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主要研究大学新生的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同时也研究最优化倾向影响生活满 意度的中介机制。通过对同一专业的 99 名大一新生进行间隔一周的研究，发现最优化倾向越强，生活满 意度越低 ；同时也发现生涯决策困难在最优化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显著。

关键词：大学新生 ；最优化倾向 ；生涯决策困难 ；生活满意度

一、前言

笔者在就业指导中心和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期间发现，一些大一新生对高考专业选择的决策不满，不认同自己所学的专业，也有一些对未来职业发展感到迷茫，这些影响到学业投入和表现，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本研究尝试从决策类型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原因，并深入探讨其中的机制。

关于人的决策类型有多种区分方式。Schwartz等人认为人们按其在决策时的不同决策风格，可以分为最优化个体和满意型者。^[1]最优化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尽可能搜寻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比较，直到选出最佳方案；与之相反的是满意型个体，这类人在决策时满足于当前条件下所能选择的选项，当出现高于他们满意标准的选项时，他们会马上作出选择，对于这类人而言，决策并不需要得到最优的结果，而只需要获得足够好的结果。

很多研究都指出了最优化倾向与情绪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最优化个体在决策后极少表现出满意、乐观的情绪，更多会表现出后悔、悲观等负面情绪。^{[2]［3］[4］［5］}

根据Schwartz等的研究，最优化个体相对于满意型者而言在决策时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6]

最优化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带有上行反事实思维，这意味着最优化个体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会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可能出现比真实结果更好的结果。例如，某运动员如果是最优化个体，他在获得银牌的时候会假设：如果在比赛前充分熟悉赛场他将发挥得更好，并可能获得金牌。最优化个体倾向于对所有备选方案都进行评估，一旦没有完成这样的过程，他们就会在决策之后表现出后悔、失望、抑郁的情绪。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最优化个体可能更容易出现后悔的情绪，对现有的生活不满意。

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方面可能会对已经做出的高考专业选择后悔；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活相比高中生活更加丰富，选择也更多，最优化个体可能在面对种种选择的时候，更有可能体验后悔的情绪，并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同时，对于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迷茫会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原因。根据我们看到的最优化个体和满意型个体的特点分析，我们可以推论，最优化个体更容易出现生涯决策困难，进而影响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二、研究目的

新生是大学重点关注的群体，新生教育也是大学教育的关键。大学新生的困扰，一方面有来自刚做完求学决策（高考填志愿或者考研决策）之后可能面临的对自己目前专业的不认可和后悔。同时，新生也面临着将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上的迷茫。

因此最优化个体比满意型个体可能面临生涯决策困难相关的焦虑，同时也会经历大的决策以后后悔和适应。本研究选取的群体为北大药学院药学专业的学生，年龄接近，专业一致，以便更好地研究最优化和其他变量的关系。

在本次研究中，重点研究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验证生涯决策困难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同时验证生涯决策困难与后悔的双中介的存在。

本研究在4年之后取得学生的平均GPA，研究最优化倾向和生涯决策困难的纵向效力。

研究假设：

H1最优化倾向越强，生活满意度越低

H2生涯决策困难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H3后悔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H4生涯决策困难与后悔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同时的中介作用

三、方法

（一）被试

105名北京大学药学院新生参加测评，最后取得99个被试的前后匹配的有效数据。平均年龄19.74岁（SD=0.79）。男性47人（47.5%），女性39人（39.4%），另外13人性别缺失。

（二）问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包括：最优化决策倾向量表、生涯决策困难量表、后悔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人口学测量条目。其中人口学信息包含：性别、年龄。所有英文量表的条目都经过翻译中文、回译程序，以保证量表表述的准确性。

1.最优化决策倾向量表。采用Schwartz等人编制的最优化决策倾向量表（The Maximization Scale, MS）。^[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一致性系数为.68。

2.生涯决策困难量表。采用Saka、Gati编制的情绪人格相关生涯决策困难量表（Emotional Personality 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ies, EPCD）^[8]。本问卷中文版由龚信华修订。EPCD中文修订版不删除项目，总量表共53个项目，采用9点计分法。1、9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越高，决策越困难。问卷分为3个维度：悲观的看法共12题，焦虑共21题，自我和自我认同共17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96、.84、.95和.90。

3.后悔量表。采用Schwartz等人编制的后悔量表（Regret Scale）^[9]。量表为7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要求被试在1-7内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一致性系数为.59。4.生活满意度量表。选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

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LS）^[10]。该量表建立在单维的生活满意度理论上，总分反映整体的生活满意水平，而不细分到生活中各个具体的领域。该量表在多年的使用中信效度良好，其中文版的信效度也得到过考证。量表共5个条目，典型条目如“总的来说，我的生活符合我的理想”“如果我的生活可以重新来过，我几乎不需要作任何改变”等。量表采用7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要求被试在1-7内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一致性系数为.91。

5.专业认同量表。本量表依据Leach等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量表编制而成，共12个条目。该量表的α一致性系数为.93。

（三）程序

本研究采用网上问卷的方式在线收集数据。问卷测量了以下两个部分：1.被试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2.本研究关注的几个基本变量，包括最优化决策倾向、生涯决策困难、后悔和生活满意度。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的变量分两个时间点纵向收集，在第一次问卷中测量本研究关注的自变量最优化决策倾向、后悔以及各种人口学变量，第二次测量生涯决策困难、专业认同度、生活满意度。两次测量的间隔为一星期。

本研究还在4年后，通过学校的教务系统取得了这批学生大学期间4年的平均GPA。

四、结果

表1：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关系和量表信度（n=99）

注：N=99，*P<.05，**P<.01，双尾检验，对角线为每个量表的α系数。

（一）最优化倾向、生涯决策困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分析了性别和年龄变量与其他各个变量的关系。发现，除了性别与EPCD的自我及自我认同分量表显著相关（r=.22,p=.04）外，年龄和性别与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可能是与本次调查年龄都是大一的新生、年龄差异比较小有关。

（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中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最优化个体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r=-.22,p<.01），验证了假设。最优化个体有更高的生涯决策困难（r=.41,p<.01）及后悔情绪（r=.47,p<.01）。生涯决策困难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26,p<.01），接下来进一步对各变量的关系分析。

（三）路径分析

图1：生涯决策困难与后悔中介最优化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路径分析图

研究采用Bootstrap有放回重复抽样5000次上的差异检验生涯决策困难和后悔的中介效应。如果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效应存在。结果如下表所示，最优化倾向通过生涯决策困难和后悔能够显著地影响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为-0.11，95%的置信区间为[-0.26,-0.04]。其中，最优化倾向仅能够经过生涯决策困难显著地影响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为-0.10，95%的置信区间为[-0.19,-0.01]；通过后悔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并不显著，中介效应为-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5，0.13]，该置信区间包括0。

（四）最优化倾向、生涯决策困难与专业认同度、GPA的关系

最优化倾向与专业认同度显著负相关（r=-.29,p<.01），从分量表看，选项搜索、高标准与专业认同度显著负相关（r=-.21,p<.05；r=-.31,p<.01）。

研究者还在4年之后取得这些被试的4年的平均GPA（M=3.04，SD=0.46），并和本研究中的关键指标做了相关的分析，发现最优化倾向及其各个分量表与4年平均GPA之间相关均不显著（最优化倾向r=-.01,p=.96；选项搜索r=-.03,p=.76；决策困难r=.02,p=.87；高标准r=.02,p=.87；）。而生涯决策困难量表及其各个分量表，除了悲观的观点这个分量表相关显著外（r=-.26，p<.05），其余分量表均不显著。专业认同度与GPA显著正相关（r=.28，p<.01），专业认同度越高，学习成绩越好。

（五）共同方法偏差检测

采用自我报告进行数据采集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研究数据采用多个时间点，部分反向计分等方式，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同时，采用周浩、龙立荣推荐的共同方法偏差检测方法[11]，选用Harman单因素探索性分析考察共同方法偏差对于本研究的影响，采用主轴因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18.747，能够解释的总方差成分为24.035%，小于40%。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变差，分析得到的变量间关系是可信的。

五、讨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最优化倾向、生涯决策困难、后悔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研究假设1和假设2，最优化倾向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12]一致，最优化个体容易产生悲观、抑郁等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也会更低。同时，生涯决策困难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最优型个体多数情况下为了找到最佳选项更执着于寻找多个选项，并更多地会担心自己选定的是不是最佳方案，因此会有更高的生涯决策困难，从而导致更低的生活满意度。但是，本研究没有发现后悔在最优化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与Roets，Schwartz和Guan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一致^[13]，即最优化个体会经历更多的后悔，但是后悔跟幸福感之间没有关系。但是西方研究证明，最优化个体会有更多的社会比较，更容易出现后悔的情绪，从而影响到生活满意度^[14][15]。因为本研究的对象是大一新生，有可能是他们还没遇到大的选择，所以后悔对生活的影响少一些。如果研究正在求职的个体，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

本研究还取得了这批被试4年的平均GPA，但是没有发现最优化倾向及其各个分量表与GPA的关系。过往研究发现最优化个体一般会有更高的成就，例如最优化个体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得到的起薪要高15%^[16]。如果按此推论，最优化个体也应该会有更高的学业成就。尽管在本研究中发现最优化倾向与主观指标例如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发现最优化倾向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生涯决策困难分量表悲观的观点与GPA之间的显著的负相关。但焦虑和自我概念与认同这两个分量表与GPA之间相关不显著。也就是说，对生涯发展的悲观的预期，可能会导致相对低的学业成就。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对大一新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增强对生涯发展的信心。

我们发现最优化倾向越强，专业认同度越低，而专业认同度跟GPA之间有正相关，专业认同度越高的人，学习成绩越好。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培养对自己本专业的认同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关注最优化倾向的个体，此类群体更容易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进而影响他们的专业学习。

[1][2][7][9][12][14]Schwartz, B., Ward, A., Monterosso, J., Lyubomirsky, S.,etal. Maximizing versus satisficing: Happiness is a matter of choic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3):1178-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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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yengar,S.,Wells,R.,&Schwartz,B.Doing better but feeling worse: Looking for the ‘best’  job undermines satisfaction[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7):14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