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成型的三个维度

摘要：在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下，文章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方面，尝试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形成的历史脉络。文章提出，作为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和宗教多元化的大一统国家，中国的道路选择有着自洽合理的演进逻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政治结构; 经济结构; 意识形态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笔者基于自身阅读，试图以经验认知作为切入点，梳理国家治理制度工具和道路选择，通过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形成的内在逻辑，兼及探讨如何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更好树立“四个自信”，积极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一、分析的起点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让学生理解制度选择的内在逻辑。文章所关注的制度选择，大前提是对“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样是国家统一，大国与小国不同。所谓大国，专指那些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性和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此类国家数量在人类文明史中屈指可数，其治理体系也有着不同于“小国”的特征。

“大国”治理所面临挑战与“小国”不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挑战是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问题。其中，信息的问题包括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过载和信息失真问题；交易成本则是国家治理的收益、成本及其分配的外部性问题。

关于“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文章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维度进行经验归纳，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需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者的耦合。

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设计能够契合，解决信息过载和失真问题，降低国家治理的交易成本，则国家统一能够维护。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与郡县制的耦合；比如中国儒家传统的家国体系与帝国官僚士绅结构的耦合；比如阿拉伯帝国的政教合一；比如重工业优先战略与城乡剪刀差的制度搭配等。

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相互排斥，则国家统一难以为继，容易走向混乱甚至分裂。比如南北朝时出世哲学盛行与南朝的式微；比如中世纪欧洲庄园经济、封建采邑及其分裂；比如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与民族自决问题等等。

二、政治结构

（一）古代世界的政治结构

在古代，无论东方或西方，针对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帝制是唯一的选择。亚欧大陆的西、中、东三个区域都形成过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分别对应着罗马元首制、东方君主制（以波斯为代表）以及中华帝制。帝国制的制度安排有着共同特征。中央的制度安排包括君权与相权、内廷与外朝、文官与武将以及君权传承等。地方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政区划、官僚科层、分权制衡、财税集中等。中国的帝制时代，以上制度安排是相对成功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耦合最为巩固，奠定了大一统中国的治理基础。

在漫长的古代世界，“小国”也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雅典的古代民主、斯巴达和早期罗马的古代共和、中世纪西欧的封建、拜占庭的军事封土、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共和、幕府时代的封建日本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类治理体系缺乏对更大国土的复制性，无法完成统一大国的整合：古希腊“民主”世界的自毁（伯罗奔尼撒战争），罗马共和国后期的近百年内战，西欧封建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近代世界政治结构的演变

中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起源，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耦合结构被挑战，各个国家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治理体系，重新整合社会。

先看西方。在基层社会的整合方面，以采邑和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体系衰落，以城市自治、等级会议、教士选举等传统为基础的代议制，作为整合基层社会的新体系诞生，专制君主制向议会君主制演变，此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代表。在中央权力的重组方面，传统君主的正统合法性被人民主权说取代，走向民主共和，此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但无论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并没有在一个“大国”成功的经验。

再看中国。甲午战争打破了清廷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进行制度调整的幻想，中国走向了寻找大国治理体系之路。从“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到“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但最终没有实现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整合。

西方的政治制度的“用”，并没有整合中国社会的“体”，是有着其内在的原因的。传统中国有着逻辑自洽的社会整合机制：上层社会是大一统的官僚机构，中层社会是乡绅自治，而基层社会则是家族宗法的治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大一统的官僚机构解体；从废科举兴新学到新文化运动解构了儒生乡绅阶层；商业发展和士绅的城市化打破了

乡村宗法体系。最终，整合中国社会上、中、下三层的传统制度体系被打破，传统帝制解体，军绅合流，中国走向分裂。在新的制度体系构建上，中国没有西欧封建时代那种自治城市的传统，没有独立于王权的教会和贵族，传统权威也不来自宪法和程序认同，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只是知识精英的思想，无论在政治传统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无法完成中国自上而下的整合。“巴黎和会”又让那些西方榜样形象一落千丈。

至此，国家整合的制度选择上，还剩下美国和俄国两个可以学习的榜样。美国的联邦制是“化整为零”横向一体化，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合零为整”纵向一体化，前者要建立在宪法的最高权威基础上，要有和平合法解决争议的程序，北洋时期的政治实践排除了这个选项。于是，苏俄体制成为当时世界上中国唯一可以学习的救国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整合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无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是1922年开始的国民党改组，都是以俄为师，为整合中国社会，实现祖国独立统一寻找道路。与西方式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不同，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不仅仅关注上层政权的选举和施政，也注重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统合，更能够在中国实现从上到下的社会整合。

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生产力的先进性，但是在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能是农业社会，毛泽东思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属性，将农村无产阶级纳入到革命理论中，并通过土地革命等团结广大农民；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建党方法，建立了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通过历次整风等学习教育活动，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最终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将中国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取得了胜利。

三、经济结构

（一）经济类型和资源配置手段

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国家形成后存在过的经济结构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又分为自耕农经济、地主经济、领主经济、奴隶主经济、军事封土经济等；工业经济也存在过四个阶段，即蒸汽机时代（工业1.0）、电气化时代（工业2.0）、信息化时代（工业3.0）和智能化时代（工业4.0）。从资源配置手段来看。分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介于两者的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近代以来直到如今都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进行平衡的双重转型之路。农业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表现为马尔萨斯式的无增长稳定状态；而工业社会的特点是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表现为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新增长。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对稳定和创新两端的把握非常考验党的执政能力，我们正在进行的的的确确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探索，没有照本宣科的所谓普世模式可以复制。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结构变迁

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资源配置手段的搭配适用于不同现实需要。在传统帝制中，中央政府的税源和兵源主要靠自耕农提供，所以王朝初期一般都要培育自耕农，休养生息、积累财富，采用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并构建相应的官僚结构和意识形态。由于个体或家庭的环境、机遇、能力等的不同，任由经济的自由发展，自然带来土地的集中，财富分配不均，形成地主经济甚至豪强士族，失地流民增加，造成不稳定因素，这是威胁中央政府的异己力量。于是我们一般会看到，在王朝中后期的变法，大致上是要打破这种土地集中，打破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商业萌芽，让“无产者”重回土地，重建自耕农基础上的耕战体系和中央权威。我们也会看到，王朝末期的战乱也会沉重打击土地兼并，为下一个王朝的休养生息“重置”经济环境，而前朝的儒生士绅阶层仍然是新王朝赖以统治的官僚群体。这也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能够延绵两千年治乱循环仍归于大一统格局。

而近代，工业文明对农业社会的稳定造成冲击。与传统农业社会所维护的自给自足的马尔萨斯式的稳定结构不同，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国家强调市场的拓展，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国家赶超战略等，对传统农业帝国的治理体系造成了致命冲击。比如18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通过谈判实现对华自由贸易，无法改善贸易逆差问题，于是选择了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传统治理体系无法承载市场和增长，加之民族救亡的意识，中华式帝制开始解体。

随着传统治理体系的解体，国家大一统能力降低，农村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城市的官僚资本迅速发展，社会愈发不稳定。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的形式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最终胜利。1948年的《土地法大纲》，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都是围绕平均地权展开的，中国农村短暂回到自耕农为主的经济结构。

但是现代化要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实施。自耕农经济与工业化是相互排斥的，小农生产自给自足，无法提供足够的城市商品粮。于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运动、城乡户籍制度等政策从1953年到1955年陆续出台。在城市则通过对公私合营保护公有制重工业。最终在1956年，中央宣布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加快重工业化，但是由于价格机制的失灵，工业化的效率受到影响，经济结构失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重要性凸显。邓小平理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开始。

可见，社会主义中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结构是整合中国社会的保证，正所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资源配置的手段，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自洽的逻辑演化。

四、意识形态结构

（一）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

意识形态是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至少要包括国家学说、价值伦理和哲学基础三个相互逻辑自洽的子系统。孔子针对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礼”，包括国家政治和宗法制度的构建；价值伦理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仁”，作为是非判断和道德追求标准；哲学基础包括世界观和认识论，可以用“天”来概括，区别于宗教神秘主义，孔子的天指向常识和直观理性。随后，孟子发展了“仁”，荀子发展了“礼”，董仲舒通过天人感性说将儒家的哲学观和国家社会观进行发展和整合，初步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整合。后来经历了历史变迁和佛老之学的冲击，经过宋明理学的吸收融合，阳明心学的反思改造，再到清朝的考据问古等学风，中国传统儒学逐渐完善。

甲午战争后，儒学的国家学说首当其冲，成为被革命对象，受到致命挑战。王权解体之后，绅权扩张，儒生绅士成为导致社会危机的“第一责任人”，而儒学的伦理价值是绅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国家学说和伦理价值纷纷坍塌，其哲学基础则被贴上封建迷信标签。

破旧还须立新，对儒家伦理的逆反导向了对知识的推崇，迎来了“赛先生”，对宗法秩序的逆反导向了对平等的追求，迎来了“德先生”。此时的民主主义区别于西方民主，侧重反对专制和礼教，追求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新文化运动转向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理想符合中国传统的终极关怀，最终成为中国精英愿意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

（二）党和国家的宗旨和组织原则

古代大一统帝制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都是非人格化的。无论是儒家的“天子”、古埃及的“法老”、阿拉伯的“哈里发”、古罗马的神人统一等等，都是用君主的神性作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西欧中世纪后期以来，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导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人”替代了“神”，君权神授变成了人民主权，替天行道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而对“人”的理解有两个路向，一是将“单数之人”作为逻辑起点，一是将“复数之人”作为逻辑起点，前者大体上是个体主义的，而后者是集体主义的。个体主义将个人与国家构建成一对紧张的关系，而集体主义将国家和个人放在了和谐的关系之中。

中国人无论是传统的家国情怀还是近代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都决定了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必须是和谐的。而要维护这种和谐关系，必将“复数之人”放在起点，以集体价值的实现来实现个体价值。所以，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构建，也需要我们一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国家理念不断选择和调整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市场的配置效率是从个体行为的逻辑推导出来的，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集体主义的，但两者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社会就是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从个体被动接受规律到集体主动利用规律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将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是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