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取士看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摘要：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经1300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有担当、有使命的青年才俊。即使在今天，这项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制度，依然对我们培养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文章力求从科举取士制度中的“根”与“魂”，探讨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如何坚持以史为鉴，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初心与使命的精神力量，从而引导青年以史求道，使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休戚相关，民族振兴与个体发展紧密相连。

关键词：科举取士；使命；担当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面临突发的新冠疫情，青年一代挺身而出，成为抗疫大军的中坚力量，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之际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习总书记的讲话言之谆谆、期望殷殷，为当代青年砥砺奋进树立了时代的坐标。“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

实际上，注重培养青年的担当与使命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此中国古代科举取士制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科举取士制度自隋唐以来作为历代政府最基本的选官制度，历经1300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有担当、有使命的青年才俊。即使在今天，这项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制度，依然对我们培养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力求从科举取士制度中的人才培养部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探讨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如何坚持以史为鉴，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初心与使命的精神力量，从而引导青年以史求道，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一、科举取士与古代人才的培养

 

科举制度历来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研究对象，甚至有人认为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实际上就是科举制度史。的确，科举在中国历史存在了1300年之久，为中国人才培养及品质、道德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正如王文其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述评》所说的，“隋炀帝把科举考试制度扩大为包括文化知识、武术、思想品德、治理能力等方面十科，地方推荐制度由文武五品以上官员根据地方考察荐举，规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录取，而且据才升擢。同时设立进士科，用诗赋、试策等方式进行考试，这是古代科举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2]

科举制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多方面的进步性：首先，科举取士制度具有一定公平性。在科举诞生之前，历史上曾经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世卿世禄制度、察举制以及九品中正制，为朝廷选拔了很多人才，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太过看重选拔对象的出身，而忽略了人才本身对道德、学识的关注。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在于打破了门第的限制，此举成为选官制度的重大突破，在考核的报名、考试直至录用的过程中都体现了相对的公平性，科举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被发现并且受到重用。

其次，科举是古代社会教育的重心。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整体而言，从隋唐直至明清，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科举至少占据同样比重。但是随着科举的地位不断提高，学校日渐被轻视，原来的重视学校教育变为后来的重视科举，可以说几乎成为历代两者变换互动的发展规律。唐代生徒与乡贡的地位经历了轻重变易的过程。宋代，两者历经了更为激烈的冲突与融合，尤其以北宋蔡京采取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的极端办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再次回到科举取士的道路上来。明清两代协调了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纵观千余年的教育史、书院史，其实都可以看出书院与科举是长期稳定的关系。由此看出，科举是古代社会整个教育的重心。

最后，科举制度营造了有教无类、努力向学的良好风气。中国古代教育起初实行的是贵族教育，基本是“学在官府”，汉代太学相对而言，比较具有平民色彩。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官学的等级非常森严，国子学和太学需要三品制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孙才有机会入学。盛唐以后，科举取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重生徒改变为重乡贡，这里的乡贡是没有官阶限制的。在宋真宗的《劝学文》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考取功名为平民书生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之路，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努力向学，不断奋进读书的良好社会风气。

可以说，科举考试无形中迫使读书人用顽强的毅力学习儒家经典和诗赋文章，逐渐形成了向学的社会风气，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文明的程度，而且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余秋雨在散文《十万进士》中描述，“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3]

 

二、科举取士制度与“立德树人”

 

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100余年，但是我们的文化中始终传承着科举的基因，对于当代人才培养，尤其是推进“立德树人”有着深远影响。科举取士制度出于中央集权的考虑，本质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而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就是要引导青年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一个真正有“有德行”“有灵魂”的新人。此外，科举考试中确立的《孟子》《论语》《大学》《中庸》《诗》《书》《周礼》《礼记》《易》以及《春秋》等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成为读书人修身并追求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经典中古人的智慧与人格，承载人生应有的修养与责任，即使到了今日，亦是推进“立德树人”的根本。经典研读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心灵对话，它能使得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锤炼操守、增进智慧，增强本领。青年唯有先将修身做好，才能真正做到修己达人。可以说，科举取士制度的经典涵养对于新时代青年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开展经典研读，注重“立志教育”。要完成“立德树人”教育这项根本任务，必须首先注重“立志教育”。未来社会对于人才素质中的高度责任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立志”“责任”也是个人成人成才的核心要求。广大青年立大志，让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才有价值，让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以及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才有意义。高校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可将经典中的内圣之学融入到青年人才的培养当中，引导青年志存高远、忠于祖国，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爱国者。同时引导青年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文化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重视社会实践，鼓励青年勤奋学习、锤炼身心。追求理想、承担使命与担当需要过硬的本领，而能力与本领唯有通过勤奋学习，努力实践去完成。青年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好书本的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到实践中去锻炼。新时代对于青年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不断变化的目标需要鼓励青年学习将经典外化于行，在实践中勇敢成长。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各类创新实践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鼓励青年学生从实践中来，明确自身担负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确立崇高的精神追求，不断深化经典教育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为当代“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提供了有益参考。当今社会，教育与文化、政治、经济、科学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密，更是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需求息息相关。因此，青年人才培养与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共生发展。时代不断向前、青年不断向上，对新时代青年而言，人生的最强音一定要与时代声音同频共振。青年人才从科举的文化基因中汲取智慧，通过良好的人格修养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努力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的奋斗中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三、“以史为鉴”，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一）科举取士对于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科举制度的潜在影响，使得当今教育以及当代人才培养可以从中寻找到教育的本质，从而体会科举制度这一历史传统对于培养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当今，从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创新人才的要求，到构建和谐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呼唤，再到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不断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严峻挑战。

为此，从科举取士的文化基因中汲取精神力量，树立新时代青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尤其是科举文化基因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可以在纠偏当今人才培养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科举取士制度对于培养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意识，仍然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科举取士制度中注重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感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重要价值理念，也是衡量一个人的首要标准。对于新时代青年而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要考虑是否利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是否具有胸怀天下，敢为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科举取士制度中，人的生命教育始终引导着人的价值活动。可以说，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其价值的选择和确立的过程，人是生命存在，德育为根本，这就要更好地帮助青年实现其生命价值。人的生命是双重生命，德育造就人，主要是造就人的精神生命。

（二）回归教育本质，摆脱功利主义

科举制距今已100余年，时至今日，科举内在合理的部分并未随着时间的消散而消除。科举是以四书五经为根本，对于学人的修身潜移默化中起到了道德教化的功能。当今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盛行，功利主义的社会环境也对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有学者针对当下的功利主义发出警醒，教育在当代精神道德危机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无辜？还是无奈？人们期待社会的道德危机通过学校教育以及人才培养作为卫道士来化解，然而，事实证明，学校难以充当这样的角色。在整个社会唯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浪潮甚嚣尘上的时候，道德不断滑坡，高校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更应反思与调整，在整个功利的洪流中反向而流。

教育的不变性决定于教育以人为旨归，必须教人成为人，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活动过程。这样的观点更能合理地表征教育的本体、教育的价值、教育的实践、教育的方法及教育的评价，也更能表达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终极价值：教育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使人成为幸福的人。教育价值应该高于一切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都是人的价值的转化而已，而教育创造了人的价值。”^[4]由此，回归教育本质，教育所教之人，是要成为社会人、文化人、道德人、君子、仁人，以至圣人，重视人本身的价值，在当代青年人才培养上具有建设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了100余年，但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与“魂”，对于新时代青年培养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代科举取士制度在为国家选拔治国人才、巩固统治基础、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提升人才的文化素质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意义。历史赋予使命，时代要求担当。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对于青年的成长成才也产生了新的历史方位和环境条件。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敢于担当、勇于奋斗，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建设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青年一代应从科举的文化基因中汲取精神力量，找准自己的时代坐标，使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休戚相关，民族振兴与个体发展紧密相连，当勤学，当常思，当承担社会之责，当承担兴国之任，方能与时代同向同行。

 

 

作者简介：蒲　清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项目官员　讲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2]王文其.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述评[J].魅力中国，2011(5).

[3]余秋雨.十万进士[EB/OL].http://www.ruiwen.com/wenxue/sanwen/61524.html.

[4]罗祟敏.湖北教育：综合资讯[J].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