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媒介使用与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媒体接触、媒体信任与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关系问题。调查发现，网络无可争辩地成为大学生首要接触媒体，但是传统媒体依旧占据着公信力的优势，尤其是当不同信源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大学生们更倾向于信任官方媒体。通过因子分析，文章把学生的价值观分为传统型、网络型与冷漠型三种类型，它们与大学生媒介接触不存在显著的普遍相关关系。但是推崇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更信任传统媒体和主流信息，推崇网络型和冷漠型价值观的大学生更信赖网络。冷漠型大学生经常使用匿名性网络工具，并更容易产生网络失范行为。

关键词：媒介使用；公信力；互联网；价值观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介提供的信息了解身外世界，但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通过对新闻和信息选择、加工、重构后向人们提示环境。因此，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也借此对客观现实产生影响。20世纪60年代，格伯纳创建了“培养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网络信息冲击了大众媒体对“拟态环境”和“培养”的主导地位，“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的传播模式丰富了信息内容，也增加了信息的复杂性，人们面临的信息环境更加多元和不稳定。尤其在新旧媒体交叠时代，传统媒体和学校教育的主流意识与来自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反权威”和“解构主义”等思想共同构成了当代大学生的信息和文化环境。对于思想活跃又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言，这个环境对他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互联网影响力”课题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旨在探索媒介使用与大学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从而为高校有的放矢地开展学生工作提供依据。

一、媒介环境与大学生成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媒介环境与大学生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热点。张天莉和郑维东研究了大学生媒介使用现状，指出网络主导了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1]张思维和陈尚荣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学生接受新闻信息已经逐步远离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手机和网络成为大学生的首选。[2]在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方面，杜刚认为现代社会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体无孔不入，密切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同时导致学生对媒介的依赖增加，对认知、情感、意志的养成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深刻影响到信仰的构建[3]；薛荣生研究了新媒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包括对大学生个性、价值观、生活技能和社会角色的影响等。[4]

这些研究强调新媒体虽介入大学生的信息环境，却不重视媒体的实际效果问题。以郝建发为代表的实证研究显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依旧高于新媒体。[5]此外，这些研究片面强调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却忽略了学生在媒介使用方面的个体差异。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文章借助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互联网影响力”课题中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分析媒介环境与大学生成长关系的基础上，着力探索存在个体差异的大学生在媒介使用方面的不同。研究前期，从大学生媒体接触情况、不同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公信力、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三方面提出假设如下：

H1 ：网络成为大学生的首要接触媒体；

H2 ：传统媒体在大学生中的公信力高于新媒体；

H3 ：媒介使用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研究使用的问卷亦从以上三方面展开，借助益普索公司提供的专业在线调查平台面向全国进行。本次调查为期20天，共获取有效问卷3000份，其中在校大学生样本数为428，占样本总数的14.2% 。大学生样本中，男女生比例为53%:47% ；大专生占21.7% ，大学本科生占72% ，硕士及以上的学生占6.3%；半数大学生无收入，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学生占84.3% 。

二、大学生媒体接触情况分析

（一）互联网成为大学生的首要接触媒体

调查显示，超过9 成的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获知新事物或新事件，远远高于其他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渠道（如图1 所示）。显然，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首要接触的媒体。78.4% 的大学生使用网络超过了3 年，其中网龄在5 年以上的比例达到了54% 。由此推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上网始于中学期间。在工作、学习之外，大学生群体中平均每天花费3~5 个小时在互联网上的比例最大，占40% ，在5~7 个小时的比例占15.2% ，此外分别有5.1%和2.3%的大学生，非工作学习上网时间在7~9 个小时和9 个小时以上。

由此可见，假设H1 成立。

（二）传统媒体在大学生中的渗透率下降

调查显示，书、报、刊以及电视等传统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渗透率在减少。广播、电视和报纸受到的冲击大于杂志和书籍，73.8% 的大学生在上网后减少了听广播的时间，其中50% 的大学生有明显减少；72.5% 的大学生减少了阅读报纸的时间，其中42.5% 减少了很多；71% 的大学生减少了收看电视的时间，其中33.9% 减少了很多。相比之下，只有22% 和16.4% 的大学生认为上网后减少了很多阅读杂志和书籍的时间，还有接近15% 的网民认为上网后增加了图书阅读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统媒体在大学生中的渗漏率在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内容远离了大学生的视线。相反，网络成为传统媒体内容传播的新途径。张天莉和郑维东的研究显示，大学生观众在宿舍、家中或其他公共场所“最经常”通过网络终端收看电视节目。

三、大学生媒体信任水平分析

媒体公信力是影响媒介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Schweiger将西方学者测量的媒介公信力分为6 个层面，分别是信息呈现者的公信力、信息创造者的公信力、编辑单位的公信力、媒介产品的公信力、媒介子类别的公信力和媒介类型的公信力。 Kiousis又将此进一步概括为两个指标，即信息来源公信力和媒介公信力。据此文章调查了大学生对12类媒体和信息的信任程度，结果如下。

（一）传统媒体公信力高于网络媒体

将报纸、电视、广播、杂志四大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其余网络媒体相比，结果显示，传统媒体得分均值为3.504，网络媒体得分均值为3.172，显然传统媒体的公信力高于网络媒体。

（二）组织机构媒体公信力高于自媒体

已知网络媒体公信力低于传统媒体，进一步分析显示，网络媒体之间的公信力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政府网站获得了最高的公信力，传统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也获得了较高的公信力，而聊天室和群发的电子邮件公信力最低。由此不难推断，信源和有无“把关”也影响着媒体的公信力。

总体上看，大学生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高于网络媒体；对信源明确且权威的媒体信任度较高；对经过编辑把关的组织机构媒体信任度（均值为3.594）高于自媒体（均值为2.761）。由此可见假设H2成立。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媒体的公信力，调查中设计了“如果您在网络媒体上看到的新闻与主流官方媒体不同，您更倾向于哪个来源？”的问题，结果显示，官方媒体获得了41.8% 的青睐，21.3% 的大学生会综合权衡各种媒体，各有15.2% 大学生相信自媒体与独立媒体，另外5.8%的大学生倾向于相信海外媒体。

四、大学生价值观与媒介使用习惯分析

通过14项陈述衡量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经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传统型、网络型和冷漠型。传统型大学生信奉主流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例如讲秩序、讲公德、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乐意助人等；网络型大多反对权威，乐于表现，信奉网络的力量；冷漠型对他人和社会事务的关注热情不高。

使用三种价值观变量分别与媒体接触变量和媒体公信力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由此可见，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媒介接触的改变方面不存在普遍的显著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只有冷漠型与报纸接触的改变之间存在显著却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大学生价值观与媒体公信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越趋向于传统和主流文化，就越信任传统媒体和信息经过编辑加工的组织型媒体；价值取向越趋向于网络型或冷漠型，就越信任网络媒体和自媒体。

由于网络逐渐成为网民首要的信息渠道，研究分别检验了网络依赖、网络失范行为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网络依赖与传统型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115，sig=0.017），与网络型和冷漠型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132，sig=0.006 ；P=0.281，sig=0.000），后者的相关强度高于前者。也就是说网络依赖越深，越远离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就越信奉网络的力量和沉默的方式。网络失范行为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失范行为与传统型价值观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266，sig=0.000），而与冷漠型价值观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277，sig=0.000)，与网络型价值观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假设H3 成立。

五、对策与建议

上述分析显示，网络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大学生首要接触媒体，但是传统媒体依旧占据着公信力的优势，当不同信源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大学生们倾向于信任官方媒体。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媒介接触之间不存在普遍的显著相关关系，但其对网络依赖的程度与传统价值观呈负相关关系，与网络型和冷漠型价值观正相关。尽管本研究不能明确解释到底是在价值观的引导下进行了如是的媒体判断，还是媒体使用导致了如是的价值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对于改善大学生信息环境，更好地开展高校学生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重视网络的作用与价值。从媒体的可得性角度分析，网络远比广播电视和纸质媒体容易被学生接触。网络成为我国高校校园中最普及、最便捷的媒体工具。一方面网络塑造了大学生的信息环境，另一方面大学生是网络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又直接影响着网络环境的改善。所以高校学工干部面对大学生价值取向趋向于网络型或冷漠型的情况，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外部力量引发的网络环境的自动净化，这不符合互联网的基本原则，而应该着力于提高大学生自身的信息素养和网络道德水平。

其次，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引导性。大学生“传统”价值取向与对传统媒体和主流信息源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培养”理论，也说明了传统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新旧媒体交叠的时代，传统媒体要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渠道扩大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最后，媒介使用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为从新途径了解的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网络抱有较高信任度的大学生，崇尚网络型或者冷漠型价值观，不轻信传统和主流渠道的声音，对现实权威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发生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时，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工作不能仅通过传统渠道，而要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能力，通过环境的渗透来潜移默化地完成。即使在以上两类学生中也存在差异。崇尚网络型价值观的大学生往往行为更加主动、大胆，但是他们很少从事网络不道德行为，而推崇冷漠型价值观的学生在众人面前不乐于表达，却往往通过聊天室、论坛等匿名方式从事不道德行为，这类学生更应该成为教育工作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