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与制度化建设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形成以及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变革，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也随之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教学制度改革、招生并轨、交纳学费、毕业生就业的双向选择等制度改革，使高校的许多工作在理念、机制上都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发展也引起了学生特征的变化：如扩大招生带来了学生生源的广泛性以及与此呈正相关态势的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收费制的出现和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又必然导致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社会竞争和自主择业等压力下学生对于心理辅导、职业辅导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推进学生事务管理，应通过制度化的建构不断规范管理、确立方向，同时积极推进校园文化的建设，在实现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提高效能。

 

一、理论溯源——学生事务管理与制度主义

 

 

 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和服务社会。作为高校的基础职能，培养人才的实现途径有二：一是学术事务（academic affairs），二是学生（非学术）事务(student affairs)。学生事务管理是学校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还是高校的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学术之外的管理一般被概括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德育工作、学生工作等，而“学生事务”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教育管理术语，其概念、理念以及实现方式在我国得到关注并日渐被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管理者认同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学生事务管理”这一概念发端于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在《学生事务观点》（The Student Personnel Point of View）一书以及1949年美国教育协会发表的年度述评中。要求把学生看作“完整的人”，进而全面关注学生的生理、社会、情感、精神和智能发展[1]。根据SLI理论，学生事务管理以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个人发展为核心，充分反映了学生事务管理的基本规律，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2]。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美国的学生事务管理根据其项目内容设置专门的人员，并建立了较完善的学生事务方面的专业培养体系，从而实现了学生事务管理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SLI理论不但具有广泛适用性，还反映了学生事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它不仅适用于新时期的学生管理，各个阶段、各个层次还适用于学生事务人员和学术事务人员的管理，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制度分析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稳占一席之地。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共同构成新制度主义。这之后，新制度理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教育管理者的关注。罗万和密斯科尔的《制度理论和教育组织研究》（1999），对新制度理论及其在教育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总结；麦耶的《教育中的新制度理论》（2006），也对新制度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将教育组织和教育活动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已经成为新制度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两个明显特点之一[3]。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机制能够激励政治家去建立正式制度安排保护产权，增进效率[4]。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对制度的经典解释，关注组织的正式规则结构，忽略了参与者的行为结构；制度的控制机制在于强制力，人们出于权益的考虑而服从规章准则。

学生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大学生应该在综合认识能力、运用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质。这对于其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课内外和校内外的经历都至关重要。由于制度规则所具有的强制力使组织目标最大化的实现更有保障，在学生事务管理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进行制度分析和制度建构就成为提升管理效能的必须路径。

 

二、关系梳理——制度化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必要性论证

 

 

在学生事务管理领域论及制度分析及建构，就是要制定和运用各种制度进行学生非学术事务管理，并在此过程中提升管理效能，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服务。在高等教育领域，除了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外，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修订并执行有关规章、制度，这些不同层次和形式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共同形成一个规范体系。不仅规定了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职能和程序，规范着学生的行为方式，也对学生的成长发挥着有力的、甚至是强制性地引导作用。

 

  1.制度化是学生事务管理效能提升的内在要求

 

从当代学术界对于学生事务的界定上来看，学生事务可以分为管理性事务及指导与服务性事务。管理性事务强调的是按照规章制度面向全体学生进行规范化的指导，是所有学生必须得到和遵循的具体事务；指导与服务性事务是按照一定的理论、技能支撑和规范的流程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工作，是学生主动选择的具体事务[5]。两类事务虽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二者都强调了需要按照规章制度或规范的流程对学生进行管理或服务。可见规范的制度是学生事务管理的基础与前提.

从学生事务的参与主体来看，学生事务管理是涉及到学校、教师与学生三方面的事务，这三者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通过规范的制度来建立。这些制度明确了不同事务中三者不同的关系，把学校学生管理的任务、服务内容逐项分解，以求分级管理、权责明确。其中，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为目的而形成的是管理性事务制度，其缔结、履行等都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以围绕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特定方面而在主体之间产生的制度为指导与服务性事务制度。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看，美国高校学生教育和管理以依法治校为指导思想，制定了健全的与学生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如《美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人员行为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事务管理》、《学生服务手册》等。这些规章制度涉及学生事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为学生事务管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6]。我国近年来大力加强学生事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工作，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央16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助学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奖励条例》等规章制度的出台都体现了制度化的趋势，也充分说明了制度分析与建构既是学生事务管理的性质体现，也是加强管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2.学生的差异性是制度化的逻辑起点

 

当前，高校学生群体主要出生于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即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这些学生成长于社会变革时代，体验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物质增长带来的转变，体验了信息爆炸时代带来的冲击，也体验了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与外国文化、理念的差异。生活在这些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经济利益等都有着巨大的变化，同时，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区域、家庭中所形成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不同人之间的价值观、个人需求、目标以及表现行为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

很多学者对学生差异性进行过研究，其中，伯顿•克拉克指出：大众化教育，甚至是普及化教育的实现不仅意味着学生人群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更多不同类型的学生的出现[7]。同时，学生群体多样化趋势所带来的个人利益追求、价值体系以及需求多元化不仅给大学教育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可能滋生对抗性或不和谐力量，增加高等院校在日常教学运作组织中的管理协调成本。这些挑战与成本的增加也使绝对意义上的个性化管理无法实现。如何在差异如此大的学生之中更好地引导与服务就成为学生事务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制度作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能够对不同人进行统一的引导与规范，这就使得制度化管理成为高校事务管理的必然途径。

当今，根据不同学生的现实情况，高校将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主要分为六类：思想偏激学生、心理脆弱学生、经济贫困学生、学业困难学生、学籍异动学生以及生活独立学生[8]。这些群体各存在不同的问题，同时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也很大。通过不同制度对不同类别的学生进行规范既对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服务与辅导，也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使管理可行且有效。

 

  3.学生的认知过程为制度化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论支持

 

首先，个体的认知过程中对外在的、刚性制度的服从是内化成为其个人品德的前提和有效引导。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人类道德发展的顺序原则——“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其中，个体认知水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level），这一水平的个体着眼于人物行为的具体结果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认为道德的价值取决于外在的要求。在这个水平，可以分为避罚服从取向阶段及相对功利取向阶段。（2）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这一水平的个体着眼于社会的希望和要求，能够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思考道德问题。可以分为寻求认可取向阶段与遵守法规取向阶段。（3）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这一水平的个体不只是自觉遵守某些行为规则，而且道德判断超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可以分为社会契约取向阶段与普遍原则取向阶段。根据这个理论他指出：人类道德认知的发展是先他律而后自律的，因此要培养优良的品德，宜先教个体遵守既定的行为规范[9]。这也证明了对外在的、刚性制度的服从是内化成为其个人品德的前提和有效引导。在学生阶段对其进行制度化管理，有利于将制度内化为其个人的规范，对学生个人素质的提高大有益处。

其次，制度化可以引导学生向优的方向发展，并进而以这种优、良的分层引导更多学生，形成群体效应，形成榜样与示范的引导力量。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10]，用以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它着眼于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重视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同时认为榜样的影响很大，重视榜样的作用。人的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但是获得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行为的表现如何，则有赖于榜样的作用。榜样是否具有魅力、是否拥有奖赏、榜样行为的复杂程度、榜样行为的结果和榜样与观察者的人际关系都将影响观察者的行为表现。虽然同一制度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产生的引导效果有所差异，但是如果通过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将引导有效的学生树立为榜样，形成榜样力量，就会对更多的学生产生影响，并使制度的影响不断扩大，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4.制度化是学生工作精致化的必然要求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彦在其《试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致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精致化是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深层次推进的必然结果。”[11]学生工作精致化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深层次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学生工作实现制度化的必然要求。文章还指出，学生工作精致化要突出育人效果，强调重视德育评估的作用；突出工作体系的科学性，强调组织机构的不断优化；突出科学发展，强调工作模式的可持续性。这些都需要一系列完整的学生事务管理制度来协助完成。

同时，精致化强调要“把技术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规律转化为现实性的可操作的实践体系，必须要有终结性的因素发挥支撑、保障作用”，即主张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2]。这首先就需要建立制度体系，不仅通过制度建构规定工作的职能及程序，更通过制度的不断修订、完善加强这一工作的效能与公信力，从而在科学地承担和优化对学生的服务、管理、和教育、引导的职能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学生工作制度化的政策建议

 

  1.制度的层次化

 

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多样性，这要求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必须要依照因材施教、分类处理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队伍呈现出专门化、专职化的发展趋势，这也对管理制度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从整体上看，对于学生的管理，分为宏观环节和微观环节两个层次。在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按照其不同特点实现层次的区分度。对于大的环节，应该尽可能宽松，给学生以自由选择的空间。比如学业生涯规划、选修课程安排、课外活动参与等，应当尽可能给予学生自主决策、自主选择的空间。同时，对于小的环节或者专项环节，则必须实现具体规范，增强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量化程度和可操作性，比如考试纪律、奖励评选、统一活动安排等，在制度规定中有必要精确考虑。

 

  2.制度的体系化

 

从横向的角度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完整性，要求必须配套健全的管理制度，实现制度的体系化。通过制订和完善管理制度，推动学生管理的规范化和完善化。在管理制度体系完善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对整个管理体系都要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制度设置更加科学化和高效化。同时，在制度体系化建设中，要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此来构建和实施全面管理制度。将制度设置过程中的过程控制、预防和纠正措施、检查总结、质量责任制等都用规章、制度等形式规定下来，以保障制度的体系化实施，形成对于学生的学业指导、生活辅导、生涯规划、心理素质、意志品质、职业道德等方面提升的全面制度化保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时，要特别注意不同制度尤其是不同部门制度规定的兼容，以实现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制度的体系化还体现在纵向的层面，一是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二是重视制度的变迁。制度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制定、执行、分析、修订、执行的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这种反复的考量，分析有关制度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并根据时代的演进、环境的发展和学生特征的变化，调整、修订有关规章制度，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更符合学生事务管理的需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效率存在递减现象，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而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恰恰就是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从整体而言，制度变迁的路径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通过正式组织的行为或立法措施等来引入和实施制度变迁；另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即由个人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中，有必要依照现实情况随时对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与此同时，对于学生个体或者学生自组织倡导进行的自身管理制度的调整，也有必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制度的相应演进。

 

  3.以制度化推动高校的组织文化建设

 

文化是制度环境系统中超稳定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因素。高校教育中的文化环境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在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应该将文化因素作为一个活跃的开放系统，把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下流行文化中的可取元素以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融入其中，使之与制度化建设进行有机调整和综合[13]。在当前的高校教育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中，应当尤其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正视学生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存在的现实，尊重学生的个体价值，推动建议学生自主选择受教育方式的相关制度，使学生自己进一步参与到自身事务管理中来。

有研究表明，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吸引学生的关键[14。这里的校园环境就是指校园文化，不仅包括学术氛围、学术标准、师生关系、组织话语如校友故事等要素，还强调了组成校园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教师、学生事务从业人员以及其他学校机构的协作，“联合起来，为创造、保持、加强积极正面的校园环境而努力工作”[15。通过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构建，有力地推动积极、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的形成，发挥文化作为潜在教育载体的持续、稳定功能。

根据学生工作精致化要求，要“着力突出育人效果，突出工作体系的科学性”[16]。而按照精致化的要求，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着重引入制度化建设相关内容，强调组织、机构、人员、行为的制度化，是符合精致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应依照管理制度履行自身职责，通过制度化管理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从而不断推进学生事务管理的秩序性、高效性和科学性，最终建立科学合理工作模式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