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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一族”的“新人际运动”

作者:魏薇 袁博 张雪 仲林 发布日期:2010-12-14

摘 要:伴随着“第五媒介”——无线媒介的发展,手机短信不仅日益深入且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更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文化现象而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手机短信使用者中一个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群体。本文正是试图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手机短信自身发展历程和大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的重点考察,描述其兴起、发展的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学背景,分析它作为一种新媒介在传播模式和话语方式上的新特点,同时考察它对时空结构、社会交往和价值理性的影响。


 

关键词:手机短信 大学生 媒介


 

手机短信在近几年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兴起,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传播现象,以致人们开始用“拇指经济”、“第五媒介”等等响亮的名号来指称它,现在更成为风靡21世纪校园的一项“新人际运动”。手机短信何以风靡大学校园,成为广大学子的“新宠”;“拇指一族”又如何从校园中的亮丽风景线到芸芸众生相,逐渐占据了校园亚文化的主流,都是本文企图探讨的内容。


 

一、手机短信风行的背景


 

手机短信的风行,首先有其经济学上的意义。与同类通讯工具比较,手机短信的性价比颇高,同时,收发短信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比较小(占用资源量较少),收发过程也比较简便(比如,不用拨长长的卡号和密码),因此,使用手机短信是比较有效率的。另外,从深层经济机制来考虑,一方面,短信业务已成为网络提供商看好的新的利润增长点,相应的服务供应商也迫不及待地推出基于短信的新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基于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刺激了消费欲求;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消费者拥有手机人数的扩张和现有消费者对手机短信业务的熟悉,需求方市场也在不断扩充。供需双方同时拉动了手机短信市场短期均衡数量的不断增加,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这一短期均衡数量也还没有达到市场长期均衡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对手机短信兴起与繁荣的特定社会场景(背景)进行分析。与手机短信兴起和繁荣相适应的时空场景是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和都市化进程。充分而便捷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递成为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与之并置的是大规模的都市化。作为与其共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大学生们似乎早已和所处的城市形成共生的关系;但同时,“都市情结”和“反都市情结”又往往并存,人们对于交流和认同的渴望被极大地突显出来。而手机短信的形式功能有利于改进人们的交流行为,加上很大一部分手机短信的信文包含了相互之间认同与理解的温情内容,这就使得短信在现代都市中成为一种极为微妙的互动交流方式。大学生们在奔走于教室、图书馆、职业培训机构或各类考场的同时,也有维持并增进人际关系的欲求而苦于时光短暂。手机短信的发送和接收,使学生们共享了“感情的盛宴”,从而也形成了某种新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机短信的重要性得以凸现,并很快在大学生阶层中风靡起来。


 

再其次是对技术场景的考察。技术的发展为手机短信爆炸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早在1992年,英国沃达丰(Vodafone)电信公司就在GSM网络上通过电脑向移动电话成功发送了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这说明,在1992年手机短信的技术基础特别是其核心技术——SMS(文本信息服务)已经具备,只是由于早期短信商业模式(如月租和开通费用)的阻碍,用户潜在的需求没有能够转换成一个大的市场,所以才没有使手机短信迅速兴盛起来。中国在2001年初取消了点对点(手机对手机)短信的月租,独立组建移动梦网,此后点对点的短信数量迅速上升,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最后,现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独特的文化场景也应当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维度。近二十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潮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视听文化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手机短信符合大众文化的空间、时间、技术这三层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它契合了文化的维度。手机短信这一新兴的大众文化样态,在学界和坊间的认同张力下,已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二、手机短信的媒介分析


 


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作为电子传播时代新生力量的短信,目前最常用的信息形式是纯文本形式,也就是以语言及其书写符号——文字为载体来传递信息,中文短信语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以“口语化的书面体”为语体特征。短信语言受到视觉模式和书写方式的制约,其核心是书面语体,但明显受到口语体的影响,存在着二者的交叉和渗透。在短信的信文中,亲切、生动、平易、直白的口语是很常见的。口语化的语言自由随意,有很多独词句和省略句,感叹词和语气词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关联词的数量则相对减少。当然,文字系统毕竟与口语系统有差别。文字是看和写的,可以从容推敲,仔细琢磨,所以成文的语言往往讲求连贯照应、避免歧义,尽量排除“废话”等。为了简便,短信中还常使用简洁的文言词语,如“是否”、“何”、“勿”等,以及交流双方都熟悉认可的省略语等等。当然这取决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和使用习惯,输入时字符出现的难易程度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独特的非语言符号的存在。在言语交流时,人们可以使用大量的非语言辅助性手段,以提高表达质量,增强交流效果。但在手机短信里,这些手段似乎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作为补充和创新,短信中借鉴了大量网络中常用的符号。最常见的有“:)”(笑脸)等表情符号和流行于网上的“MM(妹妹/美眉)”等简称符号。这些生动鲜活的符号和口语式的文字表达一起带给人们亲切而新颖的交流体验。
再次,民间谣谚的大量出现。民谚的出现与短信的休闲娱乐性直接相关,它也直接反映了人们当下的心理状态和交流倾向。特别是作为SP(服务提供商)的各大网站提供的信文,更是以各种琅琅上口的民谣、格言、台词、笑话等为主要武器,来“谋杀”我们的眼球、笑神经和钞票。在这些短信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既睿智又幽默,这可能是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一种形象。短信语言和网络、QQ语言特征相近,反映了这种新媒介的新潮与时尚。
虽然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是1992年出现在欧洲,但手机短信真正大行其道却是在使用方块字的日本和中国。为什么汉字如此契合手机短信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即每一个汉字基本上记录语言中的一个单音节语素。相比而言,一个汉字比一个单词表达的意思更多,同样的意思用中文表达比用英文表达篇幅要短得多,更适合在手机小屏幕上显示。其次,“会意文字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完型,它不像拼音文字那样使感觉和功能分离”,而是赋予了一种“整体直觉”,这就契合了手机短信以视觉为主、由触觉统一的整体感觉特征,汉字不仅能带来建筑感造成的视觉冲击,而且能带来音乐感造成的听觉触动。再次,汉字可以巧妙体现出方言的语音特征。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可以更加亲切地交流;再如,“这是李白的诗,请大声朗读:卧梅又闻花,卧枝伤恨低。邀闻卧石碎,卧湿达春绿。”就巧妙利用方言和谐音达到了“整蛊”的目的,这类短信在大学生的手机上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通常,语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三大功能:阐述功能、表达功能、信号功能。一般人们多关注前两项功能,而忽略了语言作为传递相关群体的意识形态、使用心理、流行时尚的信号功能。在手机短信(特别是网站提供的短信)中,文字游戏和模仿之作比比皆是。这是中国后现代式的复制之举。在一个话语的异质性和无意义已成为流行风潮的时代,游戏和模仿既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两件武器,为大家偏好的“整蛊类”短信也让人在“恶作剧式”地愚弄和“开心”地被骗中体验到了调侃一切的快感。


 

三、手机短信的影响分析


 

首先,手机对时空结构的影响。手机短信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实时传播性和即时交互性。同时,手机短信改变也改变了心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比如:由于手机短信的储存数量有限,使人们感觉到没有任何东西会持久,面对种种随风而逝我们竟如此无力与无奈;比如在习惯了短信的即时沟通方式后,如果对方没有及时回复,发信的一方就会强烈地感觉到时间“放慢的脚步”,而事实上可能只不过十几秒或一两分钟而已。此外,短信一方面帮助我们维系和构建着跨越时空的各种社会关系结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个人空间也正日益公众化和商业化,纯私人领地越来越狭小。


 

其次,短信对社会交往的影响。电子媒介例如手机短信创造的纽带及联系与特定地点中面对面交往所形成的纽带及联系产生了竞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似乎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手机短信这种“对话”形式,许多商业的、社会的、甚至亲密的家庭交往,现在都通过手机短信来进行。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手机短信本身在技术和理念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上文已经具体加以论述),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


 

最后,短信对价值理性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由价值理性为主向工具理性为主的社会的异变过程。手机短信的使用和兴盛一方面体现出工具理性对现代人的异化,同时也不可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价值理性,使其得以复苏。


 

经常使用手机短信的人可能有这样一个同感——想让手机一直开下去,若因为电池没电而无法接收短信,会感到着急和不适。这种继续使用的习惯冲动似乎证明了手机和短信已成为我们生活和身体的一部分。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在大量的复制文本冲击下,我们逐渐失去了创造性,人异化成技术的俘虏。


 

同时,价值理性的复苏又正是在“人”的意义上体现出来,手机短信使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增强,收发手机短信这一共享的行为造就了“拇指一族”这样一个新的松散的群体。基于这种认同,这些“拇指一族”在思想和情感上也更加容易沟通和互相抚慰,于是孤独感和疏离感得到缓解和治疗。而且,基于手机短信建立起来的群体是超越了具体空间的,他们的接触依赖于网络距离,在网络中形成“新社区”(在大城市中传统的社区联系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并建构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方式,流行的手机短信成为新社区中人们共同的经历和记忆,而新社区外的人们是无由知道这些的。正如我们抽样调查的结果,经典的手机短信常常成为大学生的谈资,这对在这个话语系统之外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利用短信交流,无论身处的环境如何,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相对自我的所谓“乌托邦”来。屡见不鲜的例子是,在公共汽车拥挤的空间里,“拇指一族”始终心无旁骛,专注于自己的收发行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信息传递模式,成为对传统交往模式中所借重的公共空间的抵制。收发短信的过程,既不会干扰别人又不会被别人干扰,对于喜爱这一交往方式的年轻人而言,是寻求隐秘的快感体验和对自由极限的试探。


 

手机短信带来的交往合理性体现在它打破了通常交往中的等级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民主空间。手机短信或者类似的电子媒介的使用,是一个“去神秘化”的过程,它打破了物质隔离和社会不可接近性,把很多“后台”行为暴露在“前台”,降低了许多角色的崇高地位。在进行跨等级交往的时候,双方的地位显得更为平等,并在双方关系上产生微妙的影响。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使用手机短信所暗含的权力意识。在传统传媒过程中,作为传媒的消费者之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递的媒介,因其具有极高的参与度,使得大众不再只充当传媒中的“受众”,也成为主动的信息生产者和信息传播者。手机短信可以把个人创造为“英雄”。你可以创造一条信息,形成以你为话语权力中心的话语场。通过短信传递,某种“话语力量”便形成了,它令接收者回复、思考、转发或至少是阅读。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一条短信使某个人成为权力话语中心,以其通过短信表达的思想作为权力贯穿的武器;另一方面,在短信的复制转发过程中,每一个转发结点都成为新的权力话语中心。这一权力结构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呈网状分布,从而使我们无从分辨最原初的中心。所以这种“英雄感”或“明星感”只是“五分钟”的短暂经历。大学生作为手机短信的主要用户群之一,他们在写作、发送短信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原创与推广的双重快慰。通过他人的接收、阅读或者回复,大家共享了某种“思想的盛宴”。


 

综上来看,作为“媒介新革命”和一种“新人际运动”,短信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张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一旦一种新技术进入一种社会环境,它就不会停止在这一环境中渗透,除非它在每一种制度中都达到了饱和。”当我们的口头语由“有事call我!”变成“有事短我!”,当我们的问候语由“最近忙吗?”变成“我给你发的短信收到了吗?”时,我们无法不相信手机短信在一段时期内还将越来越“热”,越来越“火”。当然,现代科学技术正呈现出爆炸性增长态势,尤其在信息传播领域更加明显,媒介的更新换代已不是稀奇的事。如果短信自身的局限性不能突破,或者它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际交流的需要的话,一定会有其他更完善、更先进的媒介来取而代之。短信的发展将何去何从,“拇指一族”的“新人际运动”前景如何,我们除了在学理上加以探讨和预测之外,更多的只能是拭目以待了。


 

 


 

作者:魏薇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袁博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张雪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本科生,已毕业


 

仲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 明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


 

[2]于根元主编:《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1,122页。


 

[4]齐沪扬著:《传播语言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5]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6]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