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式共情和选择 在研究生师生关系中的作用探析

摘要：文章结合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以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对研究生师生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在认可已有研究对关系中有权利一方管理制约的前提下，提出弱势一方通过借助存在主义式共情达成对关系双方心理、行为等的深刻理解，可实现一定程度的不良情绪管理，促进双方为关系负责的能动性，并从环境及制度层面提出增加存在主义性选择的理论设想。

关键词：研究生；师生关系；存在主义心理学

一、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现状

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中，研究生群体正日益受到关注。很多一线辅导员在工作交流中反映近年来研究生出现重大心理危机的概率较本科生更多，而卢颖等的调查研究也证实相比较于本科生和初中生，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均低于本科生，李江雪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中，研究生占的比例较本科生高。如何针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问题进行健康教育工作成为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危机干预的一个重点。

在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中，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存在紧张化、冷漠化、功利化等方面有着较多的共识。而个别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极端案例并由此引发的严重心理危机事件在大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也并不陌生。表现为紧张化、冷漠化、功利化的师生关系异化倾向以及个别极端师生关系案例产生了比较负面的渲染影响，在临床心理访谈工作中，近一半的研究生认为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自己工作以及情绪的主要因素，感觉导师不负责任、将学生当雇佣者使用、不尊重、缺乏交流指导、情感冷漠等，而另一方面导师对现在的研究生也有着较多的不满和抱怨：学习态度不端正、懒散、懈怠、不思进取、缺乏主动性、缺乏进取心、自我中心、不尊重导师等。

研究生师生关系紧张除去本身的不好影响，对于研究生其他方面压力的处理也有着间接的不良影响。吴守宝等人对目前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的分析指出：研究生存在着繁重的学业压力、巨大的就业心理落差、沉重的经济负担、紧张的人际关系、无奈的婚恋情感等一系列会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因素。而导师作为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持关系，从客观事实以及主观感知上都起到对这些外部影响因素的缓冲作用，比如导师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指导、科研方向把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资源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生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经济负担等，而良好的师生关系也对其他的关系起到引导和疏解的作用，也就是说师生关系良好就成为其他压力的一种有效的缓冲。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师生关系作为研究生的一种重要社会支持资源，不但没有起到积极的缓冲调节作用，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压力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二、关于研究生师生关系改进的理论探索与不足

很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生的师生关系进行了分析及建议。比如于峰、张勇等认为研究生师生关系是由于双方的权利、资源的非均衡化所致，进而提出建立第三方来实现权利监督以制衡权利，保护弱势的一方。陈俊珂从文化反哺的视角对导师的角色以及研究生身份的特殊性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提出了重构导师权威的路径：实现角色转化、与研究生合作共享、塑造人格权威、加强专业权威。黄明福等对研究生进行问卷访谈和对部分导师进行访谈的结果显示，研究生团队培养模式弥补了单一导师指导所致的某些局限，导师的个人素质、制度和环境与学生的个人素质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建议深入推进导师责任制，激发导师的责任心以及自身素养等。

以上的分析讨论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目前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现状与成因，并有建设性地给予了极具见解的改进举措。但不难看出，师生关系中的另一个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和大家普遍认为师生关系中导师是更有权利的一方，从而对师生关系的整体控制上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有关。但从一个临床与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视角来看，过分地强调关系中权利一方的责任和影响力，会进一步削弱弱势一方的积极性和自我管理的责任感。造成弱势一方——研究生将师生关系的建设更多的依赖于导师的所为。一旦师生关系出现问题，更有理由认为导师应该负全责，对自身所存在的学术水平以及素养等问题反思不足，研究生将遭受更多的不满、委屈、抱怨等一系列负面情绪情感，从而加重心理危机。即使引入第三方进行权利制衡，可能对导师不滥用自己的权利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对导师是否真正关心、爱护、理解和尊重研究生这一隐形方面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如何引导研究生利用主观能动性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痛苦、不满与敌对等影响主观幸福感以及科研投入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下对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理解和建构

本文以存在主义心理学视角对作为研究生重要社会支持之一的师生关系问题深入思考，在认可已有研究中对关系中有权利一方管理制约的前提下，提出弱势一方通过借助存在主义式的共情达成对关系双方心理、行为等的深刻理解，无论对方是否改变，均可实现一定程度的不良情绪管理的目的，从而发挥个体为自己负责的能动性。

（一）存在主义式共情对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理解

很多的研究者发现导师和研究生存在着各自的心理需求以及对对方的期待，但这种需求和期待并不被对对方所理解和认可。如周文辉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导师认为对师生关系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导师的学术素质（59.2%），导师的非学术素质则不重要（29.2%）。但研究生认为导师的学术素质是46.5%，而非学术素质占39.8%。而研究生对于自己的学术素质以及非学术素质对于师生关系的影响认知低于导师的认知，这反映了导师对于研究生的要求是高于研究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的。师生双方对于自身以及他人的理解和认知是存在着差异的。如果不试图消除这些思想意识中“自以为是”的鸿沟，那么师生关系很难有着根本性的转变。

存在主义心理学中心思想之一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去理解自己和他人存在的现状和历史。每一个人以他所能够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一定是结合其自身所有的历史、人格与经验等呈现出的最真实、也最切合现状的存在。这种存在一定是值得被他人尊重和理解的。共情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感受、认知与行为等，对对方的理解越深入，共情程度越强。很多临床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认为共情是最具治疗性的因素。强调存在主义式的共情，在于突出对于他人存在的尊重，进而在此基础上加深对其理解和共情。也就是说，存在主义式共情更强调不期待改变对方，但促使理解对方、建构对方的自身要求，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依赖于对方改变来调节情绪的需要，从心理层面放弃对理想期待的捆缚，恢复心灵的自由。

从临床心理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部分研究生对导师抱有理想化的幻想：希望导师能够像完美父母那样对自己肩负起照顾生活起居、日常安排、未来方向指引等重要责任；希望导师能像朋友一样理解自己、平等对待、尊重自己，认可自己的能力水平；还希望导师能够像心理咨询师那样疏解各种生活学习压力困难。这种需要经由他人负责的依赖心理和希望获得他人认可、尊重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冲突，也反映出研究生人格尚不成熟的阶段性特点，导师只有理解这些，才能从一个发展性的视角来看待研究生，进而有目的性地进行引导，来避免一些没有被意识化的矛盾冲突。对于研究生来说，需要认识自己对于权威型人物的依赖以及反叛正是自己成长中必有的过程。依赖反映了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而反抗则说明我们正在极力成长为自己。这种矛盾性充斥着每一个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这种矛盾性也一样存在于权威的导师身上。导师在自己和学生面前具有巨大的权利和资源，但在更大的范围中，导师一样具有自身的某种局限性。对导师的深刻理解，将无形中放弃一些不现实的期待和要求，也少了很多的主观烦恼。此外，导师有着比学生更稳定成熟的人格特点，对人待物也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模式，对待学生的态度也一样会在别的人际关系中反映，这种态度更多地反映了导师的人格特点，而不是针对性对待自己。与其在控诉导师的种种不足上花费时间，不如在应对这种模式特点上多下功夫。毕竟我们产生师生关系的目的是获得学业上的成长，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不足。

（二）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在改善师生关系的环境以及制度性因素中的影响

学者们对于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的环境性、制度性因素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共情对在一定层面上避免不必要的主观烦恼和痛苦可能有着一定的作用，但从更大的情境下，对于导师以及研究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来说，其效应是有限的。关系改善了，但压力性的环境严峻，仍然可能抵消掉这种缓冲。纵观目前的科研以及研究生培养制度，为了严格保证科研水平以及研究生培养质量，很多学校提出很高很严格的要求，而且衡量绩效的指标也比较单一，比如发文章数量以及文章的影响因子等。导师或者研究生都有着“不得不如此”的压力。而现阶段，社会对资源的分配也是更多地集中在少数被认为有资格的人那里，而获得这些资源的路径选择又相对单一。这种缺少选择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导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动机。

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拥有选择的自由对内在动机的产生有着巨大的作用，个体拥有选择的意识将会改善其对于自身现状以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这种有选择感依赖于制度的保证。从制度建设来看，促进导师资格认定、晋升考核综合指标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综合性指标也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面。让科研成为个人资格认定和晋升、毕业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也许会对师生关系缓解起到巨大作用。比如，有些国外的大学对于研究生的毕业方案更加多元，如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科研也可以通过多修学分，或者其他社会工作的方式来完成；而有些大学，导师的资格认定以及晋升等也要参考学生辅导等工作来加以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