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开展国际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策略的构想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国际化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等话题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何重新建构国际化教育的理论模型，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文明观，使之成长为能真正促进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国际化人才，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化；文明观；指导思想；总体策略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上处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多元文明在交流、碰撞和互动中彼此适应、相互渗透，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不仅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而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人才”等概念频繁出现在媒体、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热门话题。笔者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上以上述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相关文献就有近3000余篇；在“百度”（www.baidu.com）上以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信息有4000多万条。面对这些热门概念，目前国内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界定概念、明确内容、引介国外经验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高校开展国际化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此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倾向于概念之争，其研究也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削弱了对于实践的指导价值，导致了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笔者认为，开展国际化教育，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不仅是将学生培养成掌握国际规则和沟通语言的工具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文明观，以平等态度和包容心态对待中西文明，在学习和交流中继承传统、吸纳精华，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国际化人才。基于此，本文将首先梳理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展国际化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核心争议，并依据当前形势提出开展国际化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具体构想。

一、近代以来国际化教育的发展脉络与核心争议

1.发展脉络梳理

在中国，国际化教育早已有之，其生成、发展和延续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培养国际化人才并非新鲜事物。本文的重点不是研究历史，仅对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来的国际化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归纳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以明确在当前开展国际化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历史基础和时代要求。

（1）国际化教育的生成阶段

1840年以后，国际化教育初具规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强烈影响，中国教育也“一步步地从自成体系的民族教育走向以西方价值体系为轴心的世界教育”[①]，在被动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过程中开始培养国际化人才。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后，“西学东渐”成为社会发展趋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多次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其中派往美国4批共120名，欧洲国家3批81人；1897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生；到1906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高达7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

与此同时，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有预见性地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和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献，较为系统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介绍到中国。在接受了西方思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编纂了一系列书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并指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时期的国际化教育主要以单纯地传播和学习西方文明为主，其目的在于引介西学、革新中华，但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已然显现，为后世绵延不绝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2）国际化教育的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后，中国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在外学习。据相关资料显示，1914年至1921年间，每年赴日的中国留学生都在3000人左右。赴法国勤工俭学也曾掀起热潮，在法留学生人数一度曾达到1700人。国民政府时期，双边教育交流开始升温。1946年，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富布赖特交流计划，双方互派学者、研究生从事一定领域的研究。

这一阶段，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拉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之后，国际化教育越来越重视对于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这是他在充分了解、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后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中国发展需要的政治方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李大钊在这个时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也不接受全盘西化的做法；而是有选择性、有目的性地吸收借鉴国外知识和经验，并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得国际化教育逐步具备了“中国意识”。

（3）国际化教育的延续阶段

新中国的国际化教育始于同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交换留学生。但当时的交流对象范围较小，领域主要局限在国家建设方面，留学人员也由国家统一安排。1957年至1965年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与苏联在教育方面的交流锐减，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突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与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互动和交流，这对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开展国际化教育成了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据统计，1979年至1986年间，我国公派留学人员的总数达到2.7万人。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此期间，我国高等院校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派遣留学人员、聘请外籍教师、参与和主办国际会议、开展科学研究合作、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等方面，高等院校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教育和科研的国际交流在规模和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化的背景和平台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青年学生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中国青年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令人惊喜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国际化教育不再局限于国内建设，而是拓展到国际交流的各个方面，并开始关注对青年人的国际交往心态和文明观教育，呈现出从工具化教育向价值性教育的转变趋势。

2.围绕国际化教育的核心争议

（1）核心争议是“体用之争”

上文对国际化教育发展脉络的梳理，不仅表明在中国开展国际化教育并非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其本身就具有厚重的历史传统,更表明从国际化教育的生成阶段开始，就存在“何为根本”的争论，并始终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纠结中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开展国际化教育的出发点和策略选择。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还是“兼收并蓄”的理念，都没有走出“体用之争”的窠臼，都试图在“传统文化教育”与“国际视野培养”二者之间区分出内在本质和外部方法。这一思路没有将工具途径与价值判断两个不同思维层面的问题统一起来分析，也没有跳出中华文明的范畴来进行更高层面的整体性思考。

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待传统文化与国际视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平等、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不同文明，尤其要看到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共同推进和创造了人类文明；作为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胸怀和大国胸襟的中国青年，更应该在传承自身所浸润的中华文明的同时，跳出传统的、单纯的文明范畴，以开放的心态、批判的眼光、虚心的态度和学习的姿态去接纳不同文明，做到兼容并包。在这种文明观指导下建构出来的国际化教育模式，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核心思路和主要途径。

（2）国际化教育模式的建设构想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他将社会行动划分为“目标—工具合理的行动（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前者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着重考虑手段对于达成特定目标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后者是指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性的价值，不管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行动、达成目标。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价值指的是 “主观欲求、意愿、信念、意向”，因此工具理性行动就是排除价值判断、坚守价值中立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行动[②]。

借用上述分析工具，我们可以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对国际化教育模式进行分析。工具理性层面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方法、途径和手段的问题；价值理性层面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终极意义、根本目标的问题。图1所展示的就是采用“理性”分析工具所建构的“国际化教育模式矩阵图”。

图1：国际化教育模式矩阵图

从工具理性层面分析，我们应当将中华文化视为夯实基础的根本，将其作为中国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文化特质；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应是将其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视作人之所以存在于世界的必要补充。二者都是纯粹意义上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存在选择性偏好。从价值理性层面分析，我们学习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在于培养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国家建设、报效祖国人民的理想使命；学习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则在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平共处，并最终实现世界和谐、天下大同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二者都没有考虑具体的方法途径，完全着眼于希望实现的目标。综合起来分析，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二分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动策略，直观阐释了多元文明“同不妨异、异不碍同、异同共处、和谐与共”的科学文明观，既指明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又指明了我们应该坚守的态度；既突破了“体用之争”的窠臼，又厘清了国际化教育的内容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国际化人才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和素质要求，并据此探讨开展国际化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具体策略。

二、当前形势下国际化人才的基本特征与素质要求

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代青年的发展完全不需要囿于“体用之争”，而应当站在更高层面上，培养科学的文明观，选择合适的方法途径，针对不同的目标要求，吸纳多元文明的菁华，并在此过程中对世界文明的融合和整体发展作出贡献。当前形势下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所致力于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和素质：

1.开放包容的姿态和与时俱进的理念

国际化人才首先要开放包容、学贯中西，既能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又要广泛吸收世界其他文明。面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守正创新，将其转化成为适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驱动力；对待其他文明成果，要不卑不亢、取舍得当，不盲目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而妄自菲薄。简言之，要以谦虚谨慎、理性从容的心态对世界上的多元文明进行全面认知、鉴别采用，增强自身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免疫力。

与时俱进是国际化人才不断进取和自我提升的动力源泉。国际化人才要在掌握国际知识、国际准则和国际沟通工具的基础上，了解国际社会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关注国际热点焦点，运用国际思维观念和世界战略眼光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判断，冷静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发展问题；尤其要树立立足世界的大局观，坚定为全人类服务的价值观念。

2.高水平的竞争能力和知识水平

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是各国人才为掌握双方合作与博弈主导权而不断增强的重要砝码，它不仅包括国际化人才的学术水平、专业素质、语言能力等基本能力，也包括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谈判与沟通能力等“软实力”。优秀的国际化人才要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掌握信息处理技术，还应具有强烈的竞争参与意识、学习思考能力、经受挫折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既能紧跟学术与技术前沿成果，又能对先进文化加以吸收、消化、运用，并在实践基础上改进创新，从而取得适应中国国情、推动国家发展的成果。

3.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

爱国主义是维系和推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是国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国际化人才要体认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人”的身份高度认同，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高度自觉[③]。同时，在面对多元文明冲突时，国际化人才应自觉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和世界文明的建设者。

4.开放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成为时代必然，要求国际化人才必须具备开放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国际化人才应具有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具备出色的文化理解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力，以克服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之间的文化隔阂,充分调动和发挥自身的协调力、组织力和领导力优势。在此过程中，国际化人才既要守正，也要创新，不仅应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更要以坚定的意志、敏锐的判断进行创新实践，为多元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创造性贡献。

三、当前形势下开展国际化教育的可行策略

前文所建构的“国际化教育模式矩阵图”，其根本思想在于要突破中西文明“体用之争”的局限，关键在于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文明观。前文所分析的当前形势下国际化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与素质要求，则为我们在当前开展国际化教育提供了思考方向和工作切入点。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强国际化教育：

1.开展科学的文明观教育

当前，国内高校已经在国际化教育领域开展了诸多富有特色的教育实践，但在文明观教育上，其基本思路仍然局限于站在中华文明视角“向外看”的狭义文明观层面，其基本方法仍然停留在对国外文化的引介层面，其基本目标仍然偏重于促使学生了解西方文明。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当前国际化教育中的文明观教育已经滞后于时代发展。

未来的国际化教育，其首要立足点应该在于教育和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文明观。学生应当学会跳出一直以来形成的思维惯式，尝试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中西文明，既要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批判学习，也要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宽容心态面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通过高校有意识的观念引导和思想革新，使得学生在形成了较为充分的知识储备和较为完善的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能够对所面对的世界文明成果作出清晰判断和明确分析，并最终将其内化成为自身的知识能力和文化内涵，也就从更高层面具备了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基本素养。

2.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开展国际化教育的重点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的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信念受到了一定冲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经受着考验。因此，在国际化教育中更应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地位，对于促使学生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民族责任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保持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稳健务实的态度，正视自身不足、善于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点，脚踏实地地报效祖国、奉献人民。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要同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现阶段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状况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功利心态过重、价值观念扭曲等问题，不利于培养具有坚定“中国心”的国际化人才。因此，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应该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并举并重，以爱国主义的激情鼓舞青年，以理想信念的旗帜引导青年。

3.推动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学生只有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体悟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才能确认民族身份、加深民族认同，形成坚定的中国意识，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可以尝试依托传统节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例如：在中秋节期间，重点突出团圆、感恩、亲情的主题，引导学生表达对亲人、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在清明节期间，重点突出慎终追远、缅怀先烈的主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端午节期间，重点突出爱国主义主题，引导学生感受坚韧不摧的民族品格等等。通过这些教育活动，可以深入挖掘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形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提高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

4.强化创新能力培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有学者认为，为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高校应反思传统的大学思想，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广泛运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技术，营造适宜创新人才培养的校园文化氛围，并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保证[④]。实际上，关于创新能力培育问题，国内高校已经讨论了多年，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创新活动和赛事体系。但笔者认为，在开展各类创新教育活动的同时，应着重注意营造创新氛围、培育创新人格。所谓“创新氛围”，就是鼓励尝试、宽容失败的自由氛围，尤其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要有敢于尝试、敢于失败的宽松气氛；所谓“创新人格”，就是对于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的自觉追求，是“求新求变”在思维体系中的自觉内化。为此，高校应转变“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的局面，在营造创新氛围、培育创新人格上狠下工作，努力培养出具有卓越创造力的优秀人才。

5.拓展国际交流项目

国际交流项目作为学生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引导学生冲破时空的界限，参与国际交流的实际过程，在真实情境中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培养其看待世界的眼界视野和吸纳文化的气度胸襟。

在推进国际交流项目上，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留学生群体的国际化资源，积极促进留学生群体融入校园文化，通过开展“留学生辅导员项目”等途径，以一对一交流、小组活动、项目成员集体活动等形式促进中外学生交流；二是可以持续推进校级交换、暑期学校、海外实习、联合培养等中国学生海外学习项目，完善国际化教育体系；三是可以充分依托已经比较成熟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国际文化节、国外大学主题日等交流项目，建设多元文明交融共存的开放校园文化，促进中外学生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增进理解沟通，培养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大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