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  流  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原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摘要：胡锦涛总书记对共青团组织提出“两个全体青年”的奋斗目标，既说明当代共青团在组织覆盖率和活动影响力上还大有可为，又为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团的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一般而言，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严密，活动丰富多彩，具有团的其他战线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如果对大学生群体和高校团的工作分别加以类型化分析，就不难发现高校共青团在实现“两个全体青年”目标上也存在一些空白与盲点，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与挑战；而要破解这些难题，就必须坚持党建带团建、坚持育人为本。

关键词：两个全体青年  素质教育  党建带团建

2008年6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共青团提出了“两个全体青年”的努力目标，即“力争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学校共青团工作在全团居于基础性战略地位，有条件也有责任在实现“两个全体青年”的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全团前列。本文将在对“两个全体青年”进行模型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北大共青团的工作实践与思考，探讨高校共青团落实这一工作要求的基本思路与实现路径。

一、图解“两个全体青年”

目标代表了一种理想状态，将“两个全体青年”设定为努力目标，就说明目前共青团的组织覆盖率、活动影响力还未达到理想状态。长期以来，团的组织体系比较健全，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为什么还常常为找不到、贴不上、抓不住青年而苦恼呢？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组织覆盖”与“活动影响”分别设为横轴、纵轴，两者交叉生成的四个象限（A、B、C、D）分别代表了共青团与青年关系的一种组合方式，图示如下：

如果将共青团已经覆盖到的青年标示为“有组织”、团的工作与活动已经影响到的青年标示为“有活动”，反之则分别为“无组织”、“无活动”，那么，共青团与青年的关系可有如下四种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探讨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有“团看青年”的视角，也有“青年看团”的视角。如依前者，共青团一直以来都是“有组织，有活动”，问题似乎出在青年不积极、不配合；如果转换到青年的视角上，我们便能看清团组织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所谓“全体青年”，是由一个个青年个体集聚而成的；我们既要有整体性思维，重视共性问题和普遍规律；也要有具体性思维，重视个性问题和特殊规律。

二、高校共青团现状与“两个全体青年”目标的差距

由于大学生多属适龄的团员青年，高校的组织化程度又很高，团的专兼职干部配备也比较整齐，所以在形式上，高校共青团基本上实现了对青年学生的“全员覆盖”。每一个学生都处在“学校—院系—班级”的行政化组织链条之中，我们也能在“校团委—院系团委—班级团支部”的共青团组织链条之中找到每一个团员。

然而，“全员覆盖”不等于“有效覆盖”。团员意识淡漠，团支部凝聚力涣散、战斗力不强、创造力欠缺，在许多高校都是不争的事实。总的来看，高校共青团现状与“两个全体青年”目标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团组织虽然存在，但团的工作和活动对全体或部分团员青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即“有组织，无活动” 现象（象限B）。这在高校基层团支部中较为普遍，但即便是我们一向认为活力充沛的校团委，也未见得就毫无问题。北大团委对252名当选2009届校级优秀毕业生的本科生所做的调研显示，在高校共青团的主阵地——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活动中，“频繁参加”和“经常参加”的分别占17.5%、41.7%，“偶尔参加”的占39.3%，还有1.6%的同学选择了“从未参加”。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北大共青团的影响力尚不能及于这些同龄人中最优秀分子的每一个人，可以推想，在人数更多、更趋普通的青年群体中，校团委的实际影响还会存在多少盲点和空白！

二是在一些真正对青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活动中，存在“团组织缺位”现象——换言之，受青年欢迎的活动没有团的组织存在或没有体现出团的主导作用。例如，各类基于兴趣爱好或成长需求而组成的学生社团影响日盛，而无论是团支部还是在共青团指导下的学生会、研究生会，却日渐式微并实际上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网上联络、网下聚集”的自组织方式，也比传统的“上传下达”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更为奏效。尽管青年事务不可能由共青团一家“包打天下”，但团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如果不能牢牢吸引和凝聚青年、不能在赢得青年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共青团又如何能全面履行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呢！

在导致上述现象的诸多原因当中，一部分是各级各类共青团组织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所共同面对的新挑战、新课题在高校战线的反映，另一部分则是由高校共青团的自身特点造成的——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全团员”现象，即大学生几乎100%都是共青团员（含保留团籍的学生党员）；二是“高校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的根本任务和功能”是“育人”；前者决定了“党建带团建”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特殊重要性，而后者既是高校共青团的工作切入点，也是衡量高校共青团工作实效的基本标尺。

三、“全团员”背景下的高校共青团建设

“全团员”给高校共青团带来的并不只是覆盖面广、组织性强等工作便利，也带来了许多困难与挑战：首先，在共青团的双重属性之中，“全团员”使得群众性相对凸显，而先进性相对衰减；进而，基于传统的“团支部建在班级上”的原则，团支部与行政班在名义上并存，呈现出“班团一体化”的组织特征，但实质上前者已内化于后者，几近“名存实亡”。

1.“党建带团建”的必要性

共青团兼具先进性和群众性，这双重属性既是绝对的——任何一级团组织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者的统一，也是相对的——与党员和党组织相比，团员和团组织主要体现为群众性而不是先进性；而与普通百姓和非思想性、政治性组织相比，团员和团组织主要体现为先进性而不是群众性。

如下图所示，以“先进性－群众性”为“两极”，班级和学生身份对应于“群众性”这一“极”，而党支部和党员身份则对应于“先进性”这一“极”，团支部和团员身份就介乎“两极”之间。“全团员”使得“共青团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身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趋于消解，强化了其群众性的一面。为了突出和增强团组织和团员的先进性，就必须增加“先进性”这一“极”的牵引力——这就是“党建带团建”的原理所在。

2.“推优权”的重要性

近年来，许多高校共青团尝试了实验室建团、公寓建团、社团建团、网络建团等多种新型建团模式。仅就在新的学生社区或团体中建立团组织而言，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新建的团组织能够对其所在的学生社区或团体持续地发挥共青团所独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与班级、实验室、公寓、社团、网络等纯粹的群众性组织而言，共青团的“不可替代性”是它的先进性，其根源来自于团与党的特殊联系，而最能体现这种特殊联系的工作就是“推优入党”。因此，团支部能不能发挥作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最根本也最关键的就是落实“推优权”。落实得越好，团支部的思想性、政治性就越突出，地位就越重要；落实得越不好，团支部就越流于形式、聊胜于无。

由于班级建团仍然是目前高校共青团基层组织建制的主流，在新型建团模式出现以后，就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它们究竟是替代性的，还是互补性的？以“推优权”为例，一名团员是在其所在班级团支部还是在其所在社团团支部参加选拔推荐程序呢？笔者认为，应以班级团支部为基础，以社团团支部为补充。如果该团员最喜欢的组织是学生社团，日常联系最密切的是同社成员而不是同班同学，那么，社团团支部就可以为该团员向党靠拢提供组织通道。实际上，笔者还认为，社团团支部的成员与社团的成员应该有所区别——只有在时间投入和情感认同上达到一定标准的社团成员才能够被吸收进社团团支部。这一方面是因为社团的组织严密性差、人员流动性大，必须将那些“注册在班级，活动在社团”的团员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人员构成上的差别也能进一步凸显团支部的独立性，从而使社团团支部从“可有可无”变为“必不可少”。

3.从“班团一体化”到“党团一体化”

在“全团员”、“班团一体化”背景下解决团的先进性缺失问题，可以考虑在“党建带团建”原则指导下积极推动“党团一体化”，使得基层团建与党建在工作内容与资源上紧密结合。除了通过落实“推优权”外，北大团委还将“党日带团日”、“党员担任团支书”作为“党支部带团支部”、“党员带团员”的工作抓手。

党日带团日。主题党日、主题团日、主题班会，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常用也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一方面，学生党支部的活动思想性、政治性强，规范化程度高，但往往仅限于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相对比较封闭；另一方面，在“全团员”背景下，班级、团支部二位一体，主题班会、主题团日通常也是“同一个群人搞同一个活动”，只是因为学校主管部门不同，所以下达的通知是“一式两份”、上报的方案与总结是“一稿两用”。有鉴于此，北大团委在学校党委支持下，将在同一个主题下开展的党日、团日和班会活动合而为一，学生党支部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团支部发挥联系党（支部）和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得党的先进性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更加直接地辐射和带动普通同学。此举既整合了党团工作资源、减轻了基层负担，又扩大了党在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校党委和广大同学的一致好评。

党员担任团支书。团支部书记不仅在基层团支部建设中具有核心作用，而且在落实全团工作中也具有基础作用。在“班团一体化”背景下，班强团弱、班实团虚，团支部书记有职无责、有职无权、有职无事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了选好配强团支书，北大团委在学校党委支持下，坚持政治过硬、认真负责、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标准，鼓励学生党员、预备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支部选举，主动承担团的工作。事实证明，学生党员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群众基础好，由他们来做团的工作，既能进一步密切党支部与团支部的工作联系，提升工作水平；又能借助于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威信，改善团的形象，增进与青年学生的感情和互信。

四、“育人”导向下的高校共青团工作

陆昊书记曾经指出，“在团内有一个很危险的思想倾向，就是把与少数青年的联系等于与广大青年的联系”；他特别提醒广大团干部要“多和普通青年交朋友”，“避免完全高端化、高龄化倾向”。如果对活动方式和学生群体分别加以类型化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高校共青团的确存在着工作对象精英化、高端化的问题。

首先，教育效果体现为一个人在知识、技能或素质上的增长或提高，如从“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从“不精”到“精”——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变化定义为“素质增量”，将原始状态定义为“素质存量”，那么，各种活动就可分为两个类型：“素质拓展型”和“素质消费型”。前者是指为参与者赋予了“素质增量”的学习性、教养性活动，后者是指以参与者的“素质存量”为前提和基础的展示性、竞技性活动。

在高校共青团具有显示度的各类活动中，多以“素质消费型”为主。参与者的“素质存量”——无论是在知识、视野还是文艺、体育、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主要都来自于进入大学之前的培养与积累，而很少是入学之后才新增或展露出来的。作为校园文化的建设者与组织者，高校共青团实际扮演了他们“素质存量”的“消费者”而不是“素质增量”的“生产者”的角色。这种活动方式便决定了：同学的“素质存量”越多，与团的工作与感情联系就越紧密；“素质存量”越少，与团的工作与感情联系就越疏远。

其次，教育效果只有在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即便高校共青团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和良好的育人环境，能否真正从中受益，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生本人的主观态度。如果用“素质”指标来表征同学的基本素质、爱好特长等客观情况，用“热情”指标来表征其参与课外活动的主观愿望，那么所有的学生就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中心型：即“双高人群”，典型的精英类型。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基本素质、突出的爱好特长，而且对课外活动抱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并凭借自身优势往往成为舞台的中心与关注的焦点，在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自转型：“一高一低”人群之一种，另类的精英类型。他们与“中心型”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与能力，但更加自我、特立独行，专注于自我设计与自我发展，不愿融入主流和参与集体活动，多奇才、怪才。

公转型：“一高一低”人群之另一种，积极的后进类型。他们勇于正视自身在素质和能力上的缺陷，“知不足而后学”，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外活动进行素质拓展和能力训练。

边缘型：即“双低人群”，消极的后进类型。他们在基本素质和能力上有明显不足，但又因性格自卑、自闭或自暴自弃等原因不能有意识地通过参与课外活动加以弥补。

传统上，高校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并不指向特定的目标人群，而是奉行“我只管搭台，谁来谁受益”的原则。这种完全依赖同学自主选择的活动组织方式，对有特长、有爱好的同学“锦上添花”有余，而对素质、能力有所欠缺且自发参与意识较弱的同学“雪中送炭”远远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最需要指导与帮助的同学反而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

可见，要实现“高校共青团的育人工作惠及每一个学生”的目标，应当在两个方面着力加强：一是在活动类型上，要增加“素质拓展型”活动的比重，不能仅仅满足于“盘活存量”而要努力“创造增量”；二是在工作对象上，既要着眼全体又要突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同学，真正做到“分流培养，因材施教”。北大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它不是简单地把全体同学作为适用对象，而是依管理学的“木桶原理”，将“素质存量”较少的“边缘型”人群作为优先适用对象。我们相信，永远从最短的那块板补起，虽然最终也无法改变每块板参差不齐的状况，但随着最短的板越来越高，个人的“素质增量”会越来越多，而高校共青团育人工作的整体效果也必然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