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科学化体系的建立

摘要：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凸显，其中贫困生认定是当前高校资助工作的重点与难点。相较于目前已落入窠臼的传统贫困生认定方法，建立科学化、专业化的贫困生认定体系能够更加公平、规范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文章通过细分贫困生认定条件和标准，根据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一定范围内的实证性试验数据，就建立一套科学化水平高、实际操作性强的贫困生认定体系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贫困生认定体系；量化评估；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招生规模也随之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跨入高校门槛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而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仍然存在较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称“贫困生”），他们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时需要资助工作的大力支持。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不仅关系到贫困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关系到高校教育工作的和谐发展，对实现社会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家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高度重视。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印发[2007]8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国家将在受助人数和资助额度方面逐年加大资助力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

目前国内各大高校都已初步建立了以助、勤、贷、减为主要内容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其中，贫困生认定工作基于对贫困生家庭真实经济情况的了解，关乎助学金能否公平有效分配，是资助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应当引起学校和学生们的普遍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一套科学化水平高、实际操作性强的贫困生认定体系成为了完善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环节。

一、传统的贫困生认定方法

当前，传统、普遍的贫困生认定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材料证明法、观察认证法和民主评议法。材料证明法是由各院系根据学生填写的具有学生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盖章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来判断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这往往也是院系了解学生家庭情况的最主要的渠道；观察认证法则是在新生入学后安排班主任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并结合学生日常在校表现，从多方渠道了解家庭经济状况；民主评议法通过成立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小组、评议小组，广泛听取包括院系主要负责领导、各班班主任、各班学生骨干等小组成员的多方面意见，通过集中的、多层次的观察，以民主评议的方式认定贫困生。当前，北京大学多数院系主要采用以上三种贫困生认定方法，或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

但是，这些传统的贫困生认定方法常常落入窠臼。

第一，材料证明法过于依赖证明材料，但其准确性和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家庭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的工作负责程度和认真细致程度。有些民政部门因为一般不需要对这种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承担过多责任，往往会出现审核不严格的状况，甚至出现个别“走后门”的情况。所以，单一材料的真实性制约了材料证明法广而有效地实施。

第二，观察认证法受到深度访谈主观性的影响，一些自尊心较强的贫困生不愿主动谈及家庭情况，班主任也因此无法及时获取学生的困难信息。另外，一些贫困生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家庭贫困，往往会刻意买一些稍贵的衣服、电子产品等来掩饰自己，也有一些学生虽身着名牌，但是多来源于亲戚、高中学校、当地政府的一次性奖励，这些情况都使得观察的结果不够客观。

第三，民主评议法虽然汇集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意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各班的班长、团支书往往是一线情况了解者，但是其了解一个学生的程度往往与该学生的性格、人缘有关。由于刚入学时人地生疏，而认定工作又具有时间性，所以如果存在比较孤僻并且又刻意隐瞒家庭情况的学生，其情况往往不会被班长、团支书所了解。

二、基于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体系

鉴于传统认定方法的不足，文章尝试提出一种基于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体系。这种体系致力于通过科学化、客观的评估，通过量化的数字直观地呈现贫困生家庭困难程度。

（一）关于量化因子的选择与建立

该体系以贫困生的各类致困原因作为主要的量化因子，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现学生家庭的困难程度。贫困生认定工作的目的在于准确估量其困难程度，使资助力度与困难程度相对等，优化资助资源的配置。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助学金不仅要解决贫困生的经济困难，同时应当尽量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作用。教育工作者应当教育学生正视经济上的贫困，弥补知识上的贫乏，引导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所以，该体系建立还包含了督促困难生努力学习的内涵，故将上一年的学习情况纳入量化因子。

通过调查发现，困难生的致困原因、家庭情形因人而异，所以制定一套尽可能涵盖大部分致困原因的量化因子至关重要。同时，将这些量化因子更有条理地适当归类，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问题的复杂程度，增强期其可操作性。

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地空学院”）为例，每年共有贫困生一百余人。通过翻阅这些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可以归纳出八大类致困原因和一项学习情况，包括家庭所在地、主要收入来源、住房情况、父母情况、家庭其他成员情况、本人特殊情形、家庭意外情况、缴纳学费情况、学习情况共九大类、三十四小类量化因子（具体量化因子详见表1）。

（二）关于量化因子的说明

本体系设立的量化因子，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致困原因。在这些原因之中，如父母患病、家庭其他成员患病、低保家庭、优抚家庭、军人家庭、残疾、遭遇意外变故、负债等都需要相关证明来证实，而家庭所在地、父母年龄、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等都是比较容易验证的。用这些指标来替代传统的、仅靠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一单一指标和证明，不仅丰富了证明材料的多样性，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家庭的困难程度。

家庭所在地表现了由于国家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区域性贫困的原因；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表现了父母的收入情况和工作能力；住房情况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的情况主要表现家庭的可用劳动力情况；家庭其他成员情况主要表现家庭所承受的负担和人员压力；本人情况主要表现从本人的特殊性角度考虑的致困原因；家庭意外情况主要表现家庭所遭受的突发性致困原因；缴纳学费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情况主要综合体现家庭经济水平；上一学年的学习情况则是为了将学习成绩与困难认定相关联，督促学生努力学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致困因子中，父母、家庭成员出现的情况和本人特殊情况、家庭意外情况可以累加计算，比如父母双方均患重病而丧失劳动力，则最终计分相应乘以2。

（三）关于量化因子所占权重和量化赋值的确立

为了确立各大类致困原因在导致学生贫困的所有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和各种量化因子的量化数据赋值，研究采用普查法，收集贫困生的意见和意愿，进行平均取值。地空学院2012~2013学年获得助学金的一百名贫困生被选取为研究对象，进行致困原因和量化因子量化的调查问卷填写。囿于时间等因素，问卷共回收53份，其中有效问卷48份，确保了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而基于这48份问卷为样本，研究将以此量化因子所占权重并确立量化赋值。

在48份有效问卷中，每一位学生经过指导，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填写了自己八类致困原因和学习情况分别所占的比重（总和为100），并生成了每一项量化因子的赋值结果（量化数据为1~5分，1分为该因子的影响最小，5分为该因子的影响最大）。根据贫困学生所反映的意愿，将48个样本中的权重和量化赋值进行了平均。最终所得各大类致困原因的权重和各小类量化因子的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四）关于量化因子的实验性分析

根据以上问卷调查法得出的权重和量化赋值结果，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出提交问卷的48名学生的困难系数：困难系数=∑1（符合自身描述的因子）×所对应的量化赋值×所属大类所占的权重，并用这个体系中计算得出的困难系数来衡量贫困生的家庭困难程度。为了验证该体系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研究进行了量化因子的实验性分析，考察了这48位学生的困难系数和其家庭人均年收入之间存在的关系。

通过将这48名学生的困难系数与他们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做线性回归，结果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48个数据样本的困难系数和人均年收入在总体水平上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线性关系。可以预见的是，此方法得出的困难系数一定不会与人均年收入形成严格的线性关系，单一的人均年收入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家庭的困难程度，因为此体系涵盖的多样化的致困因素比单一化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更加的客观与真实。

当然，由于样本数偏小、可能存在的填写指导局限以及被试贫困生对一些描述的理解偏差可能会导致致困因子少选或多选的实验误差，所以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过从线性回归图中可以看出，结果是基本符合大趋势的，从侧面验证了此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五）基于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科学化体系的建立

一方面，通过对各致困原因的权重和量化因子的赋值，可以计算出困难生的困难系数，将这组数据由高至低依次排序；另一方面，结合学校资助中心每年下拨院系的资助名额与比例，地空学院约有25%的学生获得助学金，将两组数据相结合，可以得出：在这个量化评估的贫困生认定体系中，得分在前25%且有意愿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即暂时划为经济困难生，困难系数排名在25%的学生的系数则为地空学院的基本困难线。同理依次可得一般困难线以及特殊困难线。在这种体系下，资助认定工作的具体流程能够进一步规范化。每年开学后所有新生在班主任或者学工老师的帮助下填写调查问卷并上交各类证明材料，并根据划定的困难线完成资助认定工作。

通过统计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的数据收集，可以有效弥补传统认定方法存在的不足：第一，该认定体系需要比较全面的证明材料，比传统的仅靠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更具可信度，也能使真正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资助的概率大大增加；第二，班主任或学工老师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而不会因为学生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因为学生内向而忽略其家庭的困难情况；第三，将各个致困原因量化后，可以较好地避免主观性，从而以客观的具体数字即困难系数来说明学生的家庭困难程度。

当然，由于此前没有太多的经验作为参考，难免存在致困因子涵盖不完全的情况。并且由于此次调研的范围较小，样本数量不够大，各类致困因子所占的权重和各类量化因子的赋值并不能完全代表贫困生的意愿。因此，如何扩大样本的数量、提高准确性，以便进行数据修正，从而合理地进行该认定体系的修改和完善，是今后的工作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