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奇技”与道“中庸” ——关于“互联网+青年教育”的热实践与冷思考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应用发展层出不穷，这给高校育人工作和青年成长均带来了错综复杂的机遇和挑战。文章立足于北京大学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思政教育的最新实践，旨在通过经验总结和规律探索，探求网络育人的形式创新要素与本质精神要求的内在统一。文章认为，网络时代的青年教育工作需以法“奇技”与道“中庸”的理念为指导，统一“道”与“术”的矛盾，警惕“互联网+”时代青年主体性丧失的风险，保持立德树人的初心，实现青年教育事业的辩证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青年教育；辩证发展

一、“互联网+”与高校育人工作的实践探索

（一）网络技术发展应用与网络育人的历史使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和远程技术浪潮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互联网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如今，互联网已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宏观层面，网络社会的崛起冲击了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在微观层面，互联网应用与生活需求广泛结合，在生活、社交、娱乐服务等方面尤为突出。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也对高校育人事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对于受教育者而言，信息爆炸带来了筛选、甄别有效信息的难题，网络社会的平等、自由使得个体发展缺乏整合性引导，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挑战着人格观念，网络社会的变革性、创造性考验着主体能力；对于教育者而言，面临着从接纳到融入再到引领网络时代青年学子的任务，传统的育人观念、规范受到冲击，传统的育人手段、技能成为短板，传统的育人机制、阵地、平台、队伍都面临着进一步更新与匹配。

网络技术发展应用对育人事业的巨大冲击使我们深刻意识到“网络育人”的历史使命。网络育人是理论与实践交互影响、相互印证的结果，是综合了课堂教育、日常管理、发展服务等各种手段，涵盖了网络舆情管理、网络舆论引导、网络社区建设、网络文化培育等多种方式，包含了网络技能培养、网络发展辅导、网络人格塑造、网络人生提升等丰富内容的系统工程。

（二）高校的探索实践与效果检验——以北大为例

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为高校紧跟时代前沿开展网络育人工作提供了条件。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高校纷纷建立主题网站，规范管理校园BBS。2005年之后，伴随人人网等全民社交平台的兴起，高校BBS面临用户流失、内容衰微的困境。北京大学通过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了未名BBS的转型跨越。上海等地也通过建设推广学生网络互动社区“易班”，凝聚了高校班组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校园网络平台进入了“两微一端”时代。北京大学培育学生网络实践品牌，涌现出PKUHelper、各类微信公众号平台等移动互联网产品，为网络管理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开展网络育人工作时，北京大学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借鉴网络前沿技术与产品，贴近青年成长的现实需求。2015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4G时代的全面到来，移动端网络直播成为了时下最流行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北大网教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先后尝试了“北大2016迎新直播”、“百团大战——北大2016社团招新直播”，以直播的形式展现北大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北大学子集体成长中的独特个性，检验“网络+直播+育人”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数千名校内外网民参与直播互动，视频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万，直播试水活动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尽管直播活动在技术、团队、内容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之处，但其对于拓展自育育人、环境育人和互动育人的途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互联网+”的边界与育人工作的本质

近些年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或者说得益于对“互联网+”步伐的追赶，高校的网络育人工作在形式、手段、内容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这也促使我们去反思，工具的进步与教育目标的实现是否能够密切契合。没有边界的“互联网+”必然预示着虚拟主义、消费主义、颠覆主义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影响，由此也加剧了信息泛滥、消费狂欢、全民娱乐等问题。在网络育人领域，平台化、数字化的工具便利了学生管理和师生交流，但虚拟世界的表达与沟通终究与现实有所差异，将学生视为数据化、原子化的个体也不利于培育目标的实现；微信、直播等信息传播渠道在传播速度、范围上有优势，校内严肃的、深度的信息传播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娱乐的、浅显的信息日益增多，在占据学生注意力的同时，也影响着其思考和表达习惯。

“互联网+”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其目的不应在于万事万物实现互联，而应在于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改进国家治理。相应的，网络育人工作的初衷不在于追赶前沿技术，而应在于通过手段创新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具体可以理解为提升青年学生的网络信息素养，包括网络技能培养、网络发展辅导、网络人格塑造、网络人生提升；而其初衷在于对青年价值观念的整合、引导和规范，在培养合格建设者的同时，铸就可靠接班人。因此，我们需要时刻追问网络育人工作是否与基本目标相契合，是否与教育初衷相背离。

二、技术创新与青年主体性的统一与张力

（一）技术创新与青年文化的内在统一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与普及，青年群体的表达、交往、组织方式彻底转变，技术创新与青年文化发展的关系愈发密切。一方面，技术创新为网络文化现象的兴起和亚文化圈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技术创新衍生出了黑客、拍客、创客等概念；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画、游戏等文化产品，促使“二次元”（早期的日本动画、游戏作品都是以二维图像构成的）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盛行；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某些小众、非主流的文化爱好者得以集结。另一方面，青年文化的发展、青年亚文化主流化的过程，也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创新。青年网民对于新技术、新应用的需求最为强烈，这激励着网络亚文化群体自行开发网络应用、网络文化产品，也促使着互联网行业的更新换代。

技术创新和青年文化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统一性，凸显了青年群体在网络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他们通过掌握知识和技能占据了生产力上的主动，通过创新网络文化产品、带动网络文化浪潮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导。

（二）技术创新对教育变革的正向作用

互联网的普遍应用推动着教育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深刻改变着教育手段、方法和理念。从尊重、激发青年主体性，引领青年思想成长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对于教育变革的正向作用体现在教育管理、教育体验、教育互动等方面。技术创新可有效促进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校园管理等各领域各环节教育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如在北大未名BBS上，师生网友通过BBS交流对于学校管理建设的看法并提出建议，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到学校民主决策中来；在教学领域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可精准把握学习者需求，并通过全媒体形式、“虚拟+现实”的场景再现等提升受教育者的教育体验；技术创新促进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体现于相关的学术、课程论坛，更体现于日常化、生活化的“微互动”。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融入人们日常的生活，通过生活化语言、借“互联网+”与青年教育创新用生活化话题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育人目的。网络“微平台”的广泛应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提供了契机。

（三）“互联网+”与青年主体性的迷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主体性发展须依次经历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在“互联网+”的环境中，青年学生尽管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地位，但物对人的规定、制约乃至支配仍不可被忽视。例如，人们本希望通过智能手机、社交网络来获取有效信息、参与人际沟通，但手段本身异化为行为的目的，造成了信息疲劳、“低头族”等现象；并且，人们的主体选择能力、实践能力均有可能弱化。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青年网络文化为青年提供了身份认同，也使得青年群体对虚拟世界即“二次元”的事物有着情感共鸣，语言表达、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均受到网络亚文化的影响。长期浸淫于网络亚文化，青年网民可能遭遇主体性迷失的风险。例如在粉丝文化圈中，粉丝群体仰慕、崇拜甚至狂热地迷恋自己所热爱的对象，并且在经济、时间和情感方面都进行超常的投入；他们不是被动地消费，而是积极、主动、创造性地通过消费和娱乐来建构自己生活和存在的意义。

（四）网络社会与青年教育的深层抵梧

技术的中立性，使得技术使用的后果具有二重性。技术创新是资本和理性双重逻辑推动的产物，网络社会虽然具有虚拟“乌托邦”的性质，但其实是现实社会各项复杂因素的虚拟折射。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信息营销、消费狂欢节、粉丝经济等概念持续走热；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社会整合与分工的趋势不断加强，人们对于网络工具的依附性不断增强，个体从接受教育、进行娱乐到从事工作、了解世界的整个过程中都难以须臾脱离互联网；经过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人性需求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了全面满足，人类的盲目和非理性陷入了无限扩大的风险之中。

在资本、技术和人性力量的三重作用下，网络社会中的个体有可能成为工具性的、客体性的、附属性的角色而无法自拔，陷入异化命运，而这与教育的本质和初衷是完全背离的。网络时代的青年教育工作如何平衡、统一技术创新与教育本质的矛盾，青年学生如何能在充分享有网络社会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摆脱从属性、依附性的地位而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这是我们需要严肃思考的重要命题。

三、法“奇技”、道“中庸”与青年教育的辩证发展

（一）法“奇技”、道“中庸”的历史溯源和现实指向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在当时，“奇技”泛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奇技”的正确观念，应是洋为中用，万物皆备于我。而今，高校青年教育工作需要法“奇技”，指的是需紧跟时代、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网络育人工作实践手段、方法，繁荣校园文化，推动高校学生管理、服务、教育变革发展。这也就是“法奇技”的时代内涵所在。

在历史上，“术”与“道”、器物与精神的矛盾始终存在。现如今，技术进步和教育本质这对矛盾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也在时刻提醒我们：如何在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实现育人本质的“旧目标”、“旧理想”，如何在与时俱进中不忘初心。教育的初心尤其思想教育的初心在于人心，在于对青年价值观念的整合、引导和规范，在培养合格建设者的同时，铸就可靠接班人。我们用“道中庸”（语出《论语》）的理念来理解这对矛盾，即意味着在“术”与“道”、现代与传统之间，采取“不偏不倚，取其中道”，“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一是在理念和手段之间“要叩其两端，允执厥中”；二是在教育对象的引导上，一定要让青年人在“互联网+”成长过程中重视传统、批判现实、理性回归个人主体，而非仅仅停留在客户或粉丝身份不能自拔。

（二）青年主体性的建构与传统文化滋养的积淀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网络社会对于青年主体性的塑造作用，包括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青年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重新界定并获得自我的实体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在资本、技术、人性因素的影响下，弱化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增强对网络社会的依附性。

为规避主体性丧失的风险，更加积极、自主地融入到网络社会中，青年还需重视传统文化滋养积淀的作用。这里所指的传统文化滋养积淀不仅包括可见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还包括那些发端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儒家入世精神等价值溯源，内嵌于社会结构或日常生活的观念力量，包括个体在社会化阶段获得的有助于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的基础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个体习得知识与化成智慧的过程为例，网络信息传播方便了碎片化、化约性知识的快速获取，但若想建构个人系统性、逻辑性、整合性的知识体系，获取经过历史沉淀和实践检验的精神涵养和智慧滋养，则仍需融合传统的学习、思考过程。在网络时代的青年教育工作中强调传统文化积淀的作用，实际是为了规避主体性丧失风险，培育完全的、健康的青年的一种“拨乱反正”。

（三）“文化自信”与“不忘初心”及“北大传统”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当前，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均面临着改革与创新的挑战。无论是党的建设、国家发展还是教育事业，如果没有体认传统、回归初心的警醒，就很难在快速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坚持初衷、把握方向。

对于高校的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而言，在网络社会全面冲击的背景下，体认传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北京大学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项目为例，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定位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自主实施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青年网络素养教育的新型青年自组织机构。工作室取名“新青年”，旨在传承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杂志传统，聚焦创新培育网络时代的合格和可靠新青年。对北大而言，观念与价值教育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涵养于北大代代相承、不断更生的人文资源。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教育，需以法“奇技”的思想为指导创新实践，紧跟青年前进步伐；更要以道“中庸”的思想为指导寻求平衡，回归立德树人初衷。

（四）再提网络文明观：“融入·节制·创造”

在2014年“双十一”前夕，《北京大学青年网络文明倡议书》发布，呼吁青年网友们大力弘扬、积极践行以“融入•节制•创造”为核心的青年网络文明观，以青春之力量建设青春之网络。在青年网民群体中倡导“融入•节制•创造”的观念，与在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中贯彻法“奇技”与道“中庸”的理念是统一的。

在教育手段和理念上，我们强调法“奇技”与道“中庸”的平衡，意味着教育工作者需融入网络时代和网民群体，以青年为师，实现自身的观念、技能和方法更新；需认识到时代和青年的局限，在助力青年融入网络社会之余，还需以“节制”为培养目标，以传统为师，警惕消费主义、“浅阅读”、“泛社交”的危害。在教育目的与方向上，我们强调融入、节制与创造，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和网络素养教育相结合，平衡“术”与“道”的关系，激发青年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培育青年学生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返诸传统且传承创新，实现青年教育的辩证发展。

（五）青年教育辩证发展的具体要求

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教育工作中，法“奇技”是繁荣校园网络文化、创新育人手段的必然选择；而技术本身并无特定的社会功能，新型网络技术能否在育人实践中取得成效，还取决于能否有效平衡手段与理念的矛盾，能否坚持立德树人的初衷，即所谓的道“中庸”。具体而言，这有赖于制度、技术、内容、队伍等方面的建设。

制度建设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及高校等相关单位需要出台相应政策措施规范对网络应用、网络平台的管理，对于有利于实现文化、教育功能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加以鼓励支持；需重视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弘扬，鼓励优秀文化资源、经典教育资源的开发。技术保障方面，需加强校内外技术研发、应用力量的合作，将前沿的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同时鼓励青年学生创新实践，培育校园技术文化品牌。内容建设方面，校园网络文化内容需兼顾教育价值和市场价值，兼顾有效信息的传递和对音视频传播形式的适应；可以深入挖掘高校内的文化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进行宣传、普及，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团队建设方面，需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技能本领，培养网络文化和网络思政教育的专业力量；还需支持、鼓励、引导学生个人、团队，发挥好青年自育育人、互动育人的独特作用。

   执笔人：蒋广学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王志杰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干部　助教

① 参见蒋广学、张勇、徐鹏：“高校网络育人工作的系统思考与实践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3期。

② 参见骆郁廷、高飞：“论思想互动微交往”[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④ 刘伟、王新新“：粉丝作为超常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社群文化与心理特征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7期，第4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