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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陈宝剑
副主任: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

              户国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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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杨守建(《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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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晓婷(《北京教育(德育)》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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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王艳超
编 辑: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
               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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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 

              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              
审    校:青年理论办公室   

             

融思与行:一个“80 后”学工干部的风采展示——访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路鹏

作者:本刊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1-04-11

 编者按:

在北大,有这样一个年轻学工干部群体。他们普遍是“80后”,日常事务繁忙,却从不停止对工作的思考;他们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却积极投身新时期的青年工作;他们习惯于总结每一个阶段的工作经验并将之理论化,落实为一篇篇可读性强的文章,用理论来总结指导实践。在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生工作科学化、精致化、规范化的进程中,他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大团委副书记路鹏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是如何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又是怎样看待新时期的青年工作呢?本期《青年视点》栏目将以对他的访谈形式展现,以个案和个性化的方式,开放性地探讨新时期学工干部的素质要求及成长发展等问题。

 

个性化引导,针对性服务

 

记者:北大团委如何为青年学生量身打造活动、进行个性化的引导?

路鹏: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针对“80后”、“90后”的特征做一些服务性工作。比如有一个“预习北大”的项目,我们在给新生寄去的录取通知书中随附了光盘,里面包括了《北大英雄》电子游戏、电子书、《北大漫记》电子漫画、情景喜剧《出发》,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新生全方位介绍北大学习生活经验以及丰富的校园文化,帮助他们早日适应大学生活。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在活动中尽量寓教于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教育效果落到实处。如果同学们都不喜欢这种形式,那么任何苦口婆心的教育都只是一种说教。

举个例子,比如《北大英雄》光盘里的电子游戏,它拥有娱乐化的“外壳”,但是它很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入学手续以及各项事宜,甚至包括党校学习,这就使得游戏带有了教育意义。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他学校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做过。在传统教育中,游戏一向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使游戏等娱乐的形式承载教育功能也体现了我们在工作思路上的一种转变。

 

记者:那么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吗?

路鹏: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的。虽然活动的形式不能单一,并应该要多样化以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有些活动应该严肃,不能够太娱乐化。比如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校,就必须以教育性为主,不可以太娱乐。又如,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思想政治课程也不宜娱乐化。总之,大学要教书育人,第一课堂不能一味迎合学生的喜好而过分娱乐化。

另一方面,教育与娱乐的结合其实是为了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是服务同学这一理念的体现。比如,扫盲舞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人际交往的需要。在常规活动之上提炼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开创性形式,来达到教育效果最大化的目的。

 

记者:作为北大共青团干部,您怎样看待引导和服务青年的成长这一工作?可以谈一谈具体的工作思路吗?

路鹏: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引导,但并不是全程干预,这里要掌握一个“度”。比如:由于学生会是一个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学生自治组织,所以要充分发挥同学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学生会的秘书长,我的工作是进行政治把关和业务指导。针对学生会长期以来规章制度不够完善、传承环节薄弱的一些现状,我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在操作层面上更注重发挥其“立法和监督机构”——常代会的作用。第一是“依章治会”:就是要让学生会日常运行时有法可依。具体来说,要完善制度建设,规范日常培训、人事任命,从而提高学生会成员的政治意识、制度意识、规范意识。第二是“以会治会”:以常代会制约执委会,来提高执委会的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学生的权利,从而提高学生会成员的服务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第三是“宜训智会”:学生会每年都会更新换代,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性质决定了其传承性较弱的缺点。“智”即聪慧,也就是要整体提高大局意识、传承意识和创新意识。只有传承,才能创新,否则每年就只是在简单地重复前人做过的事,得不到进步与提高。

 

实践与理论的统一

 

记者:您分管的工作包括社团、文体、学生课外活动和学生会,这些工作很繁忙琐碎,事务性工作很多,您是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成果的?

路鹏:我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同时要用以指导实践。我的主要理论成果侧重于对青年流行文化的研究,而这又是我的本职工作。只有掌握流行趋势才能去教育和引导学生,否则就有可被曲解。比如我发表过《管窥“90后”青年流行亚文化之火星文》、《管窥“90后”青年流行亚文化之山寨文化》,就是在努力靠拢青年人的想法。我必须随时掌握这些流行趋势和主体语言,并及时进行更新,同时还要知道这些为什么会流行,找出流行的根源,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至于怎样引导青年学生向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向发展,是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记者:那您做理论的目的还是为了实践的需要,对吗?您怎么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路鹏:对。理论脱离了实践就是泛泛而谈、空而无味。理论就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更多地是从实践出发,理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实践,这也是做理论研究的动机。

同时,理论又经常落后于实践。就像吕晨飞书记所说的“要与流行文化赛跑”,我们不能总是试图跟上流行文化,而是要尝试引领它。理论与实践两者的区别在于,实践的东西与理论的东西有现实性的差别。像我以前写的文章和现在的感受也会有差别,这就需要用自己的思考来弥补理论的不足。理论要加上对趋势方向的思考才能指导实践。一方面,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别人的理论拿来用;另一方面,即使是自己的理论也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还是得加上自己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不断地使新理论诞生于新实践,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联系。

 

记者:您对张彦副书记提出的“精致化”思路是怎样认识并落实到工作中的?

路鹏:从字面上来看,我对于“精致化”的理解可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精”,即精确性;一个是“致”,即细致性。首先,学生工作要有精确性,即针对性,而不能都是普遍性教育。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学生不同的发展现状设计一套个性化的育人计划。比如,“第二课堂面对面”的活动,就是针对在第二课堂需要帮助的同学,给予他们个性化的服务和辅导。其次,工作不能粗线条,要以细节制胜。我们将工作程序化、规范化、理论化,从而形成一个工作模式框架,以应用于更多的实际性操作,这样的工作才有意义,才具有指导作用。细节决定成败,做好工作需要平时细致入微的观察。这样的要求对于组织者来说是一个提高甚至飞跃的过程,同时也给参与的同学树立榜样。这样就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希望能在张彦书记的指导下继续完善。

 

记者: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学工干部应当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路鹏:我觉得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第一是爱岗敬业。如果不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就谈不上工作取得成就。第二是细致入微。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败”通常就败在细节上了,所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疏漏。第三是学习钻研。同学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校园和社会的环境也是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使自己首先适应外在环境,理解其对学生的冲击,然后才能去教育别人。第四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首先要自己做,让学生看着模仿,然后才能督促他们。第五是与时俱进。“不是我不明白,社会变化快”,只有适应新鲜事物,了解同学们的生活状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才能让他们自愿地接受你的教育引导。

 

记者:您对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规划和考虑?

路鹏:学校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让我们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对我们来说既是“奖励”、动力同时也是压力。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精致化标准来衡量工作。学校提供了不竭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支持,推动着我们改进工作方式,改变传统思路。比如我们传统的工作方式是“我做、你看”,现在变成“你说、我们做、大家看”。“你说”就是同学提出成长需求,以此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然后带着学生一起做。这里要强调的是,做事的主体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因为学工老师力量毕竟有限,同时也要培养学生骨干。“大家看”就是要带动全校同学共同参与,实现全员育人,构建起一个惠及每一个学生的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记者:您以前的理论大多以青年关注的热点为切入点,您还会继续坚持这个方向?

路鹏:今后还是会继续坚持,但是同时也会加入新课题和针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以后会陆续将成果发表出来,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