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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3期
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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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王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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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投身西部显豪情 磨砺自我树榜样——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访谈录
作者：本刊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2-10-14
编者按：
多年以来，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始终坚持深入祖国西部地区基层一线开展支教扶贫活动，以满腔热血在实践中播撒爱心、砥砺德行。2011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亲切回信，号召青年学生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怕艰苦，竭诚奉献，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本期青年视点通过采访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张振东、宋求实和郭立伟，回顾或展望他们的支教生活，分享总书记回信给他们带来的鼓舞与激励，为广大青年学生投身祖国建设、实现自身价值提供努力方向。
记者：“支教”一词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并不陌生。在学生的普遍印象中，参与支教实践就是前往贫困边远地区受苦磨炼。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动机促使你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一员的呢？你们在参与支教实践之前对于支教生活又曾是抱有怎样的设想呢？
张振东：我之前对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相关信息有过一定了解，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志愿者工作部）担任学生助理，常常参与支教团的相关工作。后来之所以选择去青海支教，是受到了一个曾去过青海支教的师兄的鼓舞。在他的影响下，我对在祖国偏远地区从事支教工作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告诉我，“真正有意义的支教，就要去一个真正艰苦的地方，而青海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能磨炼人的地方”。正是这句话激励着我最终毅然决然地奔赴了青海。同时，我之前也十分向往亲身前往祖国西部，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为祖国西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
在支教之前，我已经调低了自己的心理预期，为艰苦的支教生活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比如说对于西部的基础教育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现实情况都有了基本的想象。几乎与所有奔赴支教的北大学子一样，刚开始最多的就是抱怨，而核心是对孩子们基础教育薄弱的愤懑心痛。但对于那里的生活可以说适应得还是非常快的，北大支教团成员都具有吃苦耐劳精神。
宋求实：支教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显得有些简单和纯粹。我选择去支教的动因也同样十分单纯。我觉得支教活动为期一年，可以充分体验支教的意义、让自己得到磨炼、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一般选择支教的同学普遍具有的想法。另外，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过去的每一届支教团队的前辈们都在同一个岗位上为我们积淀了许多优秀经验，振东师兄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多位支教归来的学长们的言传身教，更吸引了我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支教这项事业中，加入这个温暖而鼓舞人心的团队。
郭立伟：和振东师兄之前就亲身参与过许多支教工作不同的是，我在赴西部前，对西部和支教的印象都是间接的：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文学印象，仿佛西部就是寸草不生、孤单荒芜的；有“希望工程”宣传画的大眼睛的影像烙印，感动于西部孩子渴望知识的目光和破旧的教学楼中的朗朗书声；有总书记“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号召影响，总让自己有去西部脚踏实地、无悔贡献青春的冲动。
但是，最终选择西部，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间接的印象，更是发自自己心底的声音。我不确定我自己一年最终能为西部做出多大贡献，但是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我明白那些边贫地区的学生如果能够因为我这个“外来的和尚”插上理想的翅膀，哪怕就是获得些许感动，都有可能对他们一生的轨迹发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他们贫困和无奈的轮回。因此，我选择奔赴条件最艰苦的青藏地区，用一年青春为西部的教育发一点光，贡献一点热。现在我已经正式投入支教工作一个多月了，就像师兄前面提到的，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作为北大人，我想我们的适应能力和吃苦精神都还是过硬的。
记者：现如今，不少大学生志愿支教是抱有功利心态的，或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履历、或是为了满足尝试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对于此类现象，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你们身边是否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呢？
张振东：首先，我觉得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是我一直认为，很多事情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实施后的结果和意义。既然有这样为社会做点贡献的机会，就应该把握，将支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支教结束之后我在负责支教团选拔管理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对所有成员说的。此外，随着支教实践的推进，最初的目的也往往会被淡化或者改变。对于支教，去了之后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那么就只有一心做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是很难说出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经历与感悟。
宋求实：我非常同意师兄的观点，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人做决定都是综合考虑的，有功利的倾向不代表没有公益的想法，两者是可以并存的。在物欲横流、人多为己的时代，能在考虑自己的同时想到他人和社会，仅仅是有这种念头就已经非常难得，真正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奉献就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如师兄所说，真正投入其中，即使开始动机不纯，也都会被当地的特殊情况所感染，从而慢慢改变观念和想法。能经受艰苦条件的考验就是好的，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就是值得赞赏的。
郭立伟：我希望每一个赴西部支教的志愿者深爱西部的土地、忠诚于这份事业，并且我们的付出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支教后一些所谓的“回报”，确实是很多学生对支教事业青睐的诱因之一。支教伊始，我们青海团面临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和教学工作中的逆境：住宿条件糟糕，几乎没有一张平整的床；学生普遍懒惰且基础很差；空前的挫败感萦绕心头。我们也有过困惑甚至抱怨，也会思考自己支教的初衷，甚至质疑自己当初的梦想和动机。但是有一句话一直鼓舞着我坚持支教的选择，引导我克服青海山区艰苦的条件：“条件不足畏，命运不足信，得失不足惧”，我也常常会把这句话说给山沟里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无奈的“战友们”。在我看来，支教必须是这样的一份事业，不管你过去抱着怎样的目的而来，当下你必须留下最真挚的奉献，播撒最纯洁的理想，未来定能收获最铭心的感动和那些功利的“回报”之外你最值得珍惜的经历。
记者：支教生活在物质条件方面是十分艰苦的，但也是多彩而又充实的。那么支教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能和我们谈谈在支教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张振东：刚开始投入支教工作的时候，抱着为这个地区的教育做贡献的愿望，踌躇满志，但是现实与想象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在支教中，我们也有很多心理上的矛盾。比如，我们既希望通过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和励志故事来唤起他们学习的激情和信心，可是我们又担心如果给了他们希望和动力，即使他们有了学习的愿望，现实条件也难以满足。当他们充满希望地为未来奋斗后，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悬殊，这样的失落和无奈对他们来说是更痛苦的。于是我们渐渐意识到，不能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他们有更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成长途径。后来，我们就慢慢把作为一个仅仅教授知识的教师角色转向更重视学生心理的辅导员角色。那里的大部分孩子都有些自闭，作为一名支教志愿者，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关注而感到幸福。
宋求实：不好说某一件事有多深刻，在一年的支教过程中，我们经历过断水断电断网、冬天没有暖气睡冷屋子，也切身体会到当地学生和村民生活的艰苦条件，每一件事情单独看都很平常，而每一个细节却都令我印象深刻，经过这个过程会让人成熟。支教志愿服务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完善了我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支教中经历的点点滴滴、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让我们看到社会和人都是具有多样性的，而且千差万别。而恰恰是这百态的社会和人群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运转。
通过一年的支教生活，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成长，变得成熟、且更具忍耐力，尤其是心理上的忍耐力，开始能够迅速习惯陌生环境，即使面对苦痛也能拥有良好的心态
郭立伟：由于当地学生基础比较差，再加上升学压力小，西部的学生的确不像我们上学时那么勤奋，刚一开始有些不大理解，因此交流不多。直到有一次学生邀请我去爬山，我才发现这些学生进入到那片原始山林仿佛出笼的鸟儿，欢呼雀跃。他们或在山中捉迷藏，或在溪边嬉戏，或采摘山间的蘑菇、野果，或跟我这位老师谈心交流……他们也会爬上20多米的瞭望塔，写下他们期望学习进步，追求美好人生的心愿，只是平时这样的表达机会太少，也很少有人主动去引导他们的梦想。我发现自己之所以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态，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身心去体会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心态。我发现我们这些西部的支教老师，不仅仅需要跟当地的老师、家长交流，更重要的是要主动去走近学生，去和他们交流，理解他们。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给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回信，其讲话精神和“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指示成为了全国青年教育的纲领和指南针，并在全国掀起了大学生躬身实践、志愿服务的热潮。那么，作为当时在支教扶贫向胡锦涛总书记寄信成员中的一份子，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你写这封向总书记介绍支教生活的信件的？当收到胡锦涛总书记回信之后，你又是怎么理解“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句话的？
张振东：在支教团中期汇报时，我们就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想法。8个多月的艰苦磨炼，让同学们收获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感受和体悟。当有人提议给总书记写信说说心里话时，立刻得到了全体成员的响应。其实，在我们写这封信时，也没有想过这封信会真的被总书记看到，更不用说会收到回信。我们只是希望将自己在支教中的一些体验和收获记录下来，并且希望与书记一起分享。
收到回信的第一感觉是意外。紧随而来的是欣慰之情，说明总书记非常重视支教的工作，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第十二届志愿者的肯定，更是对北京大学12年来支教团所有成员的肯定。我们是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完成支教的使命。此外，我们也感到深深的惭愧和遗憾，觉得自己为边远的孩子做出的远远不够。所以，这封回信鞭策我们在支教生活最后的一个月中能够更加努力地为西部的教育服务。
我认为，总书记提到“两个学习”，正反映了当代社会在这两个方面的缺乏。如果忽视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作为青年学生，就会被困在学校的视野中，不能对国情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也紧扣我们的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群众伪装成所谓的“精英”，漂浮在空中。支教中接触的人有缺点也有优点，向人民群众学习就是要挖掘出他们的优点向他们学习，扬长避短。
记者：第十四届支教团成员已经来到支教地点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了，无论是地方的物质条件、生活状态、工作情况是否都还适应，与想象中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面对即将展开的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你们对今后又有什么期待和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及目标呢？
郭立伟：坦白说，西部支教特别是青海团的工作生活跟我们的想象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尽管之前两届团长都在出发前给我们打了“预防针”。很难想象，学生不认识书本上的字；很难想象，半个年级的学生近一个月没有地理教科书。支教第一个月，我们和当地学生之间都在进行磨合，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我们想改变的太多，而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更多。但是，不能否认这就是西部一些边贫地区的教育现实。经过一个月的磨合，克服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们还是首先着力把自己的教学工作做好。尽管我们教授的历史、地理并不是主课，但必须超过主课老师的精力和劲头，用尽鼓励、督促、甚至惩罚的方法帮助学生建立兴趣，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同时也配合学校和各级团委完成一些行政工作，尽我们所能配合学校和地方团委，为改善当地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正在实施的有“阿迪达斯爱心衣橱计划”以及安利集团赞助的“留守儿童爱心小屋”建设。此外，我们还发动北大的朋友力所能及地为支教地学生捐赠学习和体育用品。
记者：作为志愿支援祖国边疆、为贫困地区孩子提供支教服务的你们，是始终站在青年教育第一线的一批人，通过你们自身的实践经历和与青年的交往过程，能谈谈对当今青年特征的看法吗？对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年学生，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吗？
张振东：我认为当代青年在意见表达上有了更多的自由，而“吐槽”更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北京大学，所以我们应该有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要求要更加严格。
我认为实践教育渐渐成为了青年教育的一种趋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尝试和探索，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短期支教不仅对于自己，对当地也往往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长期支教对于个人又是比较大的项目，与其相比较，一些调研类活动或者暑期社会实践更有现实可操作意义。我希望实践教育，例如社会实践等应该逐渐成为学校的必修科目，相信即使是短期的实践也能给学生带来很多收获。
宋求实：我认为当今青年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这可能和中国社会发展不均衡相关，既有有知识、文化与理想兼备的青年，更大部分是有一定知识和文化但是生活压力较大、比较现实的青年。此外，不少青年接受了较为西化的价值观念，比较强调个人价值，注重生活品质。
我觉得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还基本可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但是也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压力，需要积极调整。问题在于：首先，学校变技校，就业压力大使得学习变得功利性很强；其次，不比天赋比忍耐，拼GPA的背后就是拼耐力，这是不利于进一步地研究与学术探索的。我认为现今一方面需要顺应新时代青年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从漏洞与缺失出发，查漏补缺。
郭立伟：我认为当今青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学院式教育体制之下普遍比较缺乏课本之外的知识和能力，这不是大学课堂能够直接教给我们的，这些知识的获得需要“躬行”，需要我们去在实践中体会。温家宝总理告诫北大和全国青年学子不仅仅要“仰望星空”，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更需要“脚踏实地”，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青年学子需要在象牙塔中汲取知识、读书论道，更需要“接地气”，注重在实践中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奉献社会。这种重实践、倡实干的风气也是今天大学教育中比较缺乏的。
正如同师兄前面提到的，很庆幸近年北大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实践育人”已经成为学校育人的重要理念，专业实习、社会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民生教育、志愿西部计划等实践活动正积极开展，融合了北大光荣传统，广泛经历实践磨砺的北大人必定能高擎时代的旗帜，承担起时代赋予北大人的使命。
希望我们都做好准备，青年人需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担当，有一点魄力，不畏艰苦，不信命运，不计得失。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我们为理想为多数人的福祉躬身实践，挥洒青春。
被访者简介：张振东：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支教期间，他曾参与执笔向胡锦涛总书记写信汇报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在西部的经历和感受，并得到总书记回信。
宋求实：北京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郭立伟：北京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书记，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民族学校支教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