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当代青年流行亚文化之山寨文化

摘要：2008年是中国的“山寨年”，“山寨”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独领风骚，尤其是在青年一代中更为风靡。本文从山寨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入手，将山寨文化分为两类，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山寨文化流行的原因，进而提出对待不同类型山寨文化的所应秉持的态度。

关键词：山寨文化  假冒文化  草根文化  自主创新

2008年是中国的“山寨年”，“无山寨，不销魂”是人们对“山寨”的终极评价。从手机到相机、电脑，从服饰到化妆品、明星，从电视剧到话剧、网站，甚至是在学术领域也出现山寨现象，山寨在全国范围内席卷而来。而这一山寨现象在年轻人中更显热潮，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潮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山寨文化其实是一种亚文化，也叫副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1]。

一、    山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山寨”一词的字面含义，就是在“山寨”中，逃避政府管理。可以说，“山寨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现象。“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山寨”最开始是一种以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贫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最初涉及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山寨手机、山寨MP3等以燎原之势攻占了国内电子市场的半壁江山，紧接着“山寨”内核迅速在文化领域扩张，开始了一场欲与主流文化平分秋色的革命。

2003年前后，如果内地人到深圳、广州去出差，就会发现一个很匪夷所思的现象：很多当地人拿的都是诸如“NOKLA”、“Amycoll”这样的牌子手机，外形和品牌机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价格却非常低廉。这便是最初的山寨手机。不过当时只是初露头角。直到2008年6月，一些网站有了“山寨手机”专题页面，“山寨”一词才得以迅速蔓延开来。

紧接着，网络上开始出现山寨网站，其中最出名的恐怕要算山寨网络搜索引擎了。从一开始整合了百度(baidu)、谷歌(google)域名的“baigle”，到后来发展出来的“baigoogldu”、“goobaidugle”，山寨搜索引擎让不少网民看直了眼。但这些都不如后来的“百谷虎山寨搜索引擎”(baigoohoo)让人感叹“山寨”的狂风般侵入。

当“山寨”以IT业为切口渗透至人们的经济生活时，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它领域。方便面从“康师傅”发展成“康帅博”，“五粮液”变身“三粮液”，“肯德基”边上开了一家“啃他鸡”，“Microseft”的鼠标随处可见，在南京文安街更是有这样一处鳞次栉比的山寨店群，远远望去以为是一群国内外品牌商店，走进仔细一瞧才知道“都是山寨惹的祸”：屈臣氏、星巴克、必胜客、李宁、哈根达斯等已被“山寨”为曲同氏、巴克星、必胜糊、李明、哈根波斯。山寨明星的崛起使得“山寨”在广告领域大展宏图，2008年8月盛传的山寨周杰伦的广告，几乎前脚跟后脚又出现了山寨版F4、周华健、刘翔、李云龙，共同组成了一个山寨明星阵容……在文化领域，“山寨”更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当年戏仿陈凯歌电影《无极》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作者胡戈由“恶搞”正名为“山寨鼻祖”；来自泸州的一家人仅用了20元钱拍了两集山寨《红楼梦》；两次被《百家讲坛》拒之门外的“民间学者”韩江雪，自己拍了这部长达六小时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放在博客上，叫板央视《百家讲坛》；周正龙获得山寨版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奖理由：农民周正龙在陕西发现了早已绝迹的华南虎，拍下了清晰的虎照，并荣登美国《科学》杂志；而由北京市民施孟奇策划的2009年山寨版春节晚会更是将“山寨”推到了极致，公开叫板央视春节晚会。2008年12月3日《新闻联播》对山寨文化进行了简单而到位的报道：“从2003 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是国家级电视台首度关注网络时代所形成的草根文化，也意味着由这一新兴词汇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现象，第一次进入官方视线。山寨文化一时成为各大网站的热点内容，这让山寨文化的拥护者们长足了面子，“山寨”一词也借此登上了舆论的高峰。

结合以上事例，根据山寨文化的动机，笔者认为可将其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以营利为目的，仿制名牌产品的“假冒文化”；二是以娱乐为目的，对现有产品进行改造加工的“草根文化”。这两类文化有着其各自不同的兴起原因和社会影响，本文将在下面的部分予以分析。

二、    山寨文化的流行原因

从2003年至今，“山寨”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已经慢慢的从一种社会现象发展为让众多青年推崇的流行文化，甚至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潮流，以各种形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寨文化如此的热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探讨：

（一）经济学角度

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出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山寨产品”的存在其实是市场经济处于无序状态时的附属品，寄生于正常生产和销售所照顾不到的环节，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补充，也是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管理部门监管不力的表现，凸显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中收入过低和消费品价格过高的不合理[2]。

在工业领域，山寨产品之所以会如此之畅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观原因：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首先要有人去大量生产山寨产品，其次，当然还要有人乐于买这种产品。从生产者的角度思考，无非就是利益二字的驱动，天津南开大学语文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强认为：“山寨”现象实际上是小资本和大资本争夺经济利益的产物[3]。“山寨产品”省去了正版产品打造形象大肆宣传的过程，不需要缴纳国家的增值税、销售税，更加不需要像品牌产品那样在技术研发领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尽管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其中获取的利润同样让人咋舌。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山寨文化其实是一部分主要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公众对于消费时尚的渴求和本身负担能力的矛盾心态的体现。这些人有的还在就学，有的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消费文化所显示的对于流行风格和时尚潮流的主导使得他们对于主流的商业性消费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但又对于这种文化因过度膨胀而产生的品牌霸权和高得吓到人的价格产生不满。一面是无所不在广告传播和巨大的明星效应，另一面却是对这种高档消费的力不从心[4]。 而“山寨文化”却包含着一种他们一直向往的乐趣：花很少的钱，消费掉很大的欲望，而不需要通过过量消费带来尊贵的奢侈感。“山寨”的妙处正在于让消费者随心所欲地花钱满足膨胀的消费欲望，得到对于奢侈的幻想。

在文化领域，放眼望去，整个中国有多少文化产品都在模仿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创造：《开心辞典》克隆美国的《谁来做百万富翁》，《超级女声》是《美国偶像》的翻版，《财富大考场》让人看到了英国娱乐节目《最弱一环》的影子，《名声大震》类似英国 BBC 环球公司的《Just the Two of Us》，《智勇大冲关》被指源自韩国《超级海盗船》。要打造一部精品原创电视剧，从剧本筹划到摄制完成，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为了追逐利润，那就不妨“山寨”。于是，效仿《越狱》的《远东第一监狱》，效仿《蓝色生死恋》的《绿萝花》，效仿《成长的烦恼》的《家有儿女》，效仿《兄弟连》的《远东特遣队》，效仿《24小时》的《危情24小时》，效仿《欲望都市》的《好想好想谈恋爱》纷纷出炉了。

在科技领域，中国有多少高科技产品需要借鉴模仿国外的尖端科技才能完成，中国有多少家外国技术授予支持的所谓“合资”公司，甚至连部分军事武器我们也需要通过类似模仿的渠道来获得国外技术去制造。

以上所说的例子其实都可以被称为是山寨文化，多数属于上文中所提到的“假冒文化”。这些现象主要是由我国目前社会创新以及科技实力的严重匮乏造成的。而且，这种山寨文化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山寨”带来了低成本和高收益，这就使创新的主体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反而形成了进一步“山寨”的动机，从而使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很大改善。

（二）心理学角度

当代青年大多数是80、90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使得这一代人拥有着异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好奇、热情，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他们大胆、叛逆，任何事都想去闯一闯；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拒绝大人们保护伞的庇佑；他们特立独行、追求另类，总是竭力寻找惊世骇俗的新事物……所以，当如此新鲜、与众不同而且总是挑战传统主流文化的山寨文化展现在他们面前，青年对于它的“独宠”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青年比较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并且能够很快的接受适应甚至“发扬光大”。当代青年虽然心理成熟得很早很快，但是他们的心理很容易受到社会大众以及各种文化潮流的影响，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有时候缺乏冷静、认真的思考，只是注重于现象的表面以及所带来的乐趣，因此山寨文化几乎是一出现，就风靡在青年群体中。他们所创造的“山寨文化”大多数属于上文所述的“草根文化”。

（三）社会学角度

无论是哪一种山寨文化，都以草根化对抗精英化，是“草根”们对于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低姿态的渴求，有着其时代的必然性。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潘知常教授说，“山寨化”之所以能让人们津津乐道，在于它生动纯朴、平易近人，暗合了当下中国民众日趋生活化、通俗化的审美取向，以及在匆忙行进之余借文娱产品缓释压力、与周围人保持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5]。 新事物往往萌芽于旧的母体，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长期漠视大众的审美需求，才有了“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经济愈发自由、言论愈发自由的现代社会里，草根民众对精英阶层的反叛意识越来越强烈，普通大众不希望自己永远被动接受精英主流意识的灌输，也不希望单纯地按照精英法则来生存。在对文化、产品的主导权上，平民大众希望能有自己的决定权，有适合自己消费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意向出现。而对于青年来说，一面是主流消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的高度集中或具有某种垄断性，一面却是他们对于社会文化潮流和社会表达的被忽视。而“山寨文化”一改主流文化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使得青年表达个人意见的愿望得以实现，于是乎他们就以“山寨”的方式表达自己这种复杂的感情和情绪。

三、    看待山寨文化的态度

随着山寨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对山寨有着这样那样的评价。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认为，“山寨文化”假的多、复制的多、盗版的多，应该从法律上和行政上采取手段予以制止，同时还应在舆论上予以封杀；但同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品演员巩汉林则认为，应对“山寨文化”给予包容，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越来越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出现，人们的观念已经很开放了[6]。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无疑给社会上已经声势浩大的山寨文化讨论热潮再投下一块巨石。

笔者认为，对待山寨文化不能搞“一刀切”，针对上文中所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山寨文化应采取不同的态度：

对于那些侵犯品牌企业知识产权、挑战法律威严、损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山寨产品”，即“假冒文化”，要秉持坚决打击的态度，决不能轻易待之。那样的山寨产品有太多严重的问题：原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介绍，2007年，山寨手机的销量超过了1.5亿部，仅增值税一项，国家就损失178.5亿元，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好几起手机爆炸事件以及没有质量保证的“山寨药品”的盛行，直接威胁到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2008年7月我国出口巴基斯坦的部分手机发生被锁事件，原因在于多个手机共用一个机身码（IMEI），这一事件有损我国际形象，给国产手机在海外销售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像这一类的事件数不胜数，无一不证明着那些山寨产品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对此，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原信息产业部、发改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七大部委开展过全国范围内手机市场秩序专项整顿行动；2008年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其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TAF)已在国内向200多款手机核发了标识号,同时将加强标识号管理。这意味着日益泛滥的山寨产品将逐渐得到抑制。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只是一味地禁止仿冒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培育民族产业，鼓励科技和产品创新，努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民族产业的竞争力，从而使我国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

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淳朴的山寨文化——“草根文化”，我们则应该宽容以待之。正如2009年一些“两会”代表所说的，山寨文化自有纯朴直白的一面，在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分化，文化需求和文化自觉性增大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它暗合了我们日趋生活化、通俗化的审美取向，以及都市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利用文娱产品释放压力的心理诉求。在一些代表委员们看来，山寨文化并非“恶之花”，而是一种良性的亚文化，是精英的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比如：河南山寨版“奥运圣火传递”就是这样一种山寨文化，7月28日，在河南省辉县一小山村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版“奥运圣火传递”：简朴的村民们手拿自制的简易火炬互相传递，神情欣喜。事件被网友拍下上传到网上，无数网友投来赞许的“顶”字，并为这种充满浓厚乡土气息的奥运激情所感动、折服。

但是，无论怎样，山寨文化始终带有“模仿”的标签。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最终是要被淘汰的，因为一种文化能否有生命力，在于其是否有真正的创新以及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而绝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复制和模仿中，只为达到娱乐的低层次效果。相反的，我们要不断提倡自主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样的，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说，自主创新同样重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构想，为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高校教育工作者应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要求出发，着眼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真正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青年自主创新工作。鼓励大学生自觉、自主地参与创造，培养创新精神：一方面，应用自己所学专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孵化”创新产品和创新理念，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另一方面，在鉴赏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创新性的文艺活动，推动校园原创文艺的发展，塑造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青年中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我们还须把创新逐渐与历史潮流相融合，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使创新上升为一种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存在并适用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代替山寨文化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潮流，真正展现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令人自豪的创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