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秉性率真的学者 ——纪念胡适诞生125周年

一、两颗璀璨的明星

2016年是胡适诞生125周年。100年前，蔡元培把胡适请到北大当文科教授，那时胡适在美国还没有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年方26岁。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很有文化价值的事件。100年过去了。社会历史的沧桑与灰尘，也掩盖不住、撼动不了他们二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学术史上的核心地位。北大走过118个年头，任过正校长的，不下数十人，功绩卓著者，我看还是首推“五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我国一度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知名人物很多，看来也有五员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在这两个方面，蔡元培与胡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人的功绩与成就，各有侧重。蔡元培侧重于教育，胡适侧重于学术。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可以谈论很多个方面，但最基本、最突出的，还是两个方面：一是从管理体制上，争取教育独立，实行教授治校；二是在学术领域中，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争取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是他一生努力的理想目标。我个人感到，学术独立，比较好争取一些，因为学术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中性的，可以不带政治色彩；至于教育独立，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的干预，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因为每个政党或执政者，都要培养自己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经有了，主要是如何培养城邦的“护卫者”。现在我国教育部拟就的教育纲要中还在提“培养接班人”。)当然，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尽力争取。蔡元培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在学术领域明确阐述并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这是一个融合中西思想长处、最见成效的方针。它为学术繁荣、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正如梁漱溟所说，它酿成一股潮流，影响到全国。它也为北大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学术传统。它成为北大的一种精神血脉。我个人认为，可以看作北大的校训。什么时候继承、实施了这个学术传统，北大就兴旺，就前进，什么时候践踏、背弃了这个学术传统，北大就衰退，就落后。

胡适是完全同意并积极贯彻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方针的。他并且提出，包容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因为包容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胡适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特别强调培养兴趣，弘扬个性。首先把自己铸造成才，方能对社会和人类作贡献。学生选择专业或职业，他主张“个人标准”先于“社会标准”，就是要把个人的爱好、天赋看得高于社会的习俗、风尚。这显然也是对蔡元培的“顺自然，展个性”思想的重要发挥。胡适为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发掘了潜在的动力。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加快建设现代新型大学，培养一批又一批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胡适在近70年前就提出来了。在西南联大时期，实际已经达到或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

胡适一生与蔡元培的合作，将近20年，在北大的合作共事，也将近10年。在北大早期的1917—1926年期间，大致正是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他与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等同仁一道，紧密配合蔡元培，在北大积聚人才，锐意改革，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学术繁荣，人才涌现，蜚声中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胡适利用北大和《新青年》等平台，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和作用，在30岁左右，便“暴得大名”，誉满全国。他的一系列富于开创性的著作，比如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运动的扛鼎之作《白话运动史》、开“新红学”先河的《红楼梦考证》、白话文新诗集的尝试《尝试集》等，大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这就使得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员叱咤风云的主将，如陈独秀所说，胡适是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实际上，不仅在北京，而且在上海，不仅在北大，而且在中国公学，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公益事业中，胡适与蔡元培，都是互相支撑，生息与共，配合得十分默契的。

应当看到，胡适与蔡元培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差别和分歧。首先在年龄上，相差24岁，几乎是两辈人，但他们之间丝毫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代沟”；从接受的外来思想看，一个主要来源于德国，来源于康德哲学和洪堡的教育思想；一个主要来源于美国，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分别属于理性派与经验派两个截然不同的系列。但他们二人之间，毫无派别门户之见。在某些学术观点上，比如在《红楼梦》的考证与研究上，蔡元培属传统的“索隐派”，胡适则另创“自传”或“自叙”派，他们都作了不少考证，都很自信，并有激烈争议。在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上，显然也有不同见解。但学术上的分歧，正如冯友兰所说：“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这不但没有影响他们事业上的合作，而且促进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据说当时蔡元培还曾帮助寻找有利于胡适观点的资料。这种坦然求真的胸怀，实在是学术史上的佳话。此外，在个人性格上，一个显得敦厚、稳健，一个则显得灵动、潇洒。但他们都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互相包涵，共享“一代人师”的美誉。他们之所能长期携手，互为知己，配合默契，就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第一，他们都面对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都面对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时代课题，又都有中西兼长的思想优势。作为一代社会精英的代表人物，以天下为已任，能够突破“中体西用”的传统模式，作出融会中西的创新成果。第二，他们始终是坚定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论者，都对教育和学术事业怀有高度的热忱和社会责任感，志同道合，志趣相投，因而能撇开差别和分歧，形成一致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方针。第三，他们都有自由主义的共同主张，又都兼有儒家的人文情怀。治学、待人，都有极大的宽恕性和包容性，即使有分歧，也容易互相体谅、切磋和包容。第四，在辈分关系上，蔡对胡，是器重，是提携；胡对蔡，是敬重，是配合。胡适在台湾时，经常称颂蔡元培治学、待人的风格，每逢蔡元培生辰，胡适都要亲自主持纪念会，发表演说。他相信“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传统，在北大不会消失。1947年，胡适还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在一次纪念校庆的会上，谈到蔡元培对他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蔡元培聘请他，他不可能来北大施展才智。是蔡元培和北大成全了他。说到这里，据说他声泪俱下。可见他们感情之深。我们曾经称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感情与友谊，那是革命领袖兼理论家的崇高友谊，蔡、胡之间则是人文大师兼教育家之间的感情与友谊，这对我们这些毕生从事学术和教育的学人来说，似更亲近，更能领略其深意。

总之，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学术史上，蔡元培与胡适，是两位不可绕开、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或者说，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里，胡适与蔡元培，是闪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教育界上空的两颗互相辉映的明星。

二、胡适精神的魅力

胡适被视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自由主义概括为四个要点：自由，民主，包容反对派意见，主张社会和平渐进的改革。尽管胡适也曾竭力从中国历史上寻找适合这种思潮的土壤，发掘争取自由的历史人物，但在20世纪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缺乏滋长这种思潮的根基。这就使他们在“议政”和“治学”的关系问题上经常会处于十分纠结的地位。胡适与蔡元培，都既不是那种从事纯学术研究，完全与政治相隔离的知识分子，像陈寅恪、熊十力，以至钱锺书那样；更不是那种一心从事政治，使学术完全服从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像陈伯达那样；也不是那种表面从事学术，却总想升官发财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是把学术研究看作生命，看作本职，但也关心政治，议论政治，所谓“治学并议政”。无论是治学也好，议政也好，他们有自己的倾向——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特点是想使政治服从于学术，服从于真理。

这就不免要遇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由于与某种政治或党派的特殊瓜葛和牵连，胡适与蔡元培的一生都难以摆脱。对待这种矛盾，蔡元培常以辞职的方式，甚至遽然挂冠离去。如他自己所说，“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胡适呢？则更好议政。不管哪个政党，只要他认为有缺点、错误，便要率直地提出批评。所以，季羡林先生说，胡适批评国民党的话比批评共产党的还多。对于唾手可得的政府高位，他兴趣索然，一再推却，始终保持“一介书生”的品格。

上世纪50年代中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他在海峡那边，竟能认真阅读批判文章，对各种强词夺理之处，也回之一笑。但他与蔡元培的最后命运，也都不免在海外郁悒而终。蔡元培之墓，仍处于香港的一座荒山之角，北大校园内的半身塑像，也安置在偏僻之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和游览者，往往只能擦肩而过。偌大的一座北大校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始终没能为胡适立上一尊塑像。也许适之先生本人也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吧；尽管如此，胡适的令人惊叹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魅力还是会永久留在人们的心中。这种矛盾和纠结，不仅是他们俩人的，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最大的沧桑和纠结，个人和国家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含着沉重的经验教训，至今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总结。

胡适的精神魅力究竟何在？回看中国现当代历史人物，我比较赞赏的，还是两位姓胡的，一是政界的胡耀邦，一是学界的胡适。他们二人的品格，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率真”，或“纯真”。胡耀邦一心扑在革命和人民的事业上，你看他，风尘仆仆地跑遍许多县、乡、村，调查研究，关心百姓疾苦，一片真情。平反冤、假、错案，改变人的命运。有人统计，直接和间接被改变的人，不下一个亿。这种改变，不是某种补贴或涨薪，更不是施舍或恩赐；而是恢复人作为人的地位，根本改变人的政治命运、学术命运、生存命运，使许多人从匍匐在地到挺身站立。胡耀邦的功绩，他引发人的心灵的震撼，是无法估量的。他去世后，那么多人悼念他，涌现出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胡适是一心扑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你看他，学而不厌，手不释卷，诲人不倦，热诚一片。他为追求学术独立，建设现代新型大学而奋斗一生。在学术和教育上，他特别能尊重不同意见，宽容不同学派的观点。同时他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在待人接物上，有人说，胡适有一双“坦率的大眼”。也有人说，他有一种“磁性”的性格，对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特别善于与人交往。在校内或校外，他都曾规定星期日为接待日，不论是谁，来者不拒，一律热诚相待，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有人说，他有“三多”：荣誉博士学位多、天下朋友多、去世时送葬者多。据说当时台北市“万人空巷”，送葬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一个学者，在普通百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很少见到的。钱穆先生有句话：“真情畅遂，一片天机。”胡适的个性和影响，正是这样。反观我们当今的社会和教育，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了！

我曾经设想，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理念、办学方针，若能回到蔡元培；中国现代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若能回到胡适，我们的全面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就会真有希望。冯友兰先生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i]北大这样一所百年老校，若不在传承基础上实现创新，恐怕也难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办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为中国的北大，而不是第二个哈佛、剑桥[ii]吧。

我又想到《中庸》里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个人体会，这似乎是我国传统教育优秀遗产的一个纲要或精髓。人性中确有许多自然的、天赋的方面，应当顺其自然的发展，教育的使命，就是要按照这种规律去发展人的才能。教育的奥秘，就在于发掘和实现人的各种潜能。而我们现在强制、强加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个性的扭曲和杰出人才的萎缩。这正是当前教育的重大弊端。蔡元培和胡适的教育思想，如同他们的个性那样，都有其“率真”“率性”的一面，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的。

[ii] 习近平：“扎根中国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EB/OL]，http://www.js.xinhuanet.com/2014-05/06/c_11105519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