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体卷入街头政治的心理因素分析

摘要：本世纪初以来，作为颜色革命主要手段的街头政治在多国不断上演，导致一些国家秩序混乱、政权更迭。近年来香港也出现了占中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分析发现，青年群体是街头政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卷入街头政治的心理因素主要有社会认知偏差、盲目从众心理和社会认同感缺失等。结合心理因素分析，文章建议从培养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建立良好的问题疏导机制、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正确引导卷入街头政治的青年。

关键词：街头政治；青年；心理因素；应对策略

本世纪初，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在西方势力的介入下，纷纷爆发颜色革命。反对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围攻政府，导致现政权被推翻，反对派上台。在所有的政权更迭过程中，街头政治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受其影响，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随后运动蔓延到其他地区，香港也出现了占领中环与之呼应。2013年，一小撮别有用心之徒，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青年为主）走上街头占领中环，希冀通过街头政治向特区和中央政府施压以求得所谓的真普选，闹剧时至今日仍未真正停歇。抛却敌对势力的居心叵测和核心骨干的组织鼓动，对于走上街头的普通青年来说，从心理角度探究其深层原因，引导其情绪和观念，对于了解把握街头政治，分化敌对阵营，正确引导其走向，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街头政治概述

街头政治，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某一集团或阶层、群众为了表达某种政治、利益要求而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游行、示威、演讲等活动，从而向政府施加压力或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①。如同议会政治（或曰程序政治）是政治发展的产物一样，街头政治也先后被世界各国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从而成为政治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而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如果公民素质达不到一定程度，街头政治最终往往走向无序甚至街头暴力。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体对此类问题的过滤化关注，实际上又使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受到了负面的强化，这也导致了街头政治的恶性循环和不可控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恰恰利用这一点，对一些主权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实施和平演变，使街头政治成为少数人操纵控制多数人的暴力行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街头政治的现实看，它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拓展其势力范围和在别国建立亲美政权的有效工具^③。从目的来说，街头政治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反对派政党为夺取政权而发动的；从形成上来说，大多并非群众自发，而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反对派组织、引诱民众卷入的；而从结果来看，往往是对民主与法治的践踏^④。

二、普通青年卷入街头政治心理因素分析

（一）社会认知偏差

社会认知偏差是普通青年卷入街头政治的深层心理原因之一。社会认知是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做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社会认知的过程，是依据认知者的过去经验及对有关线索的分析而进行的^⑤。普通参与者往往依据其社会认知偏差等消极经验图式，对涉及自身利益冲突和矛盾等问题，做出符合自我价值标准或者自我易于认可接受的主观推断，并由此形成参与动机，实施参与行为^⑥。

社会认知偏差首先表现为问题归因偏差。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民众都把经济衰败、民生凋敝归结为现任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无视社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连续的过程。又如，在香港占中者眼里，无法实施其所谓真普选完全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阻挠的结果，而不顾香港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基本法的要求。

其次是行为认知偏差。受敌对势力渗透和核心骨干分子鼓动，卷入街头政治的普通青年往往出现法不责众心理，采取较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诉求。随着卷入的加深，和平示威往往走向暴力破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几乎不受理性的影响，结果定是产生狂暴和极端的情绪^⑦。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甚至还出现了吃火锅打麻将、玩滑板踢足球、种花养草、谈情读书等与民主表达、政改诉求并无关系的各式闹剧^⑧。

最后是结果预期偏差。卷入街头政治者的人往往受敌对势力蛊惑，以为通过街头政治向政府施加压力，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发生颜色革命的一些地区，民众所期望的政治清明、生活幸福不仅没有到来，反倒陷入了经济低迷、民生凋敝甚至于战火蔓延。香港占中分子以为通过街头政治的手段就能使由西方扶持的反对派达到掌权的目的，岂不知他们的行为更是直接导致了香港民主发展的迟滞。

（二）盲目从众心理

从众是指当个体处于群体的舆论、氛围和压力之下时，在认识、判断和行为上，会采取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的观点行为，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观点^⑨。从众分理性从众和非理性从众，非理性从众指主体以直观、直觉、本能的活动为主导接受客体行为或态度的影响而产生的从众行为，即盲从。盲从的客体可以是个体、群体、组织等，也可以是主体本身的经验或本能等^⑩。研究表明，在认知判断的情景下，个人的选择将受团体压力的影响，即使是在明确是非对错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屈从于团体压力而产生从众行为^⑪。

盲目从众不等于没有目的，许多盲目从众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但其从众行为只凭直观或直觉经验办事，行为目的单一，丧失对客观行为或态度及其结果的理性思考。在街头政治中，一些民众往往被反对势力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吸引，不作深入思考分析就卷入其中。特别是年轻人，其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育尚未完全成熟，逆反心强，热衷于批判现实、参与群体性活动，因此特别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引诱而充当急先锋。另外，也有许多青年单纯出于好奇、新鲜而参与其中，并无明确心理动机。而一旦陷入街头政治，就会无时无刻地受到群体的影响，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伴随着骨干分子的组织引导，参与者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的思考，放弃与群体不一致的观点，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这种“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数上的实际多数。卡萨吉安等（W.M. and H.H. Kassarjian）的研究表明，在压力性群体中少数人的一致同意往往会被认为是群体多数人的意见^⑫。在街头政治中，那些敌对势力和骨干分子在关键时刻往往发挥这种一致性意见的作用，加上为金钱而上街人们的策应（在街头政治中许多人上街游行只是为了挣钱^⑬），广大普通青年在不觉间就跟着这些人越走越远。

（三）社会认同感缺失

“认同”一词由弗洛伊德提出，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⑭。社会认同感建立在社会化的基础上，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认同行为的一种走向和预期，是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归属。社会认同感的形成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及文化传承的使命感紧密结合的^⑮。

随着全球化的急速扩展，完全封闭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伴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多元化的价值观不断侵蚀着主权国家原有的主流价值体系，导致社会道德规范缺位和社会控制力的降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贩卖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念颠覆，不遗余力地进行和平演变。青年对于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感不断被消解，维护社会结构的心理力量不断弱化，容易在外界因素诱导下走上街头。

社会认同感降低，直接导致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降低和对政府不信任感增加。社会责任感降低，原有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也随之下降。加上阶层利益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信息沟通机制不畅等社会因素，青年会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积聚社会戾气和负向心理，容易受敌对势力蛊惑而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参与街头政治以发泄心中不满。而在参与过程中，群体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负向心理不断被强化，错误偏激想法加剧，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导致个人社会责任感的完全丧失，出现过激行为。而对政府不信任感的增加，导致政府管理部门执法管理权威性的降低，政府发布的信息、颁布的指令得不到响应，处理问题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理解与支持。长此以往，人们倾向于以不正当的方式途径去解决问题、反映诉求，受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影响，青年群体的表现更加极端。而此时，一有外力点燃，就容易导致青年群体走上街头向政府施压。

除上述几种典型心理因素之外，普通青年卷入街头政治还具有不平衡心理、去个性化心理、宣泄心理、求关注心理等，需在工作中进一步分析。

三、如何引导街头政治中的普通青年

青年是街头政治中的主体，是街头政治结果的决定因素。分析普通青年卷入街头政治的深层心理因素，采取有效方法化解普通青年的心理误区，可有效分解敌对势力的进攻力量，瓦解敌对势力的攻势图谋，化解对我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引导卷入街头政治普通青年的心理动向，应通过培养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建立良好的问题疏导机制、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等方式，培养青年健康的社会心态。

（一）培养积极的社会认同感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崇尚西方生活方式，追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民族意识、主流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对国家社会认同感越来越低。针对这个问题，应加强青年的社会认同感培养。一是要加强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有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历史故事，有党带领人民在各方面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强对青年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成就教育，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国家的荣誉。二是要强化公民责任义务教育。宪法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身教育的不足和外来势力的影响，多数人容易记住权利而忽视责任和义务。对于青年来说，要强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教育，明确自己在享有充足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同时，更肩负着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事物人们付出和承担的越多就越能给予更高的评价，而投入的越少则评价反倒越低^⑯。因此，正是责任而不是权利才更能增强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三是要组织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增强归属感。心理学认为，归属感是人们基本的心理需要，群体参与能很好地培养青年的归属感。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活力，使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和普通青年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并邀请他们经常参与党和政府的活动，使其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认识到国家和社会发展与其休戚相关，提高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建立良好的问题疏导机制

除了敌对势力的鼓动引导之外，社会问题的淤堵、个体社会生活中积聚的负向心理往往也在青年卷入街头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良好的问题疏导机制，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沟通社会情绪，防患于未然。一是要做好信息公开。要加强信息的公开性、透明度、权威性和及时性，特别在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要及时准确客观地发布相关信息，使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在当前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途径极速增加，再像传统模式下掩盖信息已不可能。信息公开还需及时快速，权威信息的迟滞会给虚假信息、谣言以可乘之机。由于传播机理不同，虚假信息和谣言往往比权威信息有着更加快捷的传播途径和效率。二要扩大沟通渠道。社会负向心理的产生，多与社会问题长期缺乏有效解决，民众缺乏有效疏通渠道有关。应扩大社会沟通渠道，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资源，使人们享有充分的话语权，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各级政府部门，应真正重视百姓需求，解决现实问题，不能解决的做好解释说明，使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不致积聚成大的社会矛盾。三要做好心理疏导。要健全基层组织职能，发挥一线人员作用，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出现的负向心理早发现、早化解，及时引导疏通，不使负向情绪堆积。建立完善专业心理咨询疏导机构，针对青年群体的普遍问题和个别问题严重人员，做好集体教育和个别疏导。

（三）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

纵观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往往是街头政治爆发并最终推翻现政权的主要内因。缺乏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导致在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时，民众尤其是青年往往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最终成为现政府的掘墓人。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以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到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可谓不多，需要克服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可谓不深。党中央历来重视打击贪污腐败、塑造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压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要真正树立为民服务、为民谋利的宗旨，改进工作作风，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需。完善司法运行监督体制，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公平公正。风清才能气正，气正才能心顺，心顺才能使青年真正培养起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使广大青年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① 参见吕秀玲、毕玉杰、李学刚：“‘街头政治’给我国带来的启示”[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 参见周连有：“街头政治与普通青年学潮”[J]，《中国青年研究》，1991年第6期。

③ 参见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务必高度警惕‘街头政治’” [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5期。

④ 参见郭子贤：“从泰国的红衫军事件再论街头政治”[J]，《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8期。

⑤ 参见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210页。

⑥ 参见王林松、王庆功、张宗亮：“社会认知偏差：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心理启动根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⑦ 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7，41页。 

⑧ 人民网：“香港‘占中’者路上打麻将涮火锅引不满”［EB/OL］，http://news.china.com.cn/2014-10/ 11/content_33734x64.htm。

⑨ 参见王学辉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⑩ 参见宋官东：“从众新论”[J]，《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

⑪ 参见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⑫ Waltraud M.Kassarjian and Harold H.Kassarjian，Conformity of Judgement In A Group SituationJ，Psychological Reports,1962,(10):491-494.

⑬ 参见南菁：“浅议街头政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7期。

⑭ 参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⑮ 参见操慧：“论新闻传播对社会认同感的建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⑯ Aronson, E. , and Mills, J,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Vol.59:177-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