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传播对大学生积极认知与积极行为的影响

摘要：文章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的微信内容传播对个体积极认知与积极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试图了解社交媒体发挥作用的方式。研究选取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98名本科生作为被试，分三次收取纵向数据。文章采用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的传播所导致的结果。本次研究扩展了对于社交媒体对人们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并具有实践意义，也为高校运营思想政治教育类微信公众平台提出了有效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微信；积极认知；积极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党委必须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指导，要动员各个部门，教职员工全员参与，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教学、科研、学工、宣传、校园环境建设等各领域的工作协同推进，齐抓共管，要树立大思政的工作理念，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合力，注重督促检查，查漏补缺，以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取得实实在在的教育效果^①。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全员教育及受教育人员的集体参与和互动。

微信是广受欢迎的中国聊天应用，与其他社交媒体一致，微信含有特定的功能模块来允许高校各类用户“联系、交流或与他人互动”^②，具体则是通过发布、分享或合作处理信息的方式来达到上述效果^③。微信提供的公共账号服务，早已成为了媒体和商家热衷的宣传平台，也被高校的各部门、院系、学生团体广泛使用。学生作为新锐群体，占了微信月活跃用户的近20%。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大势所趋。

微信等社交网站和应用用户的爆发增长，早就引起了关注。研究者的关注点特别集中在了facebook和相关类似的平台是如何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寻找的机会的方面^④，但并没有进一步延伸到其对积极认知与积极行为（如生命意义感和网络利他行为）的产出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尚缺乏研究支持。

目前来看，高校可以利用学校的各种活动开展宣传，或者利用学校的软强制力量，使得更多学生关注学校、部门、院系、社团的微信公众平台。然而，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学生关注校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后，是否会点击观看公众平台推送的内容，看过以后这些内容又是否会对学生的内心产生影响，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是否能够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提取了思想教育类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内容的若干有代表性的类别，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以自我报告的形式，考察了被试对各类推送内容的参与意愿。随后的追踪调查中，我们又对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社会支持感、网络利他行为、社交自我效能等变量进行了测量，并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不同的微信内容是如何影响学生的认知和行为。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自愿的方式征集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156名本科生参与研究，分3次收集纵向数据，共得到有效数据98个。其中，男性48名，女性50名，平均年龄为19.65岁（最大24岁，最小17岁，标准差为1.63）。

（二）研究工具

我们收集分析了北京大学多个学生工作部门机关、院系、学生团体和个人建立的微信平台，以及《新京报》《南方周刊》等主流媒体的官方微信平台，总结了常见的5类微信平台内容，并分别抽取两个例子。其中，我们考察了下列类别的新闻：院校正面新闻（如，“吴虹教授谈“坚持与坚韧不拔’”“事业、理想与责任——优秀校友司徒惠芬的事迹”）、学业生涯信息（如，“学术笔记：人类肤色演化的遗传机制”“毕业生专题——生科人的毕业去向”）、个人正面新闻（如，“有幸获得了学术十杰的奖励，非常开心，感谢我的导师，也谢谢陪伴我的你们！”“今天院足球队在北大杯比赛上进了决赛，创下历史最好成绩，为我的兄弟们点赞”）、生活服务信息（如，“北大选课专用APP上线，随时随地能刷课”“农园三层推出校内外卖服务，足不出户吃大餐”）、社会负面新闻（如，“抽样调查30家外卖餐厅，仅一半有资质！”“探访空巢村：老人寂寞守空村”）。请被试根据示例内容评价观看意愿和点赞或评论意愿两个方面分别进行0—4分李克特5点量表评分（0表示“没有意愿”，4表示“意愿非常强烈”）。

研究还测量了以下内容：

1．生命意义感。采用刘思斯等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生命意义拥有”维度测量生命意义感，该维度包括5个条目，例如“我明白我生命的意义”、“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7=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生命意义感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⑤。

2．社交自我效能感。采用刘逊(2004)编制的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量表。本量表有29个自评项目。本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参与者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⑥。

3．网络利他行为。采用由郑显亮等人(2011)编制的网络利他行为量表。本量表有26个自评项目。本量表采用Likert-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参与者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⑦。

4．社会支持感。采用由姜乾金根据Blumenthal等人(1987)介绍的Zimet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12个自评项目。本量表采用Likert-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参与者社会支持感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⑧。

（三）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取纵向追踪的研究方法，在一学期内分3次收取本研究数据。其中，第一次问卷测量学生对于5种类型微信内容的参与意愿，第二次问卷测量被试的生命意义感和社会支持感，第三次问卷测量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和社交自我效能感。

二、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变量概况与相关系数

Note**.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2-tailed), N=117, Cronbach’s alphas are in parentheses.

表1中呈现了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内部一致性系数α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的参与兴趣

根据表1中5类微信内容对参与兴趣平均值，可以看出，学生对于个体正面新闻的参与兴趣最高，其次为学业生涯信息和生活信息，再次为院校正面新闻和社会负面新闻。

（三）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对大学生积极认知与积极行为的影响

我们采用回归验证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对大学生积极认知与行为的直接作用，以院校正面新闻为预测变量，以网络利他行为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院校正面新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39,t=4.07,p＜.001,R=.39，R2=.15,adj.R2=.14＝)。以个体正面新闻为预测变量，以生命意义感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个体正面新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28,t=2.81,p=.006,R=.28，R2=.078,adj.R2=.068)。以个体正面新闻为预测变量，以社交自我效能感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个体正面新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交自我效能感(β=.32,t=3.26,p=.002,R=.32，R2=。10,adj.R2=.093)。以学业生涯信息为预测变量，以生命意义感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学业生涯信息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26,t=2.61,p=.011,R=.261.，R2=068,adj.R2=.058)。以生活信息为预测变量，以社会支持感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生活信息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感(β=.34,t=3.45,p=.001,R=.339，R2=.115,adj.R2=.105)。以生活信息为预测变量，以网络利他行为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生活信息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41,t=4.26,p＜.001,R=.41，R2=.17,adj.R2=.16＝)。此外，我们发现，以社会负面新闻为预测变量，以网络利他行为为结果变量。结果显示，社会负面新闻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44,t=4.67,p＜.001,R=.44，R2=.19,adj.R2=.18＝)。

三、研究分析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运用，使教育内容更加形象化，以图文声并茂的动态体现取代单一讲述，使教育内容立体化、情景化。微信对教育内容的表达是易于大学生接受的，增加了受教过程的娱乐性。本研究发现，学生对于个体正面新闻的参与兴趣最高，其次为学业生涯信息和生活信息，再次为院校正面新闻和社会负面新闻。据全永丽的调查结果显示，77%的大学生关注学校微信号是为了关注学校热点，51%的大学生为了获取学习资源，20%的大学生为了参加优惠活动，23%的大学生是由于其他原因^⑨。该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类似，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主要关注点集中在校园热点和获取资讯上，这使以微信公众平台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成为可能。

本研究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内容能够对学生的积极认知与积极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纵向分析，结果表明，关注和参与校内的正面新闻和社会负面新闻都将导致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这可能是由于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都能唤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利他和助人的行动当中。关注与个人有关的正面新闻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与同学有关的正面新闻的传播使得学生更关注他人，有利于促进学生社交，也有利于提高生命意义感。关注学业信息和职业生涯有关信息的学生也表现出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对于生活类资讯的关注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支持感和网络利他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分享此类信息能够对个人和他人都带来实际的帮助。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提出以下建议：对于公益类组织或社团的公众平台，例如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可以推送校内外的正面、负面新闻类消息和生活类资讯，唤起关注者的利他行为，以鼓励学生更多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类微信平台则可以更多的推送有关个人的正面新闻、学业信息和职业生涯相关信息，以提高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减少因为生命意义感缺失导致的心理问题。院系、社团等团体则可以通过推送更多的个人正面新闻和生活资讯类信息，来提高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感，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

尽管本文有上述发现，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仍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模型设定方面的限制。第二，本文所进行的追踪研究的时间段过短。第三，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不能被充分反映。第四，本文限于样本量过少，未对研究结果进行充分的稳健性分析，对人口学相关因素在问卷中的呈现并不完善。接下来需要扩大样本量并进行部分量表的重新修行，对测量结果在不同性别及其他维度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

①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② Correa T,Hinsley A.W., Gil de Zúñiga H.,(2010), Who interacts on the Web?: The intersection of us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edia usd,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6:247-253.

③ Kushin, M. J., & Yamamoto, M. (2010). Did social media really matter?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media and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2008 election,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3, 608~630.

④ Bender,J.L., Jimenez-Marroquin, M.C., Jadad, A.R. (2011). Seeking support on Facebook: a content analysis of breast cancer group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13(1),135-142.

⑤ 参见刘思斯、甘怡群：“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年第6期，第478～482页。

⑥ 参见刘逊：《青少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⑦ 参见郑显亮、祝春兰、顾海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的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5期，第606～608页。

⑧ 参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版，第131～133页。

⑨ 参见全永丽：《以微信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