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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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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资源依赖理论视野与我国研究生师生关系的非均衡现象
作者：于 峰 张 勇
发布日期：2012-07-11
摘要：通过理论解释与现实观察的双重视角，本文分析审视了研究生师生关系，提出研究生实际处于弱势一方，其为维护自身权益具有争取反控制权的潜在动机，这种非均衡现象的长期存在和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异化倾向。从逻辑、历史和现实的层面，本文提出师生关系应具有平等互动性，而非均衡现象作为高等教育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本文提出建立作为第三方的监督机构，以调和二者的矛盾。
关键词：资源依赖理论；研究生师生关系；非均衡性现象
近年来围绕研究生教育进行的招生制度、导师遴选制度、双向选择制度、导师负责制度、研究生培养体系和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等制度改革可以说是对师生契约关系的一种调整。[1]这是因为我国研究生培养施行导师负责制，即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2]研究生培养的整个环节和过程中，导师是主要责任人、起关键主导作用。为此，优化师生关系就成为当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关键所在。[3]但据相关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导师太忙，无暇顾及研究生；二是导师带的研究生过多，照顾不过来；三是导师不能很好地指导研究生的课题研究。这些问题分别在42.0%、31.3%和21.9%的师生交往中存在着。[4]现实问题的存在为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巨大动力，同时也要求在前人基础上更加精准地找出研究生师生关系[5]的主要矛盾所在，通过制度完善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持续科学发展。
一、资源依赖视角下导师与研究生的非均衡关系凸现
资源依赖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在70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到组织关系的研究，目前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被并列为组织研究中两个重要流派。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没有组织是自给的，所有组织都在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在和环境的交换中，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稀缺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组织就不能运作；由此，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的依赖。[6]主要代表作是杰弗里·菲佛与萨兰基克于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书。
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在高校环境中为实现某种共同的目标，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活动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另一方面，导师与研究生通过教和学这一基本行为方式，共同完成了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再创造。从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都是主动以提供教育服务的交易身份进入市场的，而学生则作为交易的另一方，使用货币化方式来雇佣教师，如古希腊的智者和中国古代的私塾先生；学校的出现使得这种社会分工固定化，同时师生间的交易关系日渐隐蔽化、非市场化，取而代之的更多强调道德因素，但教师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仍然存在并继续。有研究者指出，学校教育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交易性，这种交易性一般来说是发生在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施教者为受教者提供教育服务，受教者为施教者提供生活必需品，这就是师生之间最直接的交易关系。[7]为此，研究生师生关系可以看作是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所掌握资源的一种函数，可以借助资源依赖理论进行分析。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但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实现对资源完全控制，组织是植根于由其他组织组成的环境之中的，他们对其他组织由于资源的需求而具有依赖性。[8]
研究生对于导师存在多重资源依赖：一是满足研究生学历层次的高深知识和研究能力的诉求。研究生教育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特征，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为主要目的，其培养模式由单纯的“教师授课”转变为“互相讨论”，需要导师提供必要的方向引导和条件支持。二是满足就业市场日益激烈的文凭竞争和职业素养的诉求。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渡造成就业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提高，需要高学历和高素质，前者从获取入学资格到通过毕业答辩的全过程都需要导师审核，后者则由于实习实践等活动必然挤占科研时间而需要导师同意。三是满足个体成长成熟的物质和精神的诉求。2006年以来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完善科学研究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目前研究生通过参与导师科研项目而获得一定报酬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同时研究生学习阶段还将面临心理、情感等问题，也需要导师进行辅导。
导师对研究生同样存在资源依赖：一是教师身份合法性获得所必须的学生参与，“教师”和“学生”作为相生相伴的一对名词，不可能抛弃对方而获取身份定位，既不存在没有教师的学生，也不会出现没有学生的教师，在学习共同体这一环境中，“学生”赋予了“教师”以存在价值；二是个人学术声誉提升所必须的人力投入，高等教育市场中导师声望需要科研成果的质和量以支撑，为此需要组织规模相当的科研团队，从资源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必然是最佳人选，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很好实现了导师责、权、利的统一。
尽管导师与研究生均存在资源依赖，同时存在相互选择的可能（主要集中于导师确定阶段），但是二者关系并非对等，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性：一是发挥作用不同使得地位存在差别。研究生教育阶段导师参与并指导全部环节，每一个节点的关键作用使得导师具有绝对权威，研究生更多时候是“参与者”。二是信息不对称使得地位难于改变。导师占据着知识储备和科研申请的绝对优势，师生间日常沟通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强化了导师对于研究生的控制和管理，研究生更多时候是“执行者”。三是单一导师制使得地位定型固化。一旦师生之间出现矛盾，不存在转而向其他导师寻求帮助的可能，只能选择对导师的依赖和服从，研究生更多时候是“跟随者”。
二、现实环境中研究生策略选择和师生关系异化倾向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间的依赖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组织会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进行调试，以此来减少对外部组织的依赖，原因在于过度的依赖会让组织丧失太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权，不利于组织实现长期生存和健康发展。为此，组织的生存必须建立在一种能力——控制组织与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组织）关系的能力的基础上。[9]现实环境中，处于师生关系中弱势一方的研究生群体，为维护自身权益具有争取反控制权的潜在动机，且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
一是个体言语和思维认识层面，目前大学中流行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调侃自己沦为廉价高级劳动力。据调查显示，29.3%的学生反映私下里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导师，其中人文学科为6.4%，工科最高为48.2%，但只有2.8%的导师喜欢这个称呼，57.0%的导师明确表示不喜欢；领到科研报酬或补贴的研究生，多数认为补助与付出相当（54.4%）或补助多于付出（16.5%），但也有28.9%的研究生认为自己得到的补助少于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付出[10]。
二是个体科研和选择激励层面，被动应付导师布置任务，通过降低智慧水平、缩减时间投入以“自谋出路”。现实生活中，部分导师忙于科研，对教书育人的精力投入不够，很多研究生也缺乏与导师沟通的主动性，最终造成师生间难以建立起信任、了解、融洽的关系。就业市场的指挥棒作用也是重要原因。为了尽可能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研究生除学术科研外，还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包括社会实践、实习见习，也包括适应和熟悉选拔规则，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三是群体意见和现实行动层面，多采取非常规的激进方式以打破制度约束，往往制造出“轰动效应”。典型案例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9名博士生联名“罢免”导师，指责其疏于对学生学业的指导，而安排学生长时间为其公司做项目。3个月的时间内学生从写信到直接找党委书记、校长反映情况，态度由温和到激烈，并借助网络渠道表示“如果学校不同意更换博士导师，我们就集体退学”。通过这种极端方式，表明了学生有权利对不称职、不满意的导师说“不”。
关于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有学者提出应包括以下四层关系：制度意义上的负责与被负责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伦理意义上的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以及组织意义上的团队合作关系[11]。然而由于反控制所采取的这些“努力”，使得师生关系的本意被割裂，师生关系的目的和手段被颠倒，师生关系的本质被扭曲，日渐冷漠化、利益化、紧张化、简单化[12]，出现了异化倾向。集中表现是师生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丰富内涵被商业化的雇佣关系所解构，“导师”演变为“老板”，“研究生”演变为“雇员”，二者纯粹为经济利益结成短暂关联，一方出卖人力资本，另一方购买人力资本。“老板制”作为研究生阶段师生关系异化的一个极端形式，在部分领域、部分学校已经相当普遍；“老板制”关注的是老板的利益，目标是使老板利益最大化。这与传统的“导师制”截然不同，后者侧重对学生利益的关注，目标是使学生获得最大化的发展。[13]
从研究生角度来看，异化使得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降低，甚至出现抵触情绪，其科研活动的收益必然降低，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受阻，这与研究生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更难以谈及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导师角度来看，教育活动的道德调控让位于经济理性，使得“效率”超越“公平”成为原则基础，商人的逐利性要求将促使职业素质要求发生变化，导师个人道德水平难以胜任教师职业。从高等教育发展角度来看，由于个体私利性取代社会公利性，教育所承载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均无法很好实现；而从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性将受极大影响，各种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
三、师生关系的平等互动性：逻辑、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研究生师生关系非均衡性的造成，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密切相关，属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并非师生关系的常态，因为从逻辑、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来看，平等互动才是师生关系的主要特征。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现象、过程都是由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构成的。师生作为矛盾的两面，既相反，又相成；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从教学科研来看，导师对研究生学术发展负有重要职责，起着主导作用，同时研究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是唯一主体，二者同是教学科研活动的组成。在良好宽松的氛围中，知识流动并非单一向度，“教”与“学”也可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礼记·学记》就阐述了“教学相长”的重要思想，研究生师生间同样可以相互启发，共同推动学术科研的深入。从日常交往来看，导师与研究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其交往也要求人格的对等。导师一般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具备指导研究生如何选择个人发展方向的经验基础，生活中二者进行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人格碰撞，导师了解了学生的所思所想，学生也理解了导师的良苦用心，最终增进了相互信任，从而可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师生关系应遵循民主平等的原则，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塑造轻松活泼的教育氛围，培养出具有创造活力的人才。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繁盛一时，《论语》以问答体例记录了孔子与学生的交谈，其中不少内容体现出了那一时期师生关系的状况，如“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再如“颜渊死，子哭之恸”。汉以后伴随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师生关系日渐强调“师道尊严”，但仍然不乏自由、开明的言论，如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明清盛行的书院教育中，有“程门立雪”、“如坐春风”等师生关系的美谈。开启于清晚期的“西学东渐”给日渐僵化的教育体制带来一股新风，洋务派增加了“致用求实”的新鲜内容，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就是大大淡化了“礼”的约束和教条化的师道。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多仿照德国大学办学，其后又先后学习英法、日本和美国，使得高校师生关系自产生之初即与世界潮流接轨，推崇自由、宽松、平等、民主，这也成为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始终追求。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更新速度远快于知识生产速度，进一步要求师生关系的平等互动。互联网的出现为学生获取知识提供了便捷渠道，同时网络教学已部分代替了课堂教学，使得“传道”、“授业”、“解惑”不再仅仅依靠“师者”，解除地理空间的限制以后，实现了优质资源广泛共享。由于学生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对于教师的资源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交往中学生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善。有研究者提出，网络时代将形成新型的研究生师生关系模式，其特征体现在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和谐沟通和尊重研究生个性自由等方面。[14]由于网络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还远未全面显现，可以预计其还将持续冲击着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现有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由于“平等互动”作为网络特征已经形成共识，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变化趋势也必将与此相同。
四、超越与选择：我国研究生师生关系发展前瞻
反思研究生师生关系非均衡的现实，之所以存在异化倾向而难以实现平等互动，有研究者将问题归因于导师负责制，但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亟需放权的大趋势下，这种给予导师更大自主权的制度安排有其积极意义，不应轻易否定。人类个体的各种行为均有其动机，如果从利益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会找到根源所在：导师处于高校或教育系统中，以教师为职业，其更多需要的是学术资源，为此无论是完成研究生培养责任，还是提升个人学术声誉，导师具有强制研究生更多从事学术科研的激励；然而，研究生由于职业转换问题，面对的实际是包括学校在内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的是包括学术资源、经济资源、就业资源等在内综合资源，为此具有更多实现综合发展的激励。本质而言，研究生师生关系非均衡性是个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不同职业处于同一利益结构的交汇结果。由于这两种资源为包含关系，如果不改变行为动机，研究生师生间矛盾难以解决
1998年美国通过《高等教育修正案》，为高校教师评价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形成了以学系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为主体的三大评价体系，通过过程控制督促导师提升水平。在我国，由于师生二元环境中利益相关双方难以妥协取得一致，且关系为非均衡状态，为此需要创新思路、独辟蹊径。笔者提出，可以引入第三方力量实现权力制衡，通过监督机构来调和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矛盾，对存在问题进行干预和调查，分析其中存在的消极因素，进而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消极因素引起不良影响或采取措施发展积极因素。
监督机构设在学校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日常以接受申诉为主要工作方式，面向研究生群体定期举行开放接待日；人员组成包括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法律、心理等专业类人才；与校内已有申诉机构形成联动，属于学术道德、学生违纪等问题交已有机构并跟踪处理结果。
通过设立监督机构，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了权益表达和申诉的机制，并以组织形式予以保障，对研究生招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监察督促，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处分决定。显性层面，接受研究生对导师在教育培养过程中滥用权力、违规等不当行为的申诉举报，禁止导师将科研活动与个人营利行为挂钩，保障目前处于弱势一方的研究生的合法权益；隐形层面，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加强导师行为规范教育，防止导师违背教师道德，促使导师努力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和培养，从而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作者简介：于 峰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0 级博士研究生 讲师
张 勇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讲师
[1] 秦惠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1 页。
[2] 张静、刘占德等：《优化师生关系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关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年第3 期。
[3] 张爱秀：《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研究：交易和契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 年第10 期。
[4] 张静：《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07 年第9 期。
[5] 本文讨论“研究生师生关系”指研究生导师群体及其指导研究生群体，不包括非导师关系的教师与学生。
[6] 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社会》，2004 年第4 期。
[7] 张爱秀：《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研究：交易和契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 年第10 期。
[8] （美）杰弗里• 菲佛、杰勒尔德• Ｒ • 萨兰基克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页。
[9] 马迎贤：《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甘肃社会学》，2005 年第1 期。
[10]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周文辉、张爱秀等：《我国高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现状调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 年第9 期。
[11] 方华梁、李忠云：《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探析》，《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9 年第3 期。
[12] 何作井、李林等：《论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异化与重构》，《外国教育研究》，2007 年第6 期。
[13] 范志慧、马洁：《对当今研究生师生关系异化的再思考》，《教育与职业》，2010 年第21 期。
[14] 周蔷、冯亭等：《网络时代研究生师生关系模式探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