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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网络语言的变迁与高校育人事业的变革 ——兼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青年主体性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16-07-20

摘要:青年网络语言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呼应,与青年群体主体性的成长与彰显相契合。文章以青年网络语言的变迁为线索,探讨网络信息时代高校育人事业所面临的系列挑战,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青年主体性问题。重点通过对青年网络语言的发展脉络、社会影响、现象与本质、功能与价值问题展开探讨,论证全环境育人理念和青年主体性原则在创新思政教育理念与模式中实现辩证统一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青年网络语言;全环境育人;青年主体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沟通交流的最基本工具,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同时也是文化、思想、意识的最重要载体。网络社会崛起至今,通过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群体对传统语言的化用、改造、创新,以网络热词、网络表情符号为代表的青年网络语言历经变迁、盛行至今,成为了当代青年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而言,网络语言是当代青年成长过程中最具社会学、考古学意义的符号显示体系,也是影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效果和主客体关系及教育模式的最直接要素。

在网络信息时代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求“突破教育主客体关系,立足教育场域的开放性、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构建全环境育人理念”。何谓全环境育人理念?“简而言之,即是在青年教育场域呈开放性、虚拟性、共享性、平等性等特征条件下,思想教育应强调网络虚拟环境的教育功能,统筹线上/线下领域;凸显青年主体性的教育地位,协调自育/他育途径,追求信息有效传播、观念有效传递、价值有效传承、行为有效塑造的教育理念。”

由此可见,全环境育人理念和青年主体性原则具有辩证统一性,建构全环境育人体系既要正视和尊重青年自我教育的主体性问题,也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它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正是从青年网络语言的萌芽、兴起、流行、嬗变和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传统思政教育的冲击开始的。

一、青年网络语言的变迁与青年主体性的成长

(一)青年网络语言的历史脉络与动态呈现

青年网络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同我国互联网的引入与发展相生相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早期发展阶段(19941999年)。这一阶段青年网络语言主要是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术语;使用场合上以高校BBS等网络论坛为主;在语义上也与这些场合有着极高的关联。例如“斑竹”就是作为论坛中“版主”这一称呼的谐音字而出现的,其目的在于更加高效地进行沟通与交流。

普及阶段(20002001年)。随着互联网商业化应用进入初期阶段,网民规模增长、交流增多,网络语言所受认可度增强,并开始受到电影与网络小说的影响,也出现了诸如“I服了You”这样的中英替换混合以及“:)”(含义为笑脸)的字画符表情。

娱乐化阶段(20022003年)。网络语言的娱乐化与上网人数显著提升、网络游戏和QQ走入公众视野密不可分。如今大量常用网络语言也都能追溯到网络游戏中,如“骨灰”、“秒杀”。而QQ等通讯工具的出现,将之前各个场合的网络语言汇集并传播。

稳定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网络语言来源可分为四大类:特定新闻事件,如“范跑跑”;网民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如“屌丝”;地方方言或外语借词,如“粉丝”(fans);特定娱乐作品,如“不差钱”。网络语言源于现实、作用于现实的特征不断强化。

(二)青年网络语言在网络社会形成中的标志性意义

关于网络社会的概念,目前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取向:狭义的网络社会指网络影响下的、基于或依赖互联网的新生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空间;广义的网络社会指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正在并日益改变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组织和交往形式,使得人们共同体已经日益成为信息化社会存在的整体现实状态。网络语言之于网络社会在以上两种解读取向中,都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在狭义的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语言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互联网社会有了自己的“方言”,青年网民通过使用青年网络语言,来建构自身在虚拟空间中的认同感,满足自己对创造文化的超越性需要。这标志着互联网社会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的建立。

而在广义的网络社会中,青年网络语言的发展则标志着网络对现实的强大影响。一方面,各类娱乐化的网络政治隐喻,如“你懂的”、“赵家人”、“图样”等词语大量出现,反映了青年在现实中的权利诉求、信息诉求;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也大规模进入到青年的现实生活中。通过创造、使用网络语言,青年群体在逐步掌控了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挑战和消解了现实空间既有的话语权威。

(三)青年网络化及青年群体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崛起

青年网络化即深度卷入于网络社会之中,这表现为:在信息获取层面,青年知识群体对信息工具的使用突破了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限制;在观念塑造层面,互联网促成不同类型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连接聚合,各类价值观念通过大众传媒影响着全体网民;在能力培养层面,青年群体通过社交网络极大扩展了自身构建社会关系、参与组织事务的能力;在实践创造层面,互联网社会所倡导的开放、平等、共享精神激励青年群体施展才华、实现梦想。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社会地位、个人财富的依赖与依附日益衰微,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流动和分散,青年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断被重新界定,青年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得到认同;随着社会网络化和青年化的趋势日益深入,网络社会中的这一进程在现实社会中也不断彰显。

青年网络语言从最早的边缘语言到现今被广为接受的过程,反映了青年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主体性崛起的一个重要侧面。语言的使用直接影响社会话语权的归属。网络语言兴起之初便突破了正式语言规范,并始终饱受影响汉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世俗性、娱乐性、商业性过重的争议,但仍持续影响着代际沟通的方式和文化,“给力”、“点赞”等网络词汇也逐渐受到官方话语体系的接受与承认。

(四)青年主体性成长的社会学和教育学影响

传统社会中,青年群体由于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主导性较低,始终是社会中的“边缘角色”,扮演着被师长训导、教育的角色,而非主动的参与和创造者。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青年逐渐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在某些方面摆脱了被训导者、接受者的角色。话语权的转移还使得青年在社会生活的参与方面产生了改变。青年人表达个人观点、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热情空前高涨,通过网络发声促成现实行动的意愿越发强烈。较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各国和各地区大选纷纷将网络拉票放在重要位置,争取青年选民的支持成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因素。

教育作为代际知识传递的过程,受到了网络化时代的极大冲击。一方面,知识不再完全依赖于师长的心传口授,借助互联网也可轻松获取。尽管这无法与当面讲授的效果相提并论,但却大大缩小了师生间的知识差距。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是交流密码,对于脱轨于网络社会的群体而言却是“天书”,如“我要报警了”,“我选择死亡”等网络用语在现实层面极易产生歧义。代际之间的交流成为教师、家长习得网络流行语、跨越代沟以完成教育任务的最重要手段。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对其他代际阶层产生了明显的重塑作用,也在某些方面模糊和扭转了施教者和受教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二、青年网络语言的时代意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调节

(一)青年网络语言变迁的时代意蕴

青年网络语言的变迁趋势,既体现出网络语言固有的平民性、娱乐性,也与社会现实矛盾和发展问题密切关联。一方面,在微博、微信等使用最广泛的网络信息平台上,娱乐性、调侃性很强的网络热词一般出现较多,而有着更强现实价值指向的网络词汇出现较少。一般网民对于流行语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为主的,愿意将兴趣与力量投注到“神马才给力”这样的“造词运动”上去,这种心态与造星、追星的心态类似。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流行语并非只为哗众取宠于互联社区,它们能够得到认同的原因来自于自身的现实舆论倾向性。“我爸是李刚”、“草泥马”的反讽中显现的公众智慧,“躲猫猫”、“楼歪歪”的百姓伤痕都让网络流行语映射出当下中国网民的所思所想、所愿所求。在传统媒体上的“串烧”使用,让很多流行语触发爆炸式效应甚至左右某事件的进程,影响政府决策。

青年网络语言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当代公众心理的映照。这些多元化思想、多民族语言、多阶层智慧的融合集聚了网民的集体记忆。若能有助于让各类声音和观点参与开放空间的话题讨论,青年网络语言将更具发展的生命力。同时,若因过度娱乐与无聊导致空洞化程式化的“集体失语”,网络语言、网络文化的传播将面临被动局面。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年网络语言的与时俱进

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青年网络语言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不熟悉到熟悉、由排斥到接受、由被动模仿到主动创造引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五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思政教育工作者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青年网络语言,将其视为与传统的官方话语和日常语言水火不容的存在,对其采取排斥和警觉的态度,对于其广泛渗透至校园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不安。

在第二个阶段,思政教育工作者逐步认识到,青年网络语言是一种特定的话语方式,是青年群体利用特殊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对自身的思考与感受的一种载体。为了更好地了解青年、沟通青年,思政教育工作者开始跟随和模仿青年网络语言,体现出被动接纳和适应的趋势。

在第三个阶段,思政教育工作者开始由表及里地思考青年网络语言整体性的问题,利用自身在阅历上的优势和相对完备的教育知识、相对丰富的教育经验,研究和发现其中的规律,探讨青年网络语言的生成机制、传播特点以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青年思想动态。

在第四个阶段,思政教育工作者开始探讨在网络化的时代背景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国情背景下,当前青年网络语言出现的必然性,揭示时代、国家、社会这些环境场域与青年思想、青年心态、青年问题之间的本质联系。

在第五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和思政工作的育人本质,注重调整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和模式理念,以期在教育实践层面实现对教育对象的有效引导。

(三)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对新兴教育环境的容纳与排斥

社会基础、文化发展、技术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尤其是青年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新兴教育环境的形成。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对新兴教育环境的容纳性和排斥性并存:在新兴教育环境下,传统的主体间性教育模式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但主体间的交流、互动方式更为网络化,从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到后喻文化时代的过渡表明师生主体间的地位逆转;受教育者的品德认知能力、品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形成过程不仅需考虑传统的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活动,还应从全环境的视角考量,寻找影响观念形成和价值塑造的信息来源,如青年网络语言内含的社会舆论事件、网络亚文化现象;充分发挥网络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数字化教育平台来看待,而需将其视为与现实场域相呼应的虚拟教育场域,研究虚拟场域中的技术、平台等物质现象和语言、思想、文化等精神现象。

(四)传统思政教育理念对新生教育对象的熟悉与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教育界逐渐探索形成了“三全育人”的理念,即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分别从教育主体、教育载体和教育过程的角度对育人工作加以科学统筹和系统实施。在当前的网络信息时代,“三全育人”理念仍为针对新生教育对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外在的、有形的教育因素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如教育者与受教者的群体构成、教育活动开展的时间和空间、教育活动开展的方式途径包括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教育者仍主要通过传统的、熟悉的思政教育方式对新生教育对象施加影响。

传统思政教育理念对新生教育对象的陌生则体现于,对其个性特点、思维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机制以及育人过程中的一些隐性影响因素研究不足。以青年网络语言现象为例,网民群体习惯用娱乐化的语言风格参与到社会政治事件的讨论中来,如“打酱油”、“这届人民不行”、“可以,这很清真”,在传统思政教育理念来看,这体现了青年群体消极、负面的政治观念。然而不论从教育主体、教育载体还是教育过程的角度来看,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观念并非由这三个环节塑造,也难以通过这三个环节的改进来改变其观念。只有从教育环境尤其是虚拟环境的变化,以及受教育主体自身的变化角度来加以研究,才能把握青年网络政治观念变化的过程,把握新生教育对象的特点。

三、青年网络语言的主体性特征与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可能性、可行性

(一)青年网络语言的现象性分析和本质性探讨:青年文化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就现象而言,青年网络语言仍是作为一种承载、传递信息的工具而存在的,它的产生、传播和消亡体现出青年群体自我表达、自我创造的一些特点。在创造网络词汇时,网民常通过对词语的杂糅、缩略、外借等不规范使用使其承载新的内涵,如“人肉”、“然并卵(然而并没什么卵用)”;将不熟悉的、抽象性的事物比喻为和身体相关的事物,如“喷子”、“拍砖”。就本质而言,青年网络语言反映了青年流行文化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不仅是青年群体基于群体旨趣(如动漫文趣味、恶搞趣味)、心理需求(自我认同需求、群体归属需求等)的创作,也是青年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之间的语境隔阂的产物,这种隔阂在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等方面尤为突出。

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通过实现语言的自我创造,奠定了实现青年文化自我创造的理论可能性。青年文化的自我创造并非对传统的完全颠覆,而是强调青年群体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自发性、自主性得到空前增强。语言是传播交流的基础,也是争夺话语权的武器。正是通过对权威话语体系的解构,青年群体才得以在网络社会畅通无阻地表达自身思想、情感,并以网络文章、视频、动漫等文艺创作的方式保存、传递青年群体的精神财富。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日常生活的不断渗透,使得青年群体实现文化自我创造的现实可行性不断增强。网络社会越发达,意味着青年的信息优势越明显,实现文化创造的门槛也不断降低。比如随着各种“傻瓜式”图片、视频创作工具的普及,自媒体平台建设的普及,青年网络成为文化输出主体的难度越来越小。

(二)青年网络语言的功能性分析和价值性探讨:青年思想自我教育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就功能而言,网络语言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也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难度甚至是群体隔阂;网络语言的盛行实现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自我宣泄,但也可能造成群体认同混乱,消极声音极化;青年网络语言是青年群体借以表达观念、立场的工具,强化了青年群体的舆论话语权。就价值而言,各类网络语言必然承载着一定的事实依据和价值意涵,从而在无形之中影响着青年群体观念塑造和价值认同。如“屌丝”一词原本用于“矮丑穷”在“高富帅”面前的自嘲,后被引申为具有阶层含义的词汇。又如在2016年年初的大陆网民与“台独”网民的表情包大战中,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网络时代民族主义者的集结。

因此,在思想教育层面,青年网络语言有着复杂的、正向或负向的多重功能。而与其说是网络语言的功能,不如说是青年群体在获得信息主动权和话语权后,实现思想自我教育的功能。青年思想自我教育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尊重青年群体的主体性、话语权,增强其实现自我思想觉醒的可能。实现青年思想自我教育的理论可能性在于,在以网络为主要媒介的信息环境中,青年群体在交流、互动中自主、自发地形成了对于社会事件、个体成长、人生追求的看法,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实现青年思想自我教育的现实可行性在于,社会网络化和青年化的特征进一步显现,青年群体的自主意识和能力进一步觉醒,现实社会的剧烈变迁和深刻转型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构成了青年群体实现自我思想观念更新的条件和要求。

(三)青年主体性原则与全环境育人理念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中的辩证统一

语言的变迁是文化、教育环境变化的代表性现象,这种变化深刻作用于“信息—观念—价值—行为”的育人本质链条,使得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和“三全教育”理念在新兴教育环境下遭遇了一系列冲突性、陌生化的问题,彰显了全环境育人理念对于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变化也使得青年文化自我创造、思想自我教育具备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彰显了青年主体性原则在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全环境育人理念和青年主体性原则具有在创新思政教育理念与模式中实现辩证统一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就理论建构而言,全环境育人理念和青年主体性原则具有辩证统一性。一方面,正是基于对网络社会中青年主体性不断彰显的深切体认,“全环境育人”理念才将信任青年、依靠青年、把握青年主体性作为自身理论建构中的核心要义之一。另一方面,强调青年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依靠青年单一主体的自育育人,而是要求协调自育、他育,充分发挥“互动育人”、“环境育人”、“系统育人”的作用。

就教育实践而言,实现全环境育人理念和青年主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具有现实可行性。思政教育对青年网络语言发展的态度变化表明,只有充分尊重青年群体自我创作、自我表达的需求,为虚拟环境的建设提供资源、平台和管理支持,才能更好把握、影响青年群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和形成过程;青年网络语言的发展还表明青年文化自我创造、思想教育教育成为可能,教育者需相信青年、依靠青年,调动青年学生的文化创造力、思想觉醒力,以实现网络时代青年群体自主学习、人生日新的目标。这不仅是被动适应教育环境和教育主客关系变化的需要,也是主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手段。

 

 

执笔人:

蒋广学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王志杰 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干部 助教

徐 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郭奕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本科生



 蒋广学等著:《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探索实践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

参见蒋广学等著:《全环境育人理念的探索实践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