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士康基层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调研和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当代青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家庭、同伴和社会的支持，以及正确的信仰、理想和价值观，一旦遭遇挫折，就有可能发生自伤或自杀等极端行为。在富士康的这起典型的危机事件中，由于自杀事件本身的传染因素以及管理层对危机的应对失当，致使短时间内形成了突发公共心理危机事件。富士康的问题和教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类似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高校中。因此高校的学生工作者要居安思危，以此为鉴，采取有效的体制和措施，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富士康事件；“80后”、“90后”一代；自杀传染；大学生心理健康

一、为什么是富士康：现象与调研

从2009年7月16日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孙某自杀身亡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共发生12起（截至2010年5月25日）基层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5月7日，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心理创伤和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参与了上级组织的专家团，前往深圳富士康集团进行实地调研，对该集团基层员工到中高级管理层的员工进行了访谈，和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应对方案。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富士康的问题和教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类似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高校中，需要防患于未然。

1.员工生活基本状况

在富士康调研期间，笔者和其他专家一起，参观访问了厂区和员工宿舍。与一线员工，工会、人力资源、医院等中层管理者，以及集团的高层管理者都进行了访谈和座谈。我们感觉到，富士康的深圳厂区与大学校园非常相像：成群结队、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整齐划一的厂房，大食堂，4-8人的宿舍，宿舍里有空调、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浴房。员工们衣着时尚，谈吐也没有印象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土气”，虽然他们也同样来自中小城镇或农村。

在访谈中，这些与自杀者身份、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并不如大众推测的那般，抱怨公司的严格管理，工作压力大等，他们都认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与深圳其他工厂相比都是比较好的。

2.富士康事件原因初探

为什么多起基层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事件会发生在富士康呢？笔者运用危机干预领域的心理解剖作为主要调查研究方法，即详细调查并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对危机事件当事人或受害者的心理进行事后分析。通过两次调研和对自杀个案的心理解剖，结合此前对“80后”、“90后”青少年心理状况的研究和临床经验，笔者对这一问题有以下看法：

家庭、同伴和社会的支持、理想和价值观是影响一个人自杀行为的发生的三个重要因素。根据笔者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或者缺少其中两个，那么人一旦受到挫折，就极有可能发生自杀等极端行为。

根据我们对富士康的调研，整体而言，以年轻的富士康员工为代表的农民工二代恰恰在上述三个因素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和问题。富士康大约50%的员工的父母曾经是外出打工者，并且本人也是独自出来求职的，每个月大约有2万名职工离职。此外，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长时间加班的管理模式，导致长期同居一室的室友之间都非常陌生。这些情况意味着以下几个事实：富士康的员工多半曾经是留守儿童，在其童年成长环境中，家庭很可能是缺位的，亲子关系的疏离，使得他们保持心理健康以及应对压力的能力非常薄弱；富士康的员工大多缺乏朋辈支持，他们既没有老乡、同学这样的社会支持，又因缺乏社交能力不能发展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容易陷入孤独状态，可能导致其压力无从疏泄、痛苦无人理解、孤独无法排遣，从而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

与富士康的员工相比较，当代大学生不仅与他们年龄相仿，也同样远离父母在外求学，接受长达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其心理成熟程度不够，部分高校学生也缺乏社会交往能力和理解他人的能力。部分有比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也存在父母早期离异、家庭暴力和创伤等问题，这两个群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二、Win 98的管理，Win 7的学生：对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分析

富士康事件的典型性还在于，它发生在一个典型的全球化时代。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美国心理学家曾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是焦虑的10年，现在看起来这种焦虑的蔓延。国家在竞争，比拼经济增长速度；成人在竞争，比拼收入增长速度；孩子在竞争，比拼学习成绩等等。这样的焦虑和不安在当代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产生、积累、蔓延和传递。当代人对成功的渴求，以及以经济收入的增长作为评价一个国家、城市、企业和个人唯一标准的同时，丢弃掉了太多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富士康调研期间，我们了解到该企业数十年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物质不断进步和充沛的同时，心理和精神上的财富却被忽视和抛弃了。

就“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而言，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年轻人，其共同特征是价值观单一甚至扭曲、理想与信仰缺失。这是由应试教育等诸多问题造就的共同问题，不仅在农民工群体中存在，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同样存在。一些大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优良，但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毕业后挣不了大钱就感到学习和人生没有价值；一些农民工或许能有较高的收入，却会因为同乡或亲戚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而完全否定自己。

这种缺乏利他、利国和自我肯定的理想和价值观，以金钱收入为主要甚至唯一价值取向的群体，其心理支持是非常脆弱的，也比较容易陷入焦虑。当人陷入焦虑时，总会本能地尝试克服焦虑，尤其当这个人缺乏道德教化、精神空虚时，他会像一个婴儿一样，寻求即时满足。即不管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只要能马上消除焦虑，获得快感即可。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即时满足的方法主要是金钱和物质的肯定，因此出现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也导致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即时信息交流技术迅速发展，开放的网络带来各种负面、消极的信息，青少年容易受到影响。

所有这些改变，就决定了以往用在管理“60后”、“70后”学生的管理模式，再运用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显然，用Win 98时代的管理方法管理Win 7时代的学生，在很多方面可能是行不通的。

三、自杀传染——富士康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自杀学的观点来看，自杀传染是指当某一个人自杀之后，其自杀的行为模式被其他人模仿，最初的自杀行为成为对某些特殊的人群的扳机点，从而导致一系列自杀行为，也被称之为自杀模仿或自杀复制。这些特殊人群此前通常就是自杀行为的易感人群，例如此前有自杀行为史、抑郁史，或者与死者有某种相似性。突发公共心理危机事件是指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对公众心理健康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群体性负面情绪，消极行为和心的健康的突发公共事件。为何富士康的自杀事件演化成了自杀传染，并导致公共心理危机事件？

首先，富士康几乎符合所有自杀传染的条件：

（1）富士康员工以18-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为主，平均年龄在21-22岁。这一年龄段是自杀传染的高发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年龄结构也是相似的。

（2）员工生活环境差，厂区人口密度极高。富士康约2平方公里的龙华厂区有超过20万人，高人口密度带来高外部压力。

（3）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学业压力也比较大。

（4）富士康的员工大多背井离乡，缺乏社会支持，遇到困难无人协助、关心、支持。大多数大学生也面临适应新环境和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

其次，富士康集团还因为其特殊背景而容易导致自杀传染：

（1）媒体关系差。富士康在大陆、台湾都曾状告记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还是给人留下了霸道、血汗工厂等公众刻板印象。在此背景下，一旦发生自杀事件，媒体的报道导向就是寻因，并一边倒地倾向于血汗工厂、管理粗暴等问题，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和不满。

（2）富士康集团的社会代表性。中国高速发展经济同时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具有符号化的代表性：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厂，严格管理，高强度劳动，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容易在此找到集中突破口。这种简单归因的社会情绪进而可能将自杀行为美化、正义化、高尚化，甚至将自杀者塑造成英雄。

再次，对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处理失当也是造成富士康自杀传染事件的重要因素。

图1是作者根据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以“富士康，跳楼”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出的有关新闻网页数量。图中上方线条是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下方线条是相关网页数统计。可以看到，1月到3月11日是自杀传染的潜伏期，这个时期媒体和大众的关注都很少；3月11日到5月11日是自杀传染的初始期，此时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开始增加，自杀事件增加了6起，平均每月3起；5月11日起以央视、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始关注，截止5月26日，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邀请全球媒体参观富士康、开新闻发布会前，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网页增加到508,000个，这段时间自杀事件呈现爆发态势，自杀事件4起，平均每月8起；5月26日郭台铭面对全球200家以上媒体道歉，来自全球的媒体集体“轰炸”富士康深圳厂区，在新闻发布会之后，两天时间发生4起自杀事件，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

图1：自杀事件的发生与媒体报道的关系

最后，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集团的管理层由于缺乏应对处理经验和专家指导，对危机的处理失当，其中就包括对其自身情绪的管理与媒体关系的处理等方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危机发生之后，当事者必然会出现焦虑的情绪和失控感，当焦虑和失控感产生时，如果不能沉着、冷静地分析情况，并提出恰当的应对策略，而是急于处理焦虑情绪，病急乱投医，可能会导致焦虑情绪的扩散和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导致局面的失控和恶化。富士康自杀事件发生之后，特别是5月初已经出现7连跳的情况下，整个富士康管理层充满着焦虑情绪，并相互影响、传递。

从专家团对富士康集团的几次调研来看，其管理层对自杀事件的处理混乱无序，有病急乱投医之嫌。例如聘请各路江湖人士与怪力乱神者，使用迷信方法解决问题；突击招聘各类“心理医生”用短、平、快的方式给所有员工进行50人一组的心理辅导；两次大幅度加薪，此后又发现人力成本增加过大，难以承受；还曾宣布考虑将深圳的部分工厂从大陆迁走等等。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应对措施都是在焦虑情绪下无效的空转行为：虽然做了大量的事情，也投入了巨额的人力和资金，但成效堪忧。

四、危机管理——高校从富士康事件中能学到什么

对比富士康集团，我国很多高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是符号化的学校，在国人心目中，这些大学就是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的化身。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很可能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使得这些学校成为被攻击和发泄不满的对象，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此外，高校学子也是年轻人群为主，人口相对密集，社会压力、学业压力也大，高校应当能从富士康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与危机管理工作。

首先，在应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方面：

（1）要定期开展面向所有学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并针对重点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引导学生应对负性情绪，并通过报纸、BBS等提供大学生个案，现身说法说明如何应对焦虑、抑郁和自杀等消极想法，教会他们疏导负面情绪的方法。

（2）要警惕目前出现的师生关系紧张或者淡漠的现象，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大学生在校期间重要的社会支持，是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最有效的防火墙。从临床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的实践来看，近年来许多研究生的心理咨询个案都与师生关系有关，传统的“亲如父（母）子（女）”的师生关系在“项目化生存”的教学科研体制下，部分已经异化成“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各院系的任课老师、研究生导师理应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人生导师。

（3）准确定位、系统培训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并与高校相关部门、院系密切合作，形成具有长效进入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心理干预队伍，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工作者与受访者之间形成信任、支持与合作的咨询关系。

其次，在应对危机事件（自杀传染）等方面：

（1）高校应与政府和媒体合作，切断负性情绪和误导舆论的传播途径。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应及时成立专门的网络应对小组，管理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在富士康调研后，我们给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控制媒体过度报道以遏制自杀传染，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

（2）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生命教育，运用实际案例，对广大学生强调说明自杀对整个家庭、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3）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消除紧张恐惧的气氛，传递积极情绪，减轻学生群体的焦虑情绪，降低其整体压力水平。

富士康事件的悲剧已经发生，作为高校的管理者，我们应当从这个事件中学习经验教训，以便更好的预防、应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

作者简介：徐凯文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