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思考

摘要：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由来已久，但在高校干部工作传统格局中的地位也相对边缘。新时期国家社会形势的变化给这项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以某高校为例，对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项工作对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亟待跳出组织部门工作视野，予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关键词：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培养人才

一、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历史脉络

高校干部对外交流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前30年间主要是以校级领导层级的干部交流为主，青年干部群体的对外交流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的科技、经济或法律等专业知识基础。然而，由于文革期间“唯成分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因素影响，大量懂技术、懂专业的干部都被打倒了，当时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刚刚被“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又普遍年龄偏大，人数也相对有限。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了明显断层，迫切需要补充一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年轻干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一方针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进一步完善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进了党章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央高层的强力推动下，干部年轻化成为那个年代组织工作的主题。而高校干部大多具有相应的专业背景，年轻干部也比较多，恰好与这一时期党委政府改善干部队伍结构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高校青年干部成为干部年轻化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成规模的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的，现任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李源潮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从高校调入群团组织或地方政府工作的。

由于干部队伍建设天然的梯队需求和干部成长周期的滞后性，一代干部的断层至少需要一代人以上的周期来弥补。因此，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迅速发展的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直至新世纪初。十四大党章中写入了“党重视教育、培训、选拔和考核干部，特别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提法，其后半句表述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必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拨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2009年中组部《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中都一再强调要做好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和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都明确强调，选拔年轻干部不能局限于党政机关，也要从国有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方面选拔。为了推进高校等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的干部交流，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完善干部交流制度，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道。在这一背景下，大批高校青年干部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队伍。

进入新世纪后，高校青年干部的对外交流态势逐渐减弱。多年的干部年轻化已经为干部队伍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年轻干部，再加上选调生、公务员招录、遴选等新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渠道逐渐完善，党政机关对于高校青年干部的需求不再突出，高校青年干部对外输送的节奏有所放缓。但是，这一减弱趋势发展到2010—2012年间又出现了一个反弹。当时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推干部公开选拔，而且各级地方政府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换届之年储备青年干部，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又迎来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干部公开选拔普遍对干部现任职级要求较高，对干部年龄的年轻化限制也比较严格。基层公务员受隐形台阶、领导职务职数限制等因素限制，普遍晋升较慢，很多都不具备参加公选的基本资格。高校等企事业单位在这方面相对有一定优势，因此高校青年干部再次异军突起，成为公选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

十八大之后，各级党委政府换届工作已经完成，针对年轻干部的大规模选拔又进入低潮期。经过30多年的努力，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以前较为普遍的“唯年龄”“一刀切”等做法的弊端也显现出来。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思路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要求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压压担”，干部使用开始着重强调农村、社区等基层工作经历，对于年轻干部更加强调培养而非选拔。高校青年干部大多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地方基层工作经历，与外界需求匹配度不断下降，对外输送放缓不可避免。

从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30多年的历史来看，这一工作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以高校对外输送干部的单向交流为主，外界向高校的反向交流很少。一方面，高校每年都会通过毕业生留校补充干部队伍，而且有一大批专任教师可以转为“双肩挑”干部，没有对外选拔青年干部的需求和渠道。另一方面，行政服务不是高校主业，其职业发展空间对于政府机关等单位的青年干部缺乏吸引力。第二，交流主体是青年专职管理干部，而非专任教师。因为青年教师的主要职业追求在于学术，很多“双肩挑”干部参与行政管理是为本院系尽义务，普遍缺乏对外交流动力。第三，这项工作主要依托高校和地方组织部门之间的点对点合作进行，中央没有专门文件和工作机构进行具体规范和指导，其工作成效主要取决于高校自身的重视和投入，不同高校之间的差异很大。

二、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现实价值

立德树人是高校办学的根本任务，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主要价值则是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机关培养和输送干部人才。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才培养，这和国外高校有所不同。国外高校的管理者往往都是职业教育家，很多人都是终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其毕业生（而非管理者）中产生的领导精英数量是衡量其办学成就的一条重要标准。中国高校不仅可以从毕业生中培养领导精英，还可以把管理人员培养输送进政府机关成为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不仅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毕业生，也培养和输送了不少干部，他们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据2011年《南方日报》的一项统计，时任正部级及以上现职高官中有高校任职经历的有近40位。^①对于中国高校而言，培养领导干部既有利于提升社会声誉，也有利于吸引外界资源从而加速自身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高校输送的干部与其培养的毕业生一样，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成果，也是评判高校办学成就的一条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优秀的教师和毕业生，也要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优秀的干部。尤其是对于高校青年干部而言，尽管这一群体在校职务层级较低，但其个人综合素质普遍比较优秀，其发展潜力和未来对母校回报的潜力都很大，对外交流工作值得特别重视。

事实上，培养和输送青年干部不仅是中国高校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家社会的发展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外界对于高校青年干部的需求会再次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强调，“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国家需要一大批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高校青年干部普遍学历较高，知识结构丰富，思想上没有太多守旧思维的羁绊，又经历了高校行政管理历练，在贯彻中央要求、探索改革新路方面有一定的独特优势。正基于此，《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已经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某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现状分析

从2004年到2014年间，某高校的管理干部每一年都有对外交流。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中，工程师、会计师、编辑、审计师、医师、图书馆馆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占24%，党政管理干部占76%。党政管理干部与政府机关对接最为顺畅，是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的主要群体。因此，文章主要以这10年中输送的党政管理干部为样本，对该高校的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进行简要分析。

从职务职级看，这批干部在校期间有领导职务的占76%，其中正处级约占8%，副处级约占28%，正科级约占58%，副科级约占6%；管理岗位5级约占6%，6级约占13%，7级约占63%，8级约占13%，没有定级的约占5%；初级职称约占7%，中级职称约占82%，副高职称约占8%，正高职称约占3%。总体来看，中级职称、七级职员和正科级干部占大多数。

从年龄看，调出时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约占44%，31—35岁的约占40%，36—39岁的约占16%。35岁及以下的干部是主流。从调出前在校工作时间看，3年及以下的约占34%，4—5年的约占23%，6—10年的约占29%，11—15年的约占14%。在校工作10年以内的干部占多数。

从学历背景看，最后毕业学校为本校的约占90%，占绝大多数；博士约占13%，硕士约占82%，学士约占5%，硕士是主要群体；最后学历为理工科的约占21%，人文科学约占19%，社会科学约占60%，文科背景尤其是社会科学占主流。

从去向单位看，调往政府机关是主流。其中，调往该高校所在地党政机关的约占48%，去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约占11%，去外地党政机关工作的约占8%，调往该高校所在地其他高校和事业单位的约占11%，去企业的仅有1%。从调任途径看，17%是通过公开选拔调任，5%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调任，78%都是通过单位推荐或个人联系的常规干部对外交流渠道调任。

由此可见，2004—2014年间某高校输送最多的青年干部有以下几个特征：年龄在35岁以下，来校工作10年以内，具有中级职称、七级职员或正科级职务，本校毕业的文科专业硕士。这些干部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学历较高，职务或职级晋升较快，基本都可以比较好地完成本职岗位的工作任务，调出后也大都在新岗位上取得了新的成绩。

总的来看，某高校以往的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较好地实现了“输送优秀人才”的目标。但是，与其所在地兄弟高校的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相比，有几个方面亟待改进：一是对外交流缺乏整体规划，干部流向以该高校所在地政府机关为主，赴外地任职的干部很少，没有形成多点撒网、分散成长的立体布局；二是对外交流的主动性不足，大部分干部交流机会都是地方政府主动上门接洽或干部个人参加地方公选，学校主动对外联系创造机会较少，青年干部对外交流节奏缓慢，年均输送干部人数与兄弟高校的差距很大；三是对输送出去的干部缺乏后续组织关怀，青年干部在外干事创业很难得到母校有机制的支持，没有形成交流干部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对于做好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建议

当前，高校深化自身改革、提升教学科研水平的办学压力很大，而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看似与教学科研中心任务距离较远，其工作成效显现又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许多高校都不被重视。然而，这项工作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长远布局及自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高校组织部门应当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大视野，着重发挥干部工作的育人作用，加强青年干部培养和输送。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高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的顶层设计。着眼高校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的长远布局，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中央、地方和高校自身的重大发展战略，分阶段制定干部对外交流工作规划，出台工作指导意见，依托制度机制推动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有重点、有目标地稳步向前发展。适度把握工作节奏，既要加快对外输送干部梯队建设，也要避免因交流规模过大或速度过快影响高校青年干部队伍的稳定性。

二是进一步加强资源统筹和规范管理。一方面，统筹协调高校内部组织人事、学生工作、校地合作、校友工作等各部门的干部对外交流资源，统一选拔渠道和派出途径。另一方面，出台专门制度规范工作程序，进一步提升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透明度，明确参加对外交流的资格条件。

三是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对外推荐青年干部的力度。适应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形势变化，以京津冀、“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和长江经济带等地区为重点，引导年轻干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生根发展。同时，提升对外交流合作的联络层级，从学校领导层面主动加强对外联系，与地方党委政府建立点对点的定期访问机制，抓住换届年等有利时点大力推荐干部。

四是延伸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链条。一是强化对挂职干部的管理和支持，既要引导督促挂职干部在外积极作为，也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支持其挂职期满留任。二是大力加强校友联系，搭建合法、合规的交流平台，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增强校友相互之间及其与学校的情感纽带，创造各地校友关心、支持学校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的氛围。三是对输送的青年干部扶上马、送一程，通过举办行前经验分享会、定期走访、校地合作等方式，对输出干部的成长给予持续关注和必要支持，逐步形成高校输送并关心支持干部发展，干部成长后反哺高校的良性循环。

五是加强青年干部对外交流工作研究。调研兄弟院校的经验做法，建立青年干部输出数据库，跟踪研究输出干部的成长发展，总结自身工作，研究干部成长规律，指导工作实践。

① 参见雷辉、郑春峰等：“‘老北大’回母校任党委书记——据统计近40位正部级及以上高官有高校工作经历”[N]，《南方日报》，2011年8月2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