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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拟建自然保护小区综合育人功能初探

作者:朱亮亮 发布日期:2018-07-10

摘要:2017年,北大部分师生向学校倡议成立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并提出了一整套构想和管理方案,这既是当代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尝试,也有望为绿色校园及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文章将通过高校生态教育、景观与生物多样性的文化传承功能、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等角度,试析北京大学拟建设的自然保护小区在高校育人方面的综合功能。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教育;文化传承;绿色景观

 

 

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了“美丽”的新要求,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乃至引领者。北京大学既是生态问题的科学研究重镇,也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构建,其中,北大师生倡导、筹划建设中国第一个基于城市校园的自然保护小区的尝试,引发了广泛关注。北大自然保护小区的建立,核心功能是城市生态建设和校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也辐射出多种文化传承、社区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功能,蕴含着丰富的育人意义。

一、北京大学校园的基本生态情况及自然保护小区建设设想的提出

1952年,北京大学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现在的所在地颐和园路5号原燕京大学校址(一般被统称为“燕园”),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改建。一个多甲子以来,校园基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区域划分,即南部为学生宿舍区,西北部为教职工宿舍区,东南部主要为教学区,作为园林遗产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则位于校园北部。与此同时,周边的中关村地区则在北京高速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发展为高楼林立的城市建成区。基于较为优良的先天条件,也得益于北大师生高度的生态文明自觉和校园景观遗产保护意识,燕园成为了北京市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突出范例。

根据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景观社会学”课程(2018年春季,主讲人李迪华)完成的“燕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小区规划研究”报告、北大保护生物学研究组及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物候检测及鸟类调查的结果,目前校园内有植物500余种,其中园林遗产区域共有古树1096棵,300年以上的有23棵,100年以上的有1073棵;鸟类超过210种,哺乳动物10余种,鱼类近20种,爬行动物10余种,昆虫中蝴蝶和蜻蜓分别多达27和26种。

尽管北京大学保持了较好的校园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但由于目前园林管理理念相对落后,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与生态保护需求相背离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校园的保护,协调生态体系构建与校园管理、师生使用需求、外来参访人员需求之间的关系,同时使得校园小环境的发展适应整体生态环境变化及周边的城市化进程,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保护生物学专家吕植牵头,相关专业的师生共同起草了《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构想及管理计划》,并提交学校相关部门,多方共同努力,推动了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基于城市校园的自然保护小区。这一尝试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华夏地理》杂志2018年第5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不断深化,高校校园景观规划也经历了由花园式学校、园林式校园向绿色校园转变的过程。2013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持编写了《绿色校园评价标准》。其中,花园式学校主要强调绿化面积和空气、噪音及水污染的控制情况,“绿色校园”则主要关注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场地、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与污染控制,都不够重视校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的主要构想,在兼顾花园式学校、绿色校园所倡导的美化环境、节能减排等需求的同时,凸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在校园生态保护、运行管理和教育推广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

二、校园自然保护小区的综合育人功能

(一)从师生到公众——生态教育功能

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生态学、保护动物学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术重镇,也是我国生态教育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之一。北京大学是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最早的发起方与主办方之一,从2009年论坛创办开始,北京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筹办与发展,承办的“生态教育分论坛”在国内外生态教育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影响。2014年7月,由北京大学牵头,联合美国圣母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贵州大学等国内外11所大学共同发起了“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GAUSF)”,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国际交流。2010年,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北京大学等10个单位“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而这10家教育基地主要由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组成,足可见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文明教育的特殊意义。北京大学校方及学生社团所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紧密结合生物多样性,如物候监测活动、校园植物识别科普宣传活动、鸟类调查等,普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的成立,将为全世界大学开展生态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此外,北京大学校园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力广,且交通便利,具有易接近性,常年对公众免费开放,也使其成为了社会性的公众生态教育的有利场所。据统计,北京大学近年来每年接待的非团队参访人数高达80余万。一方面,游客对校园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亟需进行规范和管理;另一方面,大规模游客、尤其是青少年游客的到来,也为公共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契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的成立,可以统合上述两个方面: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入对游客行为的规范中,降低游客行为对校园土壤、水体和动植物的影响和侵扰;也可以通过有组织、有秩序的科普性质的校园参观活动,实现面向公众的生态文明教育。

(二)校园文化与通识教育——文化传承功能

生物多样性并不仅在生态学层面上具有意义,一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经过研究发现,文化多样性的损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生态景观不仅仅是自然体,也是文化体。在高校的文化中,校园的动植物景观也往往有着丰富、独特的意涵。19世纪末,美国的大学开始形成了独特的“吉祥物”文化,这些吉祥物多以当地的动植物为原型,如耶鲁大学的斗牛犬“英俊的丹”(Handsome Dan)、麻省理工大学的海狸蒂姆(Tim the Beaver),并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标识,并融入到各自的校园文化中。当前国内也出现类似文化,如清华大学就将紫荆定为自己的“校树”

北京大学历史上也有一些与校园中的草木相关的文化掌故。如季羡林先生居住在朗润园时在楼前塘中手植荷花,并写下了著名散文《季荷》,影响深广;谢冕先生笔下的“红楼钟声燕园柳”,也通过柳树传达了燕园生机勃勃的意象。校园内的动植物景观,与建筑一起,影响和凝聚着师生及校友,是学校人文底蕴的重要载体。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倡导通识教育的高校,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反思通识教育的内涵及推进方式。一些学者指出,目前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更多地向人文素养倾斜,对科学素养的重视不够,或者仅重视自然科学中的数理传统,而忽视其博物学传统[1]。北京大学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开设博物学相关课程的高校之一,并且在教授博物史的同时,也注重博物学的当代实践模式,其重要的实践场所就是北京大学校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导论”课程主讲人刘华杰就曾指出,“培养博物学爱好可以从观察校园植物、记录校园植物、理解校园植物开始”[2],并在北大校园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一阶博物学教学实践活动。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的成立,将最大程度地保护校园内的生物多样性,为北京大学成为“校园博物学”开展的理想场所提供了保障。

(三)绿色底色上的多彩世界——师生健康福祉提升功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健康危机。快节奏、高压力、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所导致的精神疲劳和压力可能诱发多种健康和社会问题,而静态的生活方式、公共绿色景观不足和分配不均、日趋依赖机动车通行的城市环境是导致市民体重超重并诱发多种致死疾病的重要原因。城市中的儿童,由于生活与自然割裂,陷入“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导致一系列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时代,面临着由此带来的严峻的生理及心理挑战,身体素质下降较为显著,心理问题频发。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创新性地提出,“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提高人民的健康和福祉(well-being)结合起来。

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绿色景观对于缓解上述的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香港大学姜斌等的定义,城市绿色景观是指公共或私有的、主要被植物所覆盖的城市空间,能够直接(例如作为休闲、社交或健身场所或审美的对象)或间接(例如对城市空气、水、噪音环境的积极影响)地为市民服务[3]。大学校园往往是拥有较多城市绿色景观的场所,如北京大学绿化面积为89.6万平方米,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51.3%,绿化覆盖率为53.3%[4],清华大学全校绿化覆盖达54.8%(据清华大学主页“数据清华”)。校园内的绿色景观在师生以及周边居民开展身体锻炼、舒缓精神压力、减轻精神疲劳及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在提供城市绿色景观的基础上,基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提升师生及到访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有着独特的意义。最新一批关于建成景观与人类身体及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都十分关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5]。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项跟踪研究就发现,丰富的植被、蝴蝶和鸟类的种类与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6]

基于此,北京大学可以将师生的体育活动与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和管理有机结合,通过多样的活动,将师生引入校园绿色景观中,欣赏丰富的校园物种,改变部分学生缺乏户外活动、对电子产品和互联网高度粘着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提升其身体健康水平;同时结合自然小区的特点,设计相关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三、结语

20世纪70年代,挪威著名哲学家、“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提出者阿恩•奈斯(Arne Naess)指出,“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类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和缩小人类与其他存在物差异,达到和谐共生的生态自我的过程,但生态自我必须在人类与大自然的互动关系中来实现。所以,人类必须超越狭隘的自我观念、文化假设和传统价值,以及跨越时空的智慧,不断进行深层的追问。”[7]这也与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即在保护校园生态的同时,宣扬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并推进大学人文精神的发展。

目前,北京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和众多师生正在努力促成自然保护小区的建立,这成为了师生集体协商、共同治理校园的一次重要尝试。无论最终以何种模式建成并进行管理,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校园规划的重要理念之一,北京大学校园也日益从园林式高校、绿色校园向更具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型校园转化,并通过实践不断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为育人工作提供独特的景观和生态载体。

 

 

作者简介 :朱亮亮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办公室主任  助理研究员

 

注释:

这一批10家“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分别为:北京大学、黑龙江富锦国家湿地公园、浙江农林大学、云南昆明市海口林场、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安徽上窑国家森林公园、湖北宜昌市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天柱山国家森林公园。

博物学工作一般分一阶和二阶,直接观察昆虫、鸟、植物等或者对其进行分类、描述,属于一阶工作。参见刘华杰:《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由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的畅销书《林间最后的小孩》(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中提出的,并不是医学上的诊断性疾病,而主要是指由于孩子缺少与大自然的接触和互动对成长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志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四届通识教育思想年会上的发言[R].2015.

[2]方丹敏,刘婧.新博物学与校园——专访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J].大学生,2018(18).

[3]姜斌,李良,张恬.论城市空间要素与大众健康的关系:以城市意向理论为研究框架[J].上海城市规划,2017(3).

[4]海淀绿化网:http://www.bjhd.gov.cn/zt/czhd/hdlh/200911/t20091102_159680.htm2012.

[5]姜斌,张恬,威廉C.苏利文.健康城市:论城市绿色景观对大众健康的影响机制及重要研究问题[J].景观设计学,2015(1).

[6]Fuller Richard A; Irvine Katherine N; Devine-Wright Patrick; Warren Philip H; Gaston Kevin J: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green space increase with biodiversity.: Biology Letters, 2007.3(4).

[7]孟献丽,冯颜利.奈斯深层生态学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