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助制度对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一项基于北京大学的校本调查研究

摘要：自2006年起，教育部启动并试点实施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大幅提高了研究生奖助学金水平。文章通过对北京大学研究生接受资助情况调查发现，资助额度高低、不同资助模式对研究生的学习行为和发展水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为学校进行奖助改革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助额度；资助模式；学习行为；学生发展

北京大学于2007年正式启动以奖助工作改革为主要内容和抓手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作，现已构建起“以学业奖学金和助研岗位为基础、以助教岗位和专项奖助学金为补充、以调控招生计划为特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成效初现。通过奖助工作有效促进研究生学业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生资助政策的关键，因此，更有必要检视奖助相关政策实践的现实影响问题。本研究以国内外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北京大学为例，通过对研究生资助现状的呈现，探究了不同资助类型及额度规模对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并对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国家教育经费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有效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稳步推进学校创建双一流大学的进程提供助益。

一、研究综述、理论框架与问题假设

（一）资助效应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高校资助体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张民选分析了中外不同高校的资助模式[①]，罗朴尚等人对我国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予以评估，考察了各类学生资助的分配情况[②]。关于大学生资助对教育意义的制度性影响，鲍威[③]的相关研究关注了经济资助体系对高校学生参与和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该研究分析了不同资助类型（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赠予型贫困资助、赠予型奖励资助）在学生发展中影响效应和路径的区别，并得出赠予型奖励资助对学生学业发展的总体效应最大，赠予型贫困资助次之，滞后支付型贫困资助最小。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资助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关于辍学行为的相关研究发现，学生资助通过帮助学生形成学习目标和大学升学选择[④][⑤]。之后，美国学者比恩（Bean）的经济资助双重效应研究发现，学生资助直接影响学生的辍学行为，同时也通过相关中介变量（学术要素、学生的社会化过程等）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持续。[⑥]

（二）基于大学生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希望根据已有关于大学生发展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对研究生发展及其影响机制构建相应概念维度与理论模型。美国学者乔治•库（George D.Kuh）等人较早提出大学生发展影响因素模型，认为大学生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入学前的经验（如入学选择、学术准备、学习兴趣等）、在校学习行为（如学习习惯、师生互动、学习兴趣等）和院校条件（如学术支持、校园环境和教学方法等）[⑦]。在其基础上，学者阿斯汀(Alexander Astin）的“输入—环境—输出”模型(Input-Environment-Output model)强调了学生个体发展，尤其是其心理认知、价值观的形成与大学环境之间的关系[⑧]。本研究根据其学生发展理论，试图在呈现学校研究生资助现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资助制度对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情况，并形成如下研究框架：

图1：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问题及假设

基于学生发展理论及相关研究，伴随高校对于研究生资助额度的提高与覆盖面的扩大，我们应关注经济资助是否能够给研究生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并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在摆脱经济负担后，资助是否提升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根据以上研究问题及研究框架，本文提出如下两项基本研究假设：

假设1：在控制个体层面、家庭层面、院校层面等其他特征的情况下，经济资助有利于直接正向刺激学生的学习行为。基于资助类型和额度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两个子假设：

——假设1.1：资助获得者比未获得者的学习行为（包括规则性参与、过程性参与、自主性参与）效果要好；

——假设1.2：经济资助额度越大，对学生学习行为（包括规则性参与、过程性参与、自主性参与）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假设2：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家庭层面、院校层面等其他特征的情况下，经济资助有利于直接提升学生的各方面发展。基于资助类型和额度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两个子假设：

——假设2.1：相比未获得者，获得者的专业素养更高、核心能力更强、科研成果更好、专业排名更靠前；

——假设2.2：获得的经济资助额度越大，对学生专业素养、核心能力、科研成果、专业排名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问卷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奖助状况调查”。经问卷回收与整理，剩余有效问卷1414份。从样本性别来看，男性占样本总量50.8%；女性占样本总量49.2%，男女性基本持平。从民族分布来看，汉族占样本总量92.5%；少数民族占样本总量7.5%。从家庭所在地来看，乡镇、农村占样本总量23.2%；城市占样本总量76.8%。从学历层次看，博士占样本总量48.9%；硕士占样本总量51.1%。从学位类型看，学术学位占样本总量83.2%；专业学位占样本总量16.8%。在专业分布上，人文学部占样本总量14.8%；社科学部占样本总量39.7%；理学部占样本总量25.5%；工学部占样本总量20%。

（二）变量与数据模型

本研究通过如前所述的问卷调查，利用SPSS和AMOS软件对调查所获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及回归分析，在借助均值比较等技术呈现学校研究生资助现状基础上，基于学生发展理论，进一步探究了资助制度对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情况。其中，经济资助涉及到四种不同的资助类型：偿还—保障型资助、赠与—保障型资助、赠与—激励型资助及报偿—培养型资助；学生参与包括三种参与类型：过程性参与、规则性参与和自助性参与；学生发展则包括专业素养、核心能力、科研成果及专业排名等指标性要素。相关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主要变量列表

基于前述研究框架和假设，研究者进一步验证不同资助类型对于研究生发展结果的影响，并建立如下模型：

Y=β0+β1sex+β2degree+β3major+β4faedu+β5home+β6income+β7fawork+β8ta+β9motivation+β10aid+μ

其中，Y为学生学习行为或学生发展的不同指标，sex代表性别，degree代表学位类型，major代表专业类型，faedu为父亲受教育年限，home为家庭所在地，income为家庭收入，fawork为父亲工作类型，ta为老师教学行为，motivation为读研动机，aid为资助情况，μ为随机扰动项。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资助对学习行为模式的影响

1.学习行为模式的界定

通过对学习行为量表共9个子题项，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信效度测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该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最终提炼出三个公共因子，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分别命名为“过程性参与”“规则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其中，过程性参与包括“课前课后预习复习”“投入小组合作学习或课堂讨论”“课堂上主动提问或回答问题”“利用图书馆资源开展学习活动”和“课后与老师或同学讨论专业相关问题”，规则性参与包括“按时保量完成作业或者草率完成作业”和“不逃课”，自主性参与包括“跨学科或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参与学术讲座和专业社团活动”。

2.资助与学习行为模式的关系

在抽取学习行为模式因子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技术，试图探讨可能影响学习行为模式的相关因素与学习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资助与学习行为模式间的关系。表2显示了规则性参与、过程性参与、自主性参与的回归结果：在资助额度方面，赠予—保障型资助和赠予—激励型资助度均对规则性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影响，报偿—培养型资助对自主性参与有显著的正影响。在资助模式方面，和无资助相比，赠予—激励型奖助对规则性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他额度及类型对于各类学习类型不存在显著影响。故在学校的资助设置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赠予型—激励型和赠予—保障型资助，促进学生的规则性参与。通过提高报偿—培养型资助的额度，以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参与。

表2：学习行为模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

（二）资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1.学生发展的界定

本研究使用AMOS20.0软件，对学生发展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包括“专业素养”和“核心能力”两大类因素及“科研成果”在内的指标性结果。此外，单独考察了“专业排名”也能表征学生发展的这一指标要素。其中，专业素养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操作”、“研究方法”和“解读分析”，核心能力包括“表达能力”、“教学实践”和“组织管理”，科研成果的衡量标准为“读硕/博士以来，学生参与发表（出版）的论文/专著数量”；专业排名则为包括前25%、26%-50%、51%-75%、75%以后在内的四分类变量。

2.资助与学生发展的关系

表3显示了专业素养、核心能力、科研成果的多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教学行为及学习行为等变量后，发现：在资助额度方面，赠予—激励型资助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有显著的正影响，偿还—保障型、赠予—激励型资助和报偿—培养型资助对核心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赠予—激励性影响作用最大，偿还—保障型次之，报偿—培养型最小，其他因素对专业素养、核心能力无显著影响。对核心能力而言，回归分析未能发现来自资助额度的显著影响。在资助模式方面，和无资助相比，仅有报偿—培养性资助对学生的核心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他资助类型对各种专业素养无显著影响。

表3：学生发展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

3.资助对学生专业排名的影响

本次研究调查问卷中设定了“学生在本专业排名”的四分类选项，具体分为①前25%②26%—50%③51%—75%④75%，分析技术上选择有序逻辑斯特模型。表4显示了有序逻辑斯特模型对学生专业排名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模型似然比卡方检验显示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并且模型拟合度良好。

从回归结果看，在资助额度方面，赠予—激励型资助对学生的专业排名有显著的正影响；资助类型对于学生的专业排名无显著影响。在学习行为方面，过程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对专业排名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过程性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自主性参与的促进作用。

表4：专业排名影响因素的多元分类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因变量为学生在本专业的排名（1=75%以后，2=51%—75%，3=26%—50%，4=25%以前）

综上，本研究发现赠予—激励型资助模式本身会显著促进学生学习的自我约束管理；报偿—培养型资助模式则具有显著促进学生的核心能力提高的功能。在资助额度方面，提高赠予—激励型资助额度，会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在专业学习上更加认真，从而促进专业素养的提高和科研的产出，对研究生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提高报偿—培养性资助可以显著提高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扩展学术视野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表达沟通、实际动手能力及管理能力。

四、相关建议

本研究发现资助制度对研究生的学业发展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不同的资助额度和类型均会影响研究生的学业参与和学业成就，其中，赠予—激励型和报偿—培养型资助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在资助政策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赠予—激励型和报偿—培养型资助的覆盖面和资助力度，充分发挥其对研究生学习行为、学术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有效提高经费的使用效能。此外，由于资助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资助方式背后有着不同培养理念的支配，其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学生学习行为及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在进一步提高资助的覆盖面和资助力度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奖学金的激励功能，构建更加多元化的资助模式，激励研究生全方位发展。

[②] 罗朴尚、宋映泉、魏建国：“中国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评估”[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1期。

[③] 鲍威、陈亚晓：“经济资助方式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2期，第80～96页。

[④] Tinto V, Dropout from Higher Education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Recent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5, 45(1): 89-125.

[⑤] Tinto V, 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⑥] Bean, J. P., and Vesper, N. (April 1990),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Grounding Theory in Data: Using LISREL to Develop a Local Model and Theory of Student Attri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Boston, Mass.

[⑦] George D. Kuh, Jillian Kinzie, Jennifer A. Buckley, Brian K. Bridges, John C. Hayek, Piecing Together the Student Success Puzzle: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J], ASHE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07, 32(5).

[⑧] Sanford N.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the Entering Freshman [A], Sanford (Ed.), American College[C], New York: Wiley, 1962. 253-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