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蔡元培的大学观与北京大学改革——以“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为视角

摘要：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自述，“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京大学学风还为科举时代遗风所影响，学生多为升官发财混文凭，无心向学。蔡元培以转变学生观念为改革首要目标，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通过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改革课程、支持创办学生社团等方式，将科举时代遗留的“老爷”学生们改造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新青年。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设之初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是戊戌变法救亡图存（在教育领域的）唯一保留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直到蔡元培先生“仿世界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才将封建的、官僚气息浓厚的、等级森严的、落后的北大改革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大^[1]。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自述，“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梁柱认为这是蔡元培先生革新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他进行各项革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归宿^[2]。本文将结合蔡元培要改革的学生观念是什么，为什么要改革，他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

 

一、当时的学生观念是什么？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国立官办，既是其优势和特点，又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传统的官僚习气、陈旧的观念、腐败的生活作风都很浓厚。当时对于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个绰号“老爷”学生，因为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的目的，不在毕业，而是混毕业文凭、结交人脉，以作为日后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老师做靠山。”^[3]老师和学生都无心向学，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大多进行吃喝嫖赌等不正当的消遣。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第一点要求就是“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那么要改变学生什么样的观念呢？首先，“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就要改变之前京师大学堂学生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劣根性，只想混一张日后升官发财的文凭。其次，大学不是“职业教育机关”。如果只是为了将来谋个好职业，图生活滋润便利，那么就应该读各种专科学校，如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皆为“求学”而来^[4]。最后，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学生不是熬资格，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教师指导下自动研究学问。而学者不仅自己应当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还应该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蔡元培先生并不是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做准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与切实用功”^[5]。

蔡元培要改变的正是学生观念中科举遗留的“官老爷”习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之想法，将北大学生真正向现代学生、国家需要的栋梁人才进行转变。

 

二、为什么要改革——培养什么样的人？

 

何为大学？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他一改封建旧教育科举、官僚习气，阐明了大学的基本功能则为研求学术，培养人才 ^[6]。蔡元培以中国“大学”和欧洲大学的发展历史为线索讨论了大学的使命。蔡元培认为古代的“太学”，又称“上庠”“辟雍”“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也类似大学^[7]。“欧洲最早之大学，为十二、十三世纪间在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诸国所设者；十四世纪以后，盛行于德语诸国，即专设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科者是也”。大学培养人才是它一以贯之的责任。

当时实际情况也要求大学承担起培养人才的使命。“在这国难期间，我们欲图抵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所以没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窃维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8]。大学集中高水平的教师，采用最新的仪器设备，最新的思想观念，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培养人才的使命。使命之下更要明确，需要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当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是教育领域还缺乏新的思想引领，教育目的不明确，清朝“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影响很大。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元培在开会词中，阐述了对新教育的意见，指出：“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9] 1920年12月5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所做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演说词中亦称“所谓有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10]。

蔡元培认为应该“五育”并举，培养完全人格的学生，即通过对其施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使生理、体能与心理、精神两方面相协调。蔡元培这一思想，为教育培养什么人指明了方向，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亦即道德高尚、智能发展、体魄健壮、有较高的审美能力的民主共和国公民^[11]。

教育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要通过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的和谐发展，全面立体的人才。这种理念符合大学教育运行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在当时具有超前性，现在也具有合理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在这种理念下，蔡元培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改变学生的思想观念入手，将科举时代遗留的“老爷”学生们改造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新青年。

 

三、如何进行改革？

 

（一）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蔡元培把“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之行动同“转变学生的观念”之目标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以此入手开始他对北大的革新工作。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蔡元培就任后，迅速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邀请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馆长，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来北大沈尹默、钱玄同、沈谦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一时间思想自由风气流行。同时也秉承兼容并包原则，在引进新派力量的同时，对于思想上顽固保守，甚至鼓吹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思想不妨碍授课，同样用其所长。蔡元培同时也对理科、法科进行了改革，积极延聘知名的物理学家夏元瑮、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与此同时，也解雇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中、外教员。由此，北大教师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文、理、法各科不仅人才荟萃，集中了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而且，教师队伍整体年轻化。这些老师通过他们的言传与身教也改变着一代北大学子的观念。

（二）重视教学和课程

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因此，蔡元培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13]。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他到校后，针对当时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要“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新的，能裨实用”。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上的另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提出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还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强调学说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扎实而宽厚的基础。为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的基础知识，他还提出沟通大学文、理两科之主张。在学校的编制上实行学系制，废止文、理、法等科别，使文、理学生能够兼涉他科的课程；在教学上实行学分制、选课制，学生可以有一定课程选择自由；再加上对各派教员的观念都不做限制，种种改革举措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三）支持兴办学生社团

蔡元培深知，要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因而他积极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开展课余学术活动。为了鼓励研究学问的兴趣，他推动学生组织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数理学会等；为了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扬自动精神，他推动学生组设消费公社、学生银行、阅书报社、校役夜班、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编印《新潮》《国民》等杂志；为了提倡正当娱乐，以代替不正当的消遣，他推动学生组织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等。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学会的活动多为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

蔡元培积极提倡和努力促成这些学生研究团体的成立，除了意在改变当时北大学生没有高尚娱乐，经常出入妓院、烟馆的状况，更多的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平台。众多学术社团的不同研究活动，转变了学生只追求升官发财的思想观念，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北大得以真正成了“研究学术之机关”。

（四）改革招生制度

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但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京师大学堂时期，所收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官员或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学生很多就是这种“老爷”似的学生。加上招生也没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收的学生不乏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

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择优录取，使许多优秀青年能进入北大学习。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结构，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同时，当时的北大允许旁听生自由出入、自由选课，这种制度不仅惠及北大及周围高校的学生，更令那些因贫困等原因不能上学的青年得益。他们也可以借助北大旁听制度，获享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在《回忆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是蔡先生的学生。当时我因交不起学费而去北大作为旁听生学习俄语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首倡，我们这些青年是无法进北大的，也就无法学习文化知识的。……蔡先生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和扶植了一代青年，这个贡献是伟大的” ^[14]。

除此之外，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还有许多改革以促进改变学生的观念，改造北大的学风，比如兴办学报，促进师生开展研究，搭建知识交流的平台；重视图书馆建设，整顿扩充实验室，提供教学实验的条件；创办研究所，为高年级学生和毕业生提供研究机会等。

 

四、小结

 

经过蔡元培先生的热心倡导和改革，改变了京师大学堂之前腐败的、沉闷的风气，使得学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开展，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全校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成为风气。如1918年9月，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学术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发表，蔡元培亲自作序推荐。蔡元培在北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他办学目标明确，指导思想先进，改革措施切实有效，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大学成为真正意义的北大，成为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作者简介：郭一杰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主任 讲师

 

 

参考文献：

[1]冯用军,郭锐华.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C].//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

[2][5]梁柱.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C].//丁石孙、萧超然、梁柱.蔡元培研究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5.

[3][13]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14,1.

[4][12]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8,700.

[6]魏定熙.蔡元培的北大，北大的蔡元培[C].//丁石孙、萧超然、梁柱.蔡元培研究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

[7][8]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593,314.

[9]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177.

[10]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258.

[11]王惠来.蔡元培教育宗旨思想初探[C].//丁石孙、萧超然、梁柱.蔡元培研究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

[14]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纪念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