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及相关因素研究 ——以北京大学2018级本科生为例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充分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拟和现实成为生活的两个向度。当代大学生伴随互联网出生、成长，深受网络影响，被称为“网络世代”。文章聚焦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以北京大学2018级本科新生为研究对象，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视角，探究不同性别和学科的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及网络依赖程度、信息技术水平与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是否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戏剧理论；自我呈现；大学生；社交网络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中国于1994年接入互联网，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充分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57.7%。社交应用方面，微信朋友圈、QQ 空间的使用率分别为 86.9%、64.7%，微博在粉丝互动和内容分发等方面的价值进一步强化，用户使用率为 42.1%。微信、微博、QQ空间成为三大社交应用平台^[1]。

当代大学生，成长与互联网相伴而行，被称为“网络世代”。互联网的普及，使虚拟与现实成为同时存在的两个生活相度，人们既有现实身份也有“虚拟身份”，二者不同的生存法则和生态环境，使得人们在互联网“虚拟世界”的自我呈现与在现实中迥乎不同。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现实和虚拟的网络社交已经有着深度的交叉融合，人们在网络社交中进行情感的互动，思想的交流。Web2.0、3.0时代中，传播主体同时以匿名性和真实身份进行互动，在网络上有意无意地发布个人信息，展示日常生活，以各种形式维护自身在网络上的良好形象，以期得到认同。

（二）问题提出

本研究将问题聚焦于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调查大学生的网络使用现状，包括频率、时长、偏好；大学生的网络呈现，包括言语、行为、交往方式；探究其自我呈现的相关因素。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在大部分关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研究文献中，研究理论视角较为单一，研究路径比较趋同，多从使用动机、印象管理等角度切入，较少考察用户在网络呈现方面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希望能够对社交网络使用中的自我呈现进行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更加丰富。

2.实践意义

本文将研究人们在网络社交平台中“为何呈现”“怎样呈现”“影响呈现的因素”和“呈现的影响”，并对其加以研究。一是能帮助大学生加深基于强关系平台的自我呈现的认识，使他们更好地展示自己，并减少表演崩溃的发生。二是也可以为各学科学者探讨“自我呈现对行动主体的影响”这一现实主题提供一定研究范本。洞悉大学生在网络平台进行自我展示的原因，也有利于社交网站平台方制定更为合理的运营管理机制，提高用户平台的参与粘性，从而获得长远的发展。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有充分的实践意义。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面向北京大学全体2018本科新生发布线上问卷，通过向全体新生的学号绑定邮箱发送邮件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数据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用以了解研究对象的网络日常使用情况；进行T检验，采用多重比较法分组进行差异性分析；最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归纳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戈夫曼“戏剧理论”

本研究主要基于戈夫曼提出的“戏剧理论”。作为符号互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表演本身又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表演，即不自觉的表演；另一种是知道自己在表演，即自觉的表演。社会的不同场景是不同的舞台，人们的社会交往是在舞台上的“表演”，表演区域分为“前台”和“后台”，人们根据不同的场景领取剧本，扮演不同的角色，展现不同的表演策略，实现印象管理，给他人展现自己想要展现出的形象。^[2]

（二）关于“自我呈现”的相关研究

中国知网中以“自我呈现”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献共569篇，在这些相关文献中发现，关键词（前10）分布如图1所示：

图1：中国知网“自我呈现”关键词搜索结果

从中可以发现，对于大学生的自我呈现是研究的最为广泛的，并依托社交网站为研究载体，其中，对微信的自我呈现研究已经超过微博，研究内容多为“自我监控”“自我认同”“人际传播”“自尊”等等，用户的“角色扮演”和“自我呈现策略”也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因为人们对于社交平台中的自我形象的建立和管理十分重视，同时用其来进行人际社交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因此近年来自我呈现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对象，有较多的研究自我呈现动机、策略、影响因素以及模型构建文献。

一是不同平台的自我呈现研究。国内对社交平台的自我呈现较多以微博、QQ空间、微信朋友圈等平台为研究对象。王君玲以“博客”为例，发现其中的自我呈现是因为现实的表达空间被挤占^[3]。李魏华对“QQ空间”中的自我呈现进行研究，认为自我呈现是一个从认识自我到接受自我，再到塑造自我的动态过程^[4]；李梦颖以“信息可见性理论”对微博进行研究，认为微博的信息可见性为个人开启了“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公共性，让个体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了存在感^[5]。

二是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自我呈现的影响的研究。董嘉对微博进行研究，发现女性表露的个人信息内容和频次都更高、倾向于展示积极的个人形象^[6]。聂丽萍研究的是大学生群体，通过研究发现本科四年级学生的自我呈现水平最高且在各个维度中均高于其他三个年级^[7]。周燕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微博中的自我呈现的受到情感、意见领袖以及法律法规政策的影响^[8]。

三是网络依赖程度相关研究。陈丽等人发现网络依赖与自尊和成就动机显著相关，网络依赖程度越高，其在网络上的成就动机越强烈^[9]；沈克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自我价值感越高、对人际交往越有信心的个体,越不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即社交效能感能负向预测网络依赖^[10]；郭英等人通过调查发现每天使用网络的频率能预测网络依赖程度，每天网络使用频率越高，网络依赖程度越高，其自我表露程度越高，信息沟通也更加频繁^[11]。

（三）“自我呈现”策略相关研究

人们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因此会有策略地进行自我展示，不同的呈现会对他人对自己的喜好程度和看法有所影响。大部分人都希望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因此多数情况下倾向于使用提升自我的自我呈现。徐晓蕾认为自我同一性发展程度影响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策略，自我同一性状态不同的个体，所使用的在线自我呈现技巧不同，自我同一性状态越成熟，越擅长使用不同类型的在线自我呈现技巧^[12]。伍翎瑄将自我呈现策略归纳为三种：①积极主动策略，是指个体在网络社交中十分注重自己在对方那里的形象，期望得到对方对自己的称赞，主动呈现出对自己有利的、积极的一面。在社交网站中，积极主动策略主要包括：频繁地更新个人动态和转发、分享内容，回复他人留言等。②消极被动策略：个体在社交网站中通过控制其负面态度、行为以及情绪表达的出现，来获得信息，避免给他人造成消极的印象，如解释、道歉等。③模糊泛化策略：为避免他人对自己产生刻板印象个体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想法不做明确表达，具体指简化语言词汇、用词模糊及不明确解释等。^[13]

（四）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过往文献对自我呈现的研究多是基于社交网络，对于自我呈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人口学因素、网络依赖因素等，对自我呈现的策略着重分析积极的呈现策略；在本研究中，对于自我呈现，按照其积极水平的不同，提出“积极形象”“真实形象”和“消极形象”；除考虑性别等人口学特征之外，加入学科、信息技术水平等因素，考虑其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相关性；以期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北京大学全体2018级本科新生。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称“网教办”）与计算中心于2018年9月组织的面向北京大学2018级全体本科新生的在线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共计216份，在院系分布上形成样本全覆盖；因笔者在校担任辅导员时期在北京大学网教办工作，参与了此项调查的组织工作，因此获得了此项调查的完整数据。

（三）研究框架

在对相关文献梳理后，并在工作中对大学生的网络平台使用进行观察，同时结合问卷，笔者将用户的自我呈现按照从“积极”到“消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积极的呈现策略：十分注意自己的网络平台形象，并更多展现个人积极、优秀的一面，呈现“理想形象”；

二是真实的呈现策略：在使用社交平台时，充分展现真实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与网络上的自我呈现趋同，呈现真实形象。

三是消极的呈现策略：较少发布倾向性内容，并不想在朋友圈中过多的展示自我，呈现“隐形”形象。

据此制定了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图2：研究框架图

（四）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框架，此研究中的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

 

表1：变量设置

（五）研究假设

H1：不同性别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具有显著差异；

H2：不同学科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具有显著差异；

H3：网络沉浸程度对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呈正相关；

H4：信息技术能力对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呈正相关。

（六）数据分析

1.分析工具

利用spss25.0.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描述性分析

对此研究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从数据描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本研究数据的性别比例比较均衡；在学科方面也实现了全覆盖，且与学校总体学科分布比例较为相似。在“网络依赖程度”方面，超过60%的同学表示“可以断网一天以上”，可以看出样本整体对于网络依赖的程度还是比较轻的；而在“信息技术水平”方面，绝大多数同学表示自己处于中级水平及以下，猜想这一方面与学科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在进行自我评价时往往比较保守。而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方面，真实展现的比例高于积极展现，消极展现的比例最低，可见同学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展现欲望还是比较高的，只是在展现策略上，分为了比例比较接近的两种类型：更积极地展现自我（积极形象）和真实地展现自我（真实形象）。

3.差异性分析

为验证假设H1和H2，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对不同性别“男”“女”以及不同学科“理学”“信息与工程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学”“医学部”“跨学科”分组，首先进行方差齐性分析，随后进行多重比较，比较组间差异是否显著。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表3：性别差异性检验结果

表4：学科组间方差齐性检验结果

表5：学科组间多重比较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男/女）的同学在自我呈现上没有显著差异（P值＞0.05），这与笔者在文献中了解到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猜想可能跟样本群体有关；在表4中因P值＜0.05，假定方差不齐，用T3法进行多重比较，可以看出“理学部”与“社会科学学部”在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上存在显著差异（P值＜0.05），可以看出在“文”与“理”的分野上，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验证了假设H2。

4.相关性分析

为验证假设H3、H4，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表7所示：

表6：网络依赖程度与自我呈现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7：信息技术水平与自我呈现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通过表6可以看出，“网络依赖程度”与自我呈现相关性显著（P值＜0.05），相关系数为负，然而由于题项设置中，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低，赋分越高，因而虽然相关系数为负，网络依赖程度与自我呈现的相关性方向仍然是一致的，即网络依赖程度越高，自我呈现越积极；通过表7可以看出，“信息技术水平”与自我呈现相关性显著（P值＜0.05），相关系数为正，因而表明信息技术水平越高，自我呈现越积极，这也符合一般人喜于展示自己擅长领域的心理。相关性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H3、H4。

四、结论与反思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推翻了假设H1，验证了假设H2、H3和H4，即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学科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有显著差异，而网络依赖程度更高和信息技术水平更高，都会使得大学生在网络自我呈现的积极水平越高。

对此结果进行分析，性别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可能与样本有关，该研究的样本为北京大学2018级本科新生，北京大学集合了全国最好的生源，那么在这个群体中的女生可能正是一类“特殊群体”；学科方面，不同学科导致的对信息技术的关注和熟悉程度客观上有所不同，因而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也有所不同；网络依赖程度上，更高的网络依赖程度意味着在网络世界的时间更长，熟悉程度更高，甚至可能身份和利益关系也更加复杂，这些都可能导致其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更加积极；信息技术水平方面，人们往往喜欢展示自己擅长的领域，因而信息技术水平越高，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越积极，这是符合人性的。

本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此问卷只通过线上发放，这个发放方式可能本身就筛选掉了一些对网络不喜欢、不擅长、不熟悉的同学，样本代表性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我呈现的相关因素上，“信息技术水平”“网络依赖程度”都是动态的，目前问卷的设计只能考察到受访者填写问卷时的情况，而无法从纵向上进行分析；问卷设计上，衡量“自我呈现”“信息技术水平”和“网络依赖程度”的题项有些过于简单，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下一步，可以采用量表形式对以上几个指标进行更加科学化的衡量，包括更加深入地探究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自我呈现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例如匿名/非匿名、体育类/娱乐类/时政类……自我呈现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从而更加完整地探讨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呈现问题。

 

 

作者简介：蔺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青年研究中心兼职干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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