，如果将其形象化为“市场”，实质是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的冲突、对抗，是具有竞争关系的。从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学校所承担的教育职责更加艰巨和富有挑战性，由此深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更为必要。

是否可以从需求侧着手？笔者以为除非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限制和约束个人主体性，这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势严重相悖。为何要强调从供给侧发力？一方面是考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不论改变需求者的需求，抑或是改变需求者自身，一旦需求形成，只能由供给侧进行解答，动力只可能来源于供给侧，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不断调整姿态和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多元主体的竞争局面，学校教育作为主渠道，必须掌握主动权、握有话语权，近日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在目标原则部分开宗明义指出要“激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生动力”，强化和优化供给是有效路径。

面向供给侧，教育工作者要有开放视野。如前所述，育人主体在多元化、传道途径也在多元化，这就使得青年价值观养成的作用过程趋于综合性，学校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要履行教育工作者职责，既要“低头”思考自身如何作为，也需要“抬头”关照其他部分的最新动态，需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方位、找准定位，在真实的社会体验中引导学生选择正确方向，在辨别比较的过程中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面向供给侧，还意味着教育工作者要有包容心态。一方面，多元化育人主体的知识层次、言论动机、表现形式、价值导向等各有不同，需要摒弃先入为主的好恶判断，充分理解这种常态而非简单地扼杀或漠视，既要研究对手更要尊重对手，既要发展自我还要团结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价值观仍处于整合阶段的青年群体，应客观看待其部分不成熟表现，适应后喻文化要求而努力为其主体性发挥创造条件，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贴心人。

面向供给侧，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教育工作者要有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进化法则，也是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面对不进则退的形势要求，要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主动革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方式，更好与竞争导向相协调，特别是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增强主流价值观念的覆盖面、影响力、感召力，要更加重视市场反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否合理配置中的信号作用，减少无效供给和低效率供给，同时集中优势资源以扶持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

四、供给侧改革中结构性问题的关键约束条件是资源状况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核心是提升质量。为做到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所要求的，“虚”功“实”做，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改革应该是结构性调整，而非局部修补，关注视角由“学生需要什么”向“教育者应该提供什么”及“教育者能够提供什么”转换，围绕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主体、供给环境，需要进行全方位效益提升。分析如何建立更协调、平衡的供需结构，资源状况是关键约束条件，直接影响学生获得感能否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客观层面由于育人场域相互孤立，导致主体间合作不充分，造成资源支撑力度不足。

开放环境中的多元主体使得教育实践趋于多样化，其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筑了一个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独立“空间”，这些育人场域大致可以划分为校内与校外两种类型。一方面，不同育人场域都具有发挥正向教育作用的可能性，不同主体也理应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另一方面，校外对校内是有渗透、影响作用的，通过网络传播渠道，目前学校实际处于信息下游的不利境地，“泥沙俱下”的现实结果，是全面冲击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成果，甚至成为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潜在隐患。

笔者认为，基于前述分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由“学校思想政治”向“社会思想政治”拓展，由负有主责的学校牵头和主导，推动校内校外这两大育人场域加强合作，通过校外助力校内，从而更好地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但是，就目前现状看，壁垒尚未打通、合作长效化并不显著、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缺乏制度化路径，来源于校外的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资源的投入总体不足。

主观层面由于考核激励侧重短期指标，导致校园内协同不充分，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教育本身是一种影响，更是一种熏染，难以简单通过“投入—产出”这种常用模型进行效果评价，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更为特殊，工作难于量化是辅导员的普遍感受，这是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然而，绩效指标已成为组织治理有方、管理到位的基本参考，同时为避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年来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工作队伍的评价体系建构与完善持续在进行。目前，由于项目化可以视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工作的单元构成，由此一事一考核也就成为常态，时间跨度一般不超过一年。

考核激励具有导向作用，个体层面决策是否理性，很大程度也是据此判断。使用短期指标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教育工作者“急于求成”，追求将隐性教育效果外化为显性工作成绩，机关与机关、机关与院系、院系与院系难以静下心来就某一项目做深、做细、做扎实，特别是由于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明显，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地赶，使得对有限教育资源的充分挖掘与利用难以深入，一定程度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与流失。

五、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思考

一是资源集聚方面突出精准对接，网络育人工作可先行先试。

如何吸引校外育人主体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资源支撑，笔者以为不能一味地依赖社会责任这顶“大帽子”，这种合作关系的基础过于脆弱，也不符合市场精神。教育工作者应从换位思考的角度，首先理清不同育人主体的动机与目标，明确其需求，转而思考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学生现实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哪些是学校可以提供的、哪些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协调争取的。无论是作为“桥梁”还是“枢纽”，通过校内外合作最终可以互通有无、互利共赢，通过精准对接彼此资源需求，逐步构建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源供应链条。

在与校外育人主体的合作中，时间与空间是需要考虑的成本因素，网络育人具有比较优势。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网络育人在十大“育人体系”中居第五位，在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之后。实际上，在拓展网络平台、丰富网络内容、建强网络队伍、净化网络空间等方面，校内外具有广阔合作空间，资本与技术的引入以及经验与模式的输出，这种示范性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二是资源利用方面回归教育初心，加强统筹协调聚焦主责主业。

一年前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笔者以为，“做人的工作”这一定性，就决定了不能虚情假意、敷衍搪塞，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发自真心的热爱，对于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是真愿意做到润物细无声的长情陪伴。具体实践中，在教育资源利用方面围绕初心，应深耕细作、虚功实做、难事长做，对形式化的走走过场、摆摆样子要保持警惕，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深度、力度和温度这四个方面，资源投入后要让学生有切实的获得感。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有利条件保障教育者能够专注、专业地开展工作。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学校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工作事项可合并的合并、可简化的简化，针对个人明确责任清单，严格要求赋予职责必须为，清单以外允许自由裁量。当然，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并不可能由于一份责任清单而彻底理想化，但是作为一种评价导向，释放的是聚焦主责主业的明确信号，完成与否是称职与不称职的根本区别，以逐步推动外部考核指标向自我约束与自我激励的转型。

 

 

作者简介：张　勇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讲师

 

注释：

① 2016年前后《北大青年研究》亦刊发了相关文章，如2015年10月的《网络环境下高校德育工作的现实挑战、观念变革与实践思考》，又如2016年7月的《“互联网+”如何助力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②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③ 近年来，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持续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青年主体性是重要方向之一，尊重和发挥青年主体性也是“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实践方法论组成。

 

参考文献：

[1]汤涛.略论供给侧改革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

[2]王学俭,杜敏.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6.

[3]张云德,姚晓萍,王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4.

[4]应中正,严帅,谌荣彬.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J].高校辅导员,2017:5.

[5]张学亮,王永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供给侧改革的若干思考[J].高校辅导员,2017:3.

[6]屈文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略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4.

[7]孙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供给侧改革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