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28：陈独秀与《寸铁》

摘要：八七会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开设《寸铁》栏目，以“撒翁”为笔名专发短小精悍的文章。第一，撒翁想借此平台揭露并声讨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工农群众的事实。第二，作为一名崇尚革命的共产党员，在这些文章中撒翁还阐释了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性，提醒读者谁是中国真正的敌人。第三，面对某些社会名流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击，撒翁也据理力争加以反击，并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指出了三民主义的落后性。第四，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反动思想倾向，如恢复封建社会旧道德、弘扬拜金主义等，撒翁也一一加以批判。这百余篇短文不仅富有革命斗志，更具备理论内涵，直至今天仍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撒翁；《布尔塞维克》 ；《寸铁》；马克思主义

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众多同志被捕被杀令他对国民党当局无比愤怒，他明白自己对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在离开中共领导层之后很难再找到机会弥补过失了。这时，《布尔塞维克》杂志给他提供了抒发胸中愤懑的机会。他以“撒翁”为笔名，开设了《寸铁》专栏。其实早在《向导》周报里便有一个名为“寸铁”的栏目专门刊载陈独秀等人短小精悍的文章，但《布尔塞维克》上的《寸铁》无疑更富有战斗力和激情。在这些短文中，陈独秀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取“撒翁”作为自己的笔名呢？

一

“撒翁”意为“撒手不管事的老翁”^①，从这个笔名颇能看出陈独秀有些心灰意冷。但他真的 “撒手不管”了吗？事实上《寸铁》专栏里几乎每篇文章都燃烧着斗志，这个老翁根本没有撒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仅三天时间里就有三百余名工人被屠杀，更有五千余人失踪；广州的四一五惨案也让人触目惊心，七日之内便有约六百名党员被捕^②；而宁汉合流后的武汉也是哀鸿遍野，汪精卫甚至喊出了 “杀尽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务求做到“党外无党”。一时间“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全国，本是携手革命的同志，如今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令人唏嘘不已。

国共两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让国共两党关系不断恶化：如在农民运动中太过激进的领导策略、为了维护国共团结而轻视武装等等。1927年9月10日，陈独秀所乘渡船行至九江。时值中秋之夜，面对一轮满月，再想到破裂的国共合作，他不禁感慨“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③。但是这些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顾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是不能写在文章里的。就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陈独秀用撒翁这个笔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共合作伊始，面对鲍罗廷“新起草的党章好不好”的询问，某国民党党员说“好，可惜太好了”。这相当耐人寻味。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无疑是更有活力且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的政党，但这也恰恰导致二者难以齐心。其实对这个问题，孙中山在生前已经早有察觉。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面对党内对合作持异见的党员，孙中山怒道：“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绝无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对比之下，“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孙中山接下来把这些持异见者的理由总结为“妒”，且这种反对意见“殊属可耻”^④。所以，二者走向分离实属必然。而现实的困境就摆在眼前，面对死亡的威胁，共产党人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撒翁历数李大钊牺牲以来共产党员被残忍屠杀的种种现实，直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这既是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战书，也是对战友的动员书。

二

尽管反动势力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撒翁一再提醒读者，军阀势力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确有星火燎原之势，各大军阀都见识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威势。可是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归附国民党的各大军阀势力都露出了本来面目。他们开始以“铲共”“铲赤”的名义挑起一场场毫无进步意义的战争，人民又陷入了苦难之中。混战中，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最具代表性。湖南军阀何键反共十分积极，各大报纸时常登出湖南的反共“捷报”。可即便如此，白崇禧的桂军在攻入湖南时还是打着“彻底铲除共党”的旗号。撒翁不禁讽刺道，按照这个路子，“将来非铲到南京去不可”。白崇禧亦承认，国民党内部打着反共旗号为了私仇私利而冲突的事时有发生。而事实上国民党最后之所以在中国大陆统治失败，军阀谋求私利从不团结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撒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国民党处理国际问题的一系列策略也受到了撒翁的批评。首先，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极力靠拢西方列强，昔日里国共两党积极的抗击英国帝国主义的主张变成了“离间”、“使国民党与外人为仇”……“反英”变成了共产党单方面的政策，撒翁不禁感慨这真是“反帝国主义之失败，段祺瑞‘外崇国信’政策之胜利”。不仅如此，在亲近列强的同时国民党还放弃了“联俄”政策，并得到了国内资产阶级的积极响应。就连第三国际动员帝国主义各国人民举行“反对来华驻军”示威运动的行为，都被资产阶级右翼党团控制下的《时事新报》斥为“第三国际的野心”。对于这种是非不分的报道，撒翁怒道，难道第三国际要煽动各国来华驻军才算是对中国的友谊吗？更重要的是，列强控制中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的尊严，更侵害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因为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又不肯去动摇地主阶级的利益，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对列强赔款的金额巨大，故而国民党只能压榨穷苦人民，走上封建阶级统治的老路。撒翁直言，这种倒行逆施的统治手段早晚会“终于自杀”。

三

撒翁不仅仅停留在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错误行动上，更对其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反动思潮的危害性进行了探索。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思想上基本上舍弃了新三民主义，而选择重拾旧三民主义。同时一众社会名流在媒体上公然抨击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形势，撒翁选择对论敌们逐一反击。对于甚嚣尘上的旧三民主义，撒翁结合现实用辛辣的文笔对之加以无情鞭挞。民族主义变成了什么？上文已经提到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变成了“离间”，旧时的欺压和不平等变成了“友谊”，蒋介石力图联合帝国主义列强来反对第三国际。民族主义已如此不堪，民权主义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一个新名词在媒体上兴起——“ 党国”。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不再是一个“帝国”了。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目的是要推翻北洋军阀这个“军国”的统治。可如果北伐成功之后我们建立的是“党国”，“民国”又在何处呢？撒翁不禁感慨，“……非国民党员的老百姓，仍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而这些“新军阀”们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的命令更是从根本上证实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至于民生主义所追求的，更是带有强烈阶级属性的“民生”，工农群众从中无法得到实惠。民国政府把封建时代任人唯亲的思想糟粕发挥到了极致，全然不顾百姓生活，撒翁不无戏谑地称其为“舅子政府”；而江苏财政厅竟然根据地方官搜刮民财的能力来决定要不要叫一声“同志”，撒翁对这些贪官污吏口中的“三民主义”直接提出了质疑。更可笑的是，有些国民党人指责“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是共产党人发明出来“扰乱农村秩序”的，全然忘记了这正是孙中山的思想之一。在那个血腥恐怖的年代，“三民主义”已经让人无法辨认了。

在大力宣扬“三民主义”的同时，一众社会名流还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攻击。如马寅初在1927年双十节发表演讲《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列举了自行车、马车、转运公司、商务印书馆等等事例，想要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过是“发挥想象”，从而质疑其科学性。^⑤但撒翁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寅初没有理解“价值”和“价格”的差别，所以这不过是用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来否定其价值。撒翁直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基本了解的言论是“不自量”的。缪斌和郭任远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进攻。缪文称马克思的研究局限于曼彻斯特一隅，从而质疑其科学性；郭文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从而质疑其革命性。如今回头再看，这两种论调实在不值一驳，或许出于这个原因撒翁也未对这两种观点多做评论。不过有一种观点引起了撒翁的注意，令他大加批评。如郭任远所说，他自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并积极主张社会革命。所以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也正是其“太不革命”。罗家伦也说，“不可以因为攻击共产主义而流入资本主义”。这两种前后矛盾、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调被撒翁直斥为头脑不够清楚。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很肤浅，往往还是“谈赤色变”。这种缺乏深入考察就做出的决定自然是不科学的。讽刺的是，郭任远自己在反马克思的同时，也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成为了被通缉的对象。^⑥可见乱潮之中的某些知识精英既误导了大众又迷失了自己。

四

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各种落后腐朽的旧思想又死灰复燃，而国民党和众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背后的推手。五四运动中引领风潮的“民主”“科学”风潮在这股乱流中又有退潮之势。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自然不能容忍让中国人的思想再度蒙尘。他借撒翁之名，在《寸铁》中写下一系列批判社会反动思潮的文章，务求把思想垃圾从国人灵魂深处清除掉。国民党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大肆开展“党化运动”：在书店卖“党化新小说”，还在手帕厂生产“党化手帕”……苏州也有学校跟风开展“党化教育”，用读书主义禁锢学生思想，不允许学生“分心外物”，从而阻碍学生参与政治。这一系列举动的目标无非是要实现 “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专制独裁统治，打造一个披着革命外衣而实际上压迫民众的“党国”！这些已经几近滥用的“党化”副产品已多如牛毛，难怪撒翁会无情讥讽这场盛大的“党化运动”。

想实现专制独裁，光靠表面上的党化运动显然是不够的，国民党还试图用落后的道德文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什么样的道德？褚民谊在新设德育部的计划书中给了我们答案，他在文中大肆抨击达尔文。撒翁指出这明显是站在唯心主义和宗教家的立场，是反革命的。戴季陶也推波助澜，将孙中山称为“圣人”。一时间竟受到热烈响应，甚至有人提议将11月12日设为“圣诞日”。这个提议真教人啼笑皆非。撒翁不禁评论道，“圣诞”向来是用于教主或者帝王身上的，用在孙总理身上“不大恭敬”。的确，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在他死后竟被推上神坛，成为了封建帝王一样的存在，不知他若泉下有知会作何想？而国民党一方面宣称要恢复民族的道德文化，一方面又同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撒翁不禁感叹，国民党想要恢复的正是这种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五四运动毕竟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儒家传统拉下神坛，民众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已经有所戒备。但同时国人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明显，所以危害更甚的是夹杂着西方舶来词汇而又无用于中国进步的落后思潮。例如吴稚晖和胡适在此时鼓吹拜金主义，吴稚晖直言要提倡“一种纯粹的拜金主义”，而胡适表示“二十四分的赞成”^⑦。虽然说二人的本意是要改造中国贫穷的现实，但这个思路真的正确吗？撒翁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向来是不缺拜金主义的。想实现美国那样的富裕，绝对不能依靠拜金主义。某些中国留学生就是因为太过拜金而被美国人批评。而如果真想让中国人富裕起来，就必须要去掉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这样才能让受尽压迫的民族工商业健康发展。中国若想真正摆脱贫穷愚弱的命运，是否只要做到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便足够了？撒翁认为，中国还需要思想上的开放与自由。对于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觉醒和进步，撒翁总是万分关心的。

1927年到1928年，撒翁共写下了近140篇《寸铁》短文。在当时，这些文章借助《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平台究竟造成了多大的社会影响，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加以评判。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篇幅短小的文章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即便经过了再久的时间也依然会给人新的启示。手持寸铁，心系天下，虽然名为撒翁，可陈独秀从未放手。

① 对这一笔名的研究，参见贺续进：“撒翁和《布尔塞维克》”[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4期，第47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③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页。

⑤ 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6页。

⑥ 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J]，《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42～62页。

⑦ 胡适：《读书与做人》[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