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重温李大钊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学思悟

摘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求索，是随着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断深入的。文章试图通过李大钊不同阶段的代表性文章，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李大钊的求索过程：一是十月革命之前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对人民民主的探索；二是十月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建党思路的探索；三是作为北大教授对北大的挚爱，对青年成长的鼓励。通过对这三个过程的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发扬李大钊之于北京大学的精神遗产，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汲取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90周年。将自己置于90年前的那个思潮激荡、青春激扬的年代，重温李大钊每一个阶段的文章：理解十月革命之前的爱国精神与道路求索，体会十月革命之后的主义确立和建党智慧，感染于李大钊作为一名北大人的光荣与梦想，探索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李大钊所开创的北大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31号文件精神，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一、爱国精神与救国求索

（一）爱国精神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刊于《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表达了对国家现状的不满和悲观情绪。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刊于《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批评陈文“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而“诘问斥责”。后来，陈独秀也表示对李大钊的批评表示接受。

李大钊文中对爱国的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源于对西方古典和近代国家理论的深刻理解。文章简单数语，勾勒出西方国家理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国家善恶之辨，古今学者，纷纷聚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智儿诸人，赞扬国家之善，装璜备至。自然法派，则谓为必要之罪恶，而昌无治之义者，辄又遮拨国家，几欲根本推翻，不稍宽假。”继而理性地阐明自己爱国立场，“东方特质，则在自贬以奉人；西方特质，则在自存以相安。风俗名教，既以此种特质精神为之基，政治亦即建于其上，无或异致。”所以，应该“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

在西欧古典政治哲学那里，国家（含城邦）的目的是能够让人过上一种符合德性的美好幸福生活。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个体价值才得以实现。正如李大钊所言“赞扬国家之善，装璜备至”，那时的西方，个人和国家也是统一的，国家是个人的目的。

中世纪，基督教与国家争夺道德和精神领域，尤其是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针对亨利四世的斗争胜利后，教皇的权力逐渐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经院哲学中的“自然法”成为教会与王权斗争的思想基础，相信人类理性可以把握“自然状态”的秩序，世俗权力应受其制约。

到了近代，当启蒙学者将国家从教会中解放出来时，在“自然法”传统下，国家的道德成分仍被搁置，成为防止“自然状态”之恶的契约，成了一个人造的“利维坦”。《厌世心与自觉心》文中所提“自然法派”，正是指现代启蒙的这第一次浪潮：由马基雅维利开始，经霍布斯与洛克的发展而成，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导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形态。而即便在当时的欧洲，对国家的这种态度，也不适合德意志、意大利等国的整合。面对现代化和社会整合双重压力，现代启蒙的第二次浪潮则由卢梭开始，由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继承，强调国家社会普遍意志。马克思正是在这一轮智慧基础上，批判继承，发展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和自然法理路，对于我们来说，文化与精神先与国家政权而存在，国家为文化精神的载体，而非抽象的自然人的契约集合，也非单一民族的排他集合。我们应当学习李大钊科理性的爱国精神，既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基因，也源于对西方中世纪以来国家理念客观认知，这样的爱国主义是坚实可信入脑入心的。

（二）救国求索

在坚定的爱国精神基础上，李大钊重点探求救国、强国之道。十月革命之前，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通过对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分析，可以折射出革命先驱在寻找中国社会之道的脉络。“民彝”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李大钊进行了深入考据：“诠‘彝’之义，古有殊训。一训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彝亦训常，《书·洪范》云：‘彝伦攸叙。’彝伦者，伦常也。……彝又训法。《书》曰：‘永弼乃后于彝宪。’……”

李大钊将其放在求索中国近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解读，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全新的含义。“民彝”作为器乃“吾民衡量事理之器”，作为常乃“凡事真理之权衡”，作为法乃“民宪之基础”。李大钊大量引述严复翻译穆勒的相关著作，强调“此类意念自由，既为生民之秉彝，则其活动之范围，不至轶越乎本分，而加妨害于他人之自由以上”。从整体上看，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属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范畴。

可贵的是，李大钊还指出“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所以，李大钊既消化吸收西方政治思想，更须臾不离中国国情。随着整个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李大钊不断完善对中国近代转型规律的理解，开始使用新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第一位听到这声炮响的国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能够成为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与他扎根中国现实，长年思索救国之路分不开的。

二、主义确立与建党智慧

（一）主义确立

李大钊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潮流大转折中，敏锐的发现中国革命和建设未来的。十九世纪的欧美，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和市场经济相互契合。在李大钊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时代，西方价值自身也遇到了一次大的危机，是近现代世界的重要转折点。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时间点，经过李大钊，传播到中国来的。

在政治方面，传统国家“被去魅”，宗教也逐渐从公共领域退出，个人主义在公共领域与终极关怀切割之后，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过去在宗教和道德律令下所掩盖的性别、肤色、种族、文化甚至国家等等都凸显为近代“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取代过去的宗教战争，成为现代不稳定的因素。随着更多的国家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中，现代性社会结构内部自我否定的因素开始显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构建出的“百年和平”。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点明“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音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所以，近现代西方世界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局限在文明冲突之内，而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是世界主义的，追求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个初心没有忘记，并始终坚持。

在经济方面，自由放任市场构建的社会，一切要素和商品都需用货币计量，个体逐利动机描述为公共秩序的基础，人性刚从宗教、礼教中解放出来，又进入了欲望的枷锁之中。另外，在当时，以个人权利为逻辑起点的自由市场反而无法保障弱势者权利，这种悖谬威胁到了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所以，当新古典经济学正走向成熟，要将整个社会嵌入到市场逻辑中时；社会主义也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要让市场重新回归到社会之中。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

因此，李大钊大胆预言“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通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他笃定的主义。

（二）建党智慧

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树立了坚定信念，就要见诸行动。李大钊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系统探讨政党政治的，与资产阶级政党实践及主张不同在于，李大钊强调发挥政党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中心作用，起到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1917年4月，李大钊就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中提出“中心势力”的概念，认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而原来三大势力，即北洋军权派、改良温和派与革命激进派“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帅此散漫无纪之团体。以致政象日涣，人心日离……斯诚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也。”他希望新的政党力量出现，整合中国社会，带领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他希望“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但其后证明，这也是不现实的。

李大钊的政党观，是在这种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中产生的。十月革命更加促成了李大钊对中国政党认识的升华，到1921年初基本形成。在1921年3月，《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从李大钊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对政党建设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见解是党建最初的有意义的探索。包含了要有中心势力的政党，要有中心人物来领导，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依靠广大平民和劳动者，等等。这些都是党的建设宝贵的思想财富。李大钊在党的建设方面还体现在对主义的坚持上面。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下了《狱中自述》，文中绝口不提共产党，却谈国民党。即便谈国民党，也是避重就轻，迷惑敌人。奉系军阀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爱。

三、北大情怀与青年寄托

（一）北大情怀

李大钊在北大校庆25周年演讲中有两句话被广为传颂。一句是“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表达了李大钊对北大的深切挚爱。李大钊短暂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这也是他生命最光彩夺目的十年。在这期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校长室秘书、史学系教授、学校评议会评议员、学生（事务）委员会委员长，先后开设了“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北京大学也为李大钊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和载体，并凝聚了一大批有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播下了最初的火种。

另一句是“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这是李大钊对北大核心价值的认定。李大钊同志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信念，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深厚的学术土壤之上的，这是李大钊笃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理性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升华为坚定的信仰，并坚持终身。

李大钊同志和北京大学的相得益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李大钊作为北大人对北大、对国家深情厚爱的基础。对于每一位北大人，于北大，基于这种相互联结、依存、支持和同步，爱恋会油然而起；于党和国家，基于这种理性、热情、乐观和笃定，信念将浩然而升。

（二）青年寄托

李大钊在求索救国之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对青年充满着无尽的期待和热忱。1919年7月1日，李大钊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青年社团。这个历时七年、仅有100多位会员社团，却在当时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田汉等青年共产党员。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发出了响彻百年的青春呐喊，“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除了对青年的激发和鼓励外，李大钊为青年如何保持正能量提供了有意义的方法。首先是在思想上的方法，“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大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豪末。”“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主义更能经得住生死的考验。这种将政治工作和精神引导法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的青年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其次是实践上的方法。《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倡导青年学生应该将知识和社会劳动紧密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真正的人生价值，号召青年人投入到生产劳动之中。基于这个角度，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这看似悖论式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人生智慧高度概括，尤其对现代工业社会“单向度”人生的反思和体验提升有着借鉴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拨开历史尘烟，回到历史现场，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李大钊同志文章理论的锐度，信仰的强度，情感的温度。这锐度、强度和温度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深刻把握和对国情的深切观照之上的。探索真知和坚定信念的过程本是统一的，李大钊的求索和实践历程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着有益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