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北京大学医学部阳光爱心诊所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从最初简单构建到最终的正式运营,稳扎稳打,如今已获得了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的一致好评。那么当初作为在校大学生为什么会想到创办这样一个“阳光爱心诊所”,提出“学生运营的免费诊所”的理念,并且将在京无医疗保险人员特别纳入到诊所服务对象中呢?
钱铖: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于一位06级的师姐,2010年的时候,她与曾经的北医校友、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扎梦裔同学取得联系,组织同学赴美参加了“全美学生运营的免费诊所”大会,并参观了5家美国当地的免费诊所。同行的同学发现这种“免费诊所”模式在国内也存在实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医患矛盾在近几年存在激化的趋势,医患关系问题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分析国外义务诊所的运营模式,形成初步想法,结合国内“免费诊所”运营环境的独特性,在老师的建议下,形成了现在阳光爱心诊所“会员制”服务的雏形。创办“阳光爱心诊所”的理念源自国外,但其具体运用又紧密围绕国内现实情况展开,并与之相适应。
建立社团之后,积极推进同医学部、校医院的合作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通过资源整合,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人群,践行“阳光爱心诊所”的宗旨和理念。在此基础上,“阳光爱心诊所”也定期开展疾病预防方面的宣传活动,比如慢性病预防宣传等,依靠志愿者和同学的参与热情为社会大众传递健康生活的知识。
说到我们诊所的服务对象,不得不提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特殊群体。在比较困难的现实生活条件下,他们从心理上比一般人更需要归属感。“阳光爱心诊所”每月都会安排志愿者和学校周围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交流和免费咨询,平时也会定期告知他们咨询会和讲座的信息,为他们提供尽可能丰富周到的服务。
记者:据我们了解,现在国内类似阳光爱心诊所的高校医疗服务类公益组织并不是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作为中国阳光爱心诊所的先行者,你们在社团创办之初是怎样处理所面对困难的?
钱铖:之前提到“阳光爱心诊所”建立的原始模式来自于美国,比较著名的医学院都有1-2个类似“阳光爱心诊所”的社团。医学生能够独立完成整个诊疗过程,而专职医生只负责审核。这种模式和美国社会医患关系的现实状况有关:一方面医生信任患者,另一方面患者素质也相对较高。
而在国内,学生社团是没有诊疗权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挂靠单位”,幸运的是,在孙凌波院长支持下,医学部校医院决定承担医疗风险,并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房间和两名全科医生。所以,目前“阳光爱心诊所”仍然是由医学部校医院执行医疗行为 ;“阳光爱心诊所”的医学生只有取得行医执照,才能对自己的诊疗行为负责。另外,在国外无论是何种志愿者,都秉持着真诚的志愿精神 ;而国内志愿服务意识还相对薄弱,一是缺少资金支持,二是参与时间难以保证,因此学生群体成为了志愿者队伍中的主要力量。这些复杂因素使得“阳光爱心诊所”创办初期人不多、钱也不多,服务范围也相对就小,我们始终坚持有多大能力就提供多大服务的原则。
成立之初,我们将法规规范建设作为志愿者培训的关键,比如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如何问责等,直到目前我们医学院学生也是主要负责资讯宣传和健康教育。虽然初期我们想要学习借鉴美国模式,但后来发现,由学生执行医疗、校医院负责的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一方面是国内大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国内药品管理制度的要求,因为从药厂募捐得到的药品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是无法进入医院使用的。而在国外,诊所拥有自己的药房,从药厂募捐得来的药品可以自行储存使用。
另一个困难就是资金支持问题。目前“阳光爱心诊所”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包括学校老师在内的个人捐助。创办初期规模小,没有效应,难以引起社会足够关注和支持,但我们希望能借助今年即将到来的北医百年校庆的契机,找到一些长期固定的资助企业和来源。例如在两年前的全国八年制医学论坛上,我们已经提出了未来运营的基本思路和计划,希望能够继续把阳光爱心诊所的理念和实践向全国其他医学院推广。一个医学院的一个诊所每天可能只能接待10-20名病人,但如果全国医学院都联合起来,其规模就十分可观了。基于全国八年制医学论坛各学校之间友好、紧密的联系,我们在明年可能会继续将这个尝试进行推广。医学生平时学业负担相对较重,仅靠我们一家诊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还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推动。
记者:前段时间社会上发生多起医患纠纷,其中个别已经危及医生生命安全。在阳光爱心诊所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你们有没有遭遇类似情况?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你们如何看待?
钱铖:我们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因为目前医学生并不直接提供医疗诊治服务。学生主要参与的是在一对一“会员制”中跟踪患者,负责与患者进行交流和联系。尽管可能会安排一些高年级志愿者为患者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但也需要在医生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而最终的诊断、配药则是由医生来完成的。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考虑到国内比较敏感的现状,所以在开展活动之前就明确了“看病还得由医生来”的基本原则。
虽然我们在实际诊疗中并不承担主要角色,虽然我们做的事不大、也不多,但还是希望通过采取实际行动和志愿行为为公众灌输一种志愿精神和服务精神,并不断将其推广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也建立了网络微博、人人主页等,希望利用这些渠道,在发生类似的医患矛盾事件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深知医患关系问题非常复杂,并不是我们就能简单解决的。中国医生的素质良莠不齐,一些大城市的医生水平还是挺高的,但一些地方医生的素质则比较堪忧,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纠纷,就不能归咎于民众的不理智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医学教育必须是“四加四”的形式,即在本科培养四年,再到专业医学院培养四年,并且进行全国统一考试,通过提高医生整体的基本素质以保证专业水平,因而民众对医生都很信任,美国民众普遍会有“只要我积极配合,医生就会做得最好”的潜意识。
另一方面,我们平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也存在关注不够的情况。在我和建筑工人等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不仅仅是相对困难,而且确实是文化程度很低,在大城市很无助,会对别人的主动帮助抱以感激。因此“阳光爱心诊所”在创办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但不如说是在收获感恩。我们创立时也问过许多诊所,遇到医疗纠纷怎么处理,几乎所有诊所都表示不会有类似矛盾。褪去免费治疗的招牌,我感受到的是对眼前患者的尊重和深入认识。
记者:阳光爱心诊所从发起到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制和运作方式,为社会弱势群体切实提供了帮助,也获得了肯定与好评。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你们对于社团是否有长远规划?
钱铖:从现有的社团组织建构看,阳光爱心诊所主要分为顾问团队、管理团队和志愿者三部分。管理团队的成员目前有10余人,要求对社团主要事务予以把握,一般由大四或大五同学担任;顾问团队目前有10人左右,大多是已经在医院实习的高年级学生或即将取得行医资格的医学生,他们为管理团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指导;志愿者群体则在日常活动中扮演主力军角色,比如为患者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等,目前人数在100人左右。受限于社团模,真正获益的服务人群还不是很多,为此我们计划进一步加强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
以前,我们的主要工作一直围绕着诊疗,也会举办基本的健康知识讲座等。现在,我们打算走进社区,积极开展义诊活动,借助义诊的实践平台主动去联系病人。参加义诊的人一般是有健康问题的人或者是低收入人群,他们通过义诊来寻求帮助 ;同时我们进入社区也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况,判断是否符合义诊标准。在最开始,我们开展义诊活动的服务对象包括了农民工和建筑工人,但后来我们发现,这部分人群基本没时间看病,所以我们计划“志愿者进入工地”,实地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和相关调查研究,整理形成调查报告,提供一定建议,希望能对地方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另外,我们的志愿者服务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优势特点主要在于我们的专业性,比如我们可以做义诊。但实际上我们希望能有更多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加入我们的组织。比如在宣传、财务、外联等方面,“阳光爱心诊所”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依赖相关专业学生的支持。初期十几个人的小规模,每个人都需要是全才来独当一面,而规模扩大之后,只有将分工细化才能做得更好更精致,如年末需要对资助者进行财务使用情况的反馈等。新成员接纳方面,我们每学期有招新,却基本集中在医学生,在本部没有公开招新。因此尽快完成整个管理团队的梯度建设是我们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次“阳光爱心诊所”获得品牌社团的奖励,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以往活动开展的肯定,也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和要求。我们深知自己与其他社团之间的差距,以后还是要更加努力,将以学生特有的责任感、使命感融入到日常活动开展过程中,真正践行一名新时代青年应有的道义和责任。
执笔人:
蒋佩雯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助教
黄昳婧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9级本科生
钱一彬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