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德育的历史维度与思想资源 ——以梁启超《德育鉴》为例

摘要：文章以梁启超编著的《德育鉴》为例，指出传统道德修养方法在结构、办法、观念等层面对当今德育工作有着重要启示，对于启发我们思考德育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实现思想资源的转化特别是借鉴历史上的道德转型期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提出以培养高度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的旨趣构建“古今中西”会通的德育格局，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现古今中西德育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士”的价值取向丰富大学德育内涵。

关键词：德育；德育鉴；思想资源

探索如何从德育的历史脉络中寻求今日德育工作的发展路径，从而使德育能够增强实效性，满足改革发展攻坚阶段提升道德素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并符合我国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形成道德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要求，是笔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梁启超于 1905 年编著了《德育鉴》一书，从四书、五经、《宋元学案》特别是《明儒学案》中辑录了历代大儒有关德育的语录，并为其撰写了案语。[1]本文就以此书为例，为近一段时间的思考做一小结。

一、《德育鉴》的当代启示

（一）老结构与新启示

今天我们读梁启超的《德育鉴》，会感到篇章结构和话语的老旧与陌生。全书分为六篇，依次为：辨术第一、立志第二、知本第三、存养第四、省克第五、应用第六。其内在逻辑是：辨明心术为德育之本，为立志之出发点，知本即致良知乃德育的内容主体，存养和省察克治为德育的办法和途径，应用为德育的实践用途。可以说，从“辨术”到“应用”，即从本原到体用、从出发点到归宿，这是我们已经感到陌生的德育的老结构。这六阶段、六方面是全方位全过程的德育，是20世纪初传统德育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个结构不仅完整地阐述了德育自身的重要意义，而且昭示了在德育的总体格局中，心术具有超越志向和本体的根本性，德育的本体内容与存养省克之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渡的阶段中，中国的德育观念始终重视应用。这个结构不仅值得我们将其与目前的德育结构状况对照，思考这个结构链条上的六环节与现行德育内容及途径的互补性，还应该思考辨术、知本、存养、省克等传统话语所蕴涵的思想资源如何与当前用语对应或互补。另外，还表明中国传统思想坚持人的完整性与德育及教育的完整性，其结构之圆融、环环相扣之自然亦可启发从完全人格之目的到完全人格之教育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二）老问题与老办法

梁启超编撰的《德育鉴》是将先贤论述系目编录而成的，也就意味着他认为先贤的论述有助于解决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而其中诸多道德问题事实上一直穿过 20 世纪蜿蜒到今天。翻阅这本小书，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古今相似的问题，也常能看到解决问题可能的思想资源。如“致”与“良知”的关系，即大致相当于美好道德的本体与达至此本体之工夫的关系，就是延展至今的德育实效性问题。梁启超及先贤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助益颇多。先贤认为，要达到“致良知”的要求，就必须“知行合一”，也就是必然要求加强实践教育。明儒王龙溪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即是强调“行”的重要性。梁氏也从“行”的一面出发，强调如爱国、集体主义这样基本的道德问题仍重在“行”、重在实践：“今与人言爱国也，言合群也，彼则曰吾既已知之矣；非惟知之，而且彼亦与人言之，若不胜其激昂慷慨也。而激昂慷慨之外，则无余事矣，一若以为吾有此一知而吾之责任皆已尽矣。”也就是说，当时一些坐视国难、败坏公德的人，其良知也知道爱国、集体之可贵，但就是不能付诸实践，这就是“欺”良知，就是“伪”。所以，必须强调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68 页）。发自赤诚的爱国心，做学问就一定能够“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69 页）。于是，“为道”与“为学”、德育与智育必然是合一的。将“致良知”作为一个整体去求索，讲求知行合一，注重“事上磨炼”亦即注重实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应注重的。

（三）老观念与新认识

尽管“为方便阅读”，北大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对“一些理学术语和生僻字词做了简要注解”，但我们读《德育鉴》时，还是经常会感到“读不懂”，实际上也就是“读不通”。“读不通”，不仅在于字词上的“不认识”，更在于观念上的不理解。但是，这些随着文化嬗蜕，今日已难于体认的“老观念”，却并非全然过时。比如在德育的根本问题上，有“为己、为人”这一对老观念。从《论语》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开始，先哲皆言学而为己为诚、学而为人为伪。这是稍显古远的概念。梁启超所称述的时人疑惑或许并不过时，特意强调“为己”是求学之目的，岂不近于独善其身？长此以往，则学问岂不将成为无益于世的东西？但是，梁启超澄清道：孔子所谓为己，是“欲度人而先自度”的意思。只有先真诚地从内心出发，不为外界声名功利所诱，纯粹修养道德、讲求学问，才能避免“而己先陷溺，又复借度人之口头禅语，以自饰其污秽充塞之心地。阳明所谓诳己诳人，终身而不悟者，举国中多是此等人，宁为国之福乎”（26 页）。在道德修养的办法上，宋明理学家有主敬、主静与主观三种主要观点。“主静”，即打坐静思的功夫，也是我们很难接受的办法。但是，梁启超认为此法仍有功用，可革新而行之：每日花上一两个小时，独自一人到公园或其他空旷处散步，当此时，“必宁静其思虑，与静坐同一用功夫。如是，然后身心乃有所安顿也。大约每日中有一两点钟之收敛，则其清明之气，可以够一日受用矣。”（109 页）再如，先哲讲以君子修道德而正风俗，在古人看来，这是治乱的逻辑，也是臻于郅治的办法。我们今天当然要重视教育的普及性，但是，社会精英的道德修养同样需要重视。

二、德育的思想资源问题

（一）德育与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思想资源取向

道德与道德教育总是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展开的。在思想文化的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中，“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2]。今日我们可以从哪里寻找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战略性课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这就是在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开辟寻找传统思想资源的道路。而割断历史对于思想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思想资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德育的思想资源转化问题

梁启超《德育鉴》的体例让我们联想到有研究者曾指出，近代思想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资源，如“天理”等概念和“省克”等办法，从宋明理学原有的结构中如分子一般游离出来并重组到近代的思想结构中去。“由于它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形式，所以分子在其原来的有机结构中所受的约束不存在，故分子本身的力量可能被无限放大，产生它们在原来的结构中没有的性质及份量。”性质及分量的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宋明理学本身原来的一套伦理观及价值观已经不再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各个分子被收摄到一个个与理学无关的最终的目标上去。这个目标可以是革命，可以是打倒传统，可以是救国，甚至可以是反理学”[3]。可见，在内容和途径上，宋明理学的传统道德修养内容和修养路径都存在被吸纳和被改造的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少奇引用儒家道德修养的办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明儒刘蕺山重视“慎独”对于“致良知”的特殊作用，刘少奇不仅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还明确提出“慎独”的要求，认为合格的共产党人应该“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同时，如“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实践观正与宋明儒家常说的“在事上磨炼”相通。从宏观的思想史视角来看，以上论述未尝不可视为“知行合一”思想的革命转化和现代转化。

（三）近代社会转型期思想资源的特殊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思想与道德也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转型变革。前面我们提到，梁启超注意到的很多问题也是今天我们经常遇到的，如缺乏真诚的道德追求、知行不一、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等。而梁启超在《德育鉴》中收录的宋明儒学名言要论，也大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与思想转型期形成的。可见，每个社会转型期都会有相似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都会发生思想资源的新一轮取舍与整合。从德育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为新旧观念之争，如近代以来，每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的如何对待古今中西之学的问题；从德育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主要表现为义利之争，转型期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澄清往往需要加强纯粹道德教育，但也会有人认为功利主义更有利于解决转型期的实际问题，社会的转型同时诱引人们放弃道德准则、追求物质利益；从德育的方法上看，则主要表现为旧方法失效与新方法尚未形成。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读编定于近 110 年前的《德育鉴》的时代意义与启示。

三、德育思想资源的薪传

（一）以培养高度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的旨趣

构建“古今中西”会通的德育格局近代中国的道德教育从一开始就讲求会通，具有现代视野和全球化时代的宏大格局。在《德育鉴》的案语中，梁启超尽其对佛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学以及进化论的所知，阐述对道德和德育的理解。甚至，他认为未能在正文中开列西儒学说仍是缺憾，故在“例言”中解释道：“非敢贱彼贵我也。浅学如鄙人，于泰西名著，万未窥一。凭借译本，断章零句，深惧灭裂以失其真，不如已已。”（5 页）这表达的正是一种唯恐失其真貌的心理，而非封闭与排斥。今日世界的思想与学术潮流，在现代与“后现代”的相互激荡中，正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既交锋又交融的深刻变化中。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道德自觉与道德自信，正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地对待人类文明传统、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的历史与时代定位，明确“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格局，奠定了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调。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探索前进的历史演进、时代突破和思想结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匹配，为德育“上下左右”求索思想资源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语境，也必然要求德育从更加宏大的视野出发，构建“古今中西”更加会通的格局。

（二）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现古今中西

德育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也有“反着讲”和“对着讲”的不同态度，对待西学亦然。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既有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的呼声，也有激烈反传统的表现；既有“全盘西化”的极端，也有闭关自守的极端。传统道德修养资源对于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滋养不容轻视，但是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道德成果也必须借鉴。在《德育鉴》中，梁启超借王阳明的名言，强调“就像‘规矩之于方圆，尺度之于长短’一样，道德并不完全因时代和具体事件的变化而不同”。对于西方道德思想资源，他也重申宋儒陆象山“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的持平见解。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稍晚的一代人也陆续提出要抱有“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当今时代更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从容、宽和的思考环境。在古今中西几个传统会通的格局中，将“了解之同情”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组合起来，或许正是有效获取思想资源的工作链条。我们只有不照本宣科、因循守旧，也不片面割断历史、割断世界，而是像梁启超那样既作尊重前贤的语录、又作以今释昔的案语，摘掉有色眼镜，真正沉下心来设身处地揣摩古人与西人思想言论的真实涵义，才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以“士”的价值取向丰富大学德育内涵

在古今中西的汇通格局中，中国传统的“士”与西方现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值得借鉴的。“士”的价值取向或许还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士”，有着鲜明的道德要求，要“诚”而不能“伪”，要做“君子儒”而不能做“小人儒”；有明确的品格要求，“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深远宏阔的文化使命，每一个“士”，都不仅是他自己，而且是“道统”中继往开来的一份子，担当着“道统”继承创新的重任。“士”必须服务于社会和国家，但又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为前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治平之学本身就是一个重视个人之于集体和国家义务的德育体系。上文已经讲到，为了实现这个价值体系，“士”有一整套的修行要求；同时，“士”还有着雅致、讲究品位的个人生活。“士”的价值取向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以人为中心的结晶。实现“士”的价值取向的创造性转化，用“士”的道德担当和社会担当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小我”升华到“大我”的精神境界，强化“事上磨炼”、“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内在动力；用士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纠正转型期的道德失范和生活情趣问题，将大大有助于丰富德育的内涵，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