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功能探析

摘要：各级党组织是大学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在大学治理中，党组织应具备什么功能，能够履行哪些职责，是明确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的关键问题。文章结合政党理论和治理理论的相关成果，从利益代表、制度建设、精英统筹、文化引领四个方面剖析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功能。

关键词：党组织；大学治理；功能

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大学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将“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列为首要的改革任务。发挥党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已是共识，而要使党的作用生根落地，就必须在工作实践中明确党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这就需要研究党在大学治理中应具备什么功能，能够履行哪些职责，因为这有助于明确党在大学治理中的重点作用领域和行为方向。本文将结合政党理论和治理理论的相关成果，从利益代表、制度建设、精英统筹、文化引领四个方面剖析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功能。

一、利益代表

利益代表是政党功能的逻辑起点，是政党的第一功能，也是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基础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特定条件，是人的本质内容，也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正是利益推动着人们的实践，历史活动是群众事业，历史本身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治理与利益密切相关。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互动过程。这一持续互动过程的基础是利益的协调。但是，利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利益的协调也不会自动进行，而是需要经历利益起源、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利益分配等若干环节。其中，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是关键环节——而这就需要党组织在其中发挥利益代表的关键主体作用。亨廷顿认为，“一个现代化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

一方面，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把这些利益需求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利益表达。没有利益表达，就难以实现利益的传导，整体性的共同利益难以形成，个体利益也难以通过利益共同体得以实现，政党的发展建设也可能缺少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党的作用并不能止步于做“传声筒”“传送带”。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功能还体现在把师生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并在治校理教活动中将这些政策主张进行贯彻落实。正如萨托利等学者所指出的，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的，是服务于不仅仅是竞争者个人的福利这一目的的，“政党是把大众的偏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公共机构”，“把多数统治的观念变为现实的唯一的组织是政党”。在大学治理中，利益表达是师生群众通过党将利益诉求予以表达和传输，它需要党作为载体为师生群众利益的表达提供渠道，因此党必须建立健全的信息收集渠道，准确接收师生群中发出的利益信号。同时，必须注意到，由于学科特点、师生构成、院系规模等存在差异，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有时也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党还必须把汇集到的利益要求、意见进行分析、综合和过滤，把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互相冲突的利益需求，转化成能够兼顾、调和各种利益的政策。

二、制度建设

制度是要求一定范围的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轨道，因此制度是治理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制度都是围绕着特定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罗伯特•贝茨也认为，形成制度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信息的不确定性而是利益的分配。同时，制度是一种人们有目的主观建构的存在物，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不同，因此由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导的制度是一个有偏向性的权力分配机制。有效的治理需要的是对不同利益进行协调，以实现各个群体之间能够尽可能实现利益共享。因此，要在大学治理中实现“善治”，能够涵盖普遍利益的主导力量就显得尤为关键——而这一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9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判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正是党的这种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使党组织能够成为在大学治理中制度建设的主导力量。《高等教育法》已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就从国家上位法的层面明确了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看，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务之急、发展之要。在这一进程中，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动学校的法治化建设，以制定和实施学校章程为引领，促进学校科学、合理、规范地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治校、依章办学。规章制度的建立既要统一于国家上位法，同时要注意兼顾中国的文化传统、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经验的有机结合。要使校内规章制度有可操作性，既能够维护教师、学生和学校的正当权益，同时也要明确校内各群体、各方面的责任，使学校在一个权责利清晰明确的制度体系中开展办学活动。

三、精英统筹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能否发挥功效，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由人设计，但制度设计的目的不会自动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实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偏废了制度执行，制度难免遭遇“稻草人”的尴尬。在治理实践中，人的思想态度、能力高低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制度执行的成效，因此，有效的大学治理除了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之外，还需要有大量的精英人才作为工作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在精英统筹方面，党具有悠久的工作传统和坚实的工作基础。在高校，党对于精英统筹的有效性，首先体现在“党管干部”的制度安排上。党的这一干部人事制度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与完善。依据这一制度，党的组织部门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大批精英骨干选送到各个工作领域，并通过政治培养、培训等环节对其进行再提高，也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从而实现对这些领域的引领与治理。在“党管干部”的基础上，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还积极推进“党管人才”战略，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人才问题认识上的飞跃。高校作为集聚人

才的主要基地，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把吸引、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人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为高层次人才服好务，才能充分调动人才在治校理教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学校的制度体系得以有效运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学校的科学发展。

2014年1月，中央修订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于大学来说，就要综合考虑高校干部治校理教的根本任务和知识分子集聚、流动的现实状况，着力打通干部队伍与人才队伍之间的边界和限制，实现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在建设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把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有机统一到党要管党的政治高度和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具体要求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因此，高校党组织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干部工作机制，推进干部工作公开，既要按原则、按程序、按条件选人用人，又要逐步扩大听取意见的人员范围，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坚持用好作风选作风好的干部，坚持选用师生员工信得过、靠得住、用得好的干部。要制定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激励等配套政策，为人才的成长和干事创业营造更加优良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要加大从专业教师中提拔管理干部的力度，疏通“出口”构建新时期以“双肩挑”干部为特色的高校管理干部队伍，推进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有机统一。

四、文化引领

大学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的工作，无论是培养人还是推动知识创新和应用，都是始终贯彻着一定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文化活动。近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第一次是从宗教教育机构转变成世俗的通识教育机构，第二次是从教育机构发展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机构，标志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第三次是走向产学研相结合，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大学的崛起。现在，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新的重大变革，那就是要回归大学应有的育人使命和文化本质，重新以人为核心、以文化来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偏向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以文化价值确立大学在社会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因此，大学作为文化组织，其治理必须符合其固有的组织特性。大学内部以不同的学科作为教学科研的组织基础，虽然目前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各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已经基本形成比较成熟、能够独立运转的知识体系，这就使得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针对这种结构松散的组织治理，美国学者威廉•蒂尔尼提出了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culturalmodel）。他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松散联结”的组织，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单元的总和，而是一个符号和抽象的文化内涵创生的场所。大学治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学术文化规范和特定院校自身的文化规范的混合物”。他进一步指出，大学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存在于组织的文化之中，大学治理的改进和大学绩效的提升，在于大学的参与者能够有效地解释大学文化。因此，在大学治理中，就需要通过共同认同的价值准则和信念系统来整合大学这种结构相对松散的文化机构，通过价值规范来协调和控制师生行为，通过确立共同的价值目标来凝聚师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纵观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历程，不仅是建设党内先进文化的历程，而且也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历程。组织文化学认为，组织文化一旦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就不仅在组织内部发挥作用，而且通过宣传等各种渠道，还会对外部产生作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大学治理中，党组织通过发挥在文化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既能够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又能够全面深入地吸收世界高等教育创造的优秀成果，用先进的办学理念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同时，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推动学校建设发展的思想基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师生行为的根本遵循，使多元群体能够共同整合在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中，从而丰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