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1期

过往期刊

  • 2017.2期
  • 2016.4期
  • 2016.3期
  • 2016.2期

编委会

封面题字: 杨 辛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顾 问: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
编委会主任:叶静漪
副主任:
陈占安 马化祥 李文胜
张庆东 陈永利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勇 冯支越 孙 华 关海庭
朱 强 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杨爱民 陈征微 赵为民 刘明利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 冒大卫
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
刘书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
刘俊彦(《中国青年研究》主编)
彭庆红(《思想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副社长)
卢丽君(《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主任)
寇红江(《北京教育·德育版》副主编)
夏晓虹(《高校辅导员》常务副主编)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社长)
李艺英(《北京教育(高教)》社长)
郑 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
陈九如(《高校辅导员学刊》副主编)
毛殊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总编室主任)
主 编:蒋广学
编 辑:
李婷婷 张 鑫 张 勇
王志杰 马丽晨 蔺 芳
唐 舒 周培京 张会峰
李晓鹏 宋 鑫 李 楠
陈 威 何 峰 于 潇
熊 蕾 于 晨 侯欣迪

试论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

作者:孙启明 洪星星 阅读次数:185 发布日期:2017-04-15 13:48

摘要:本科教育是高校最基础、也是高度复杂的工作。改革应跳出项目式思路,以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机制建设需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学校与院系的关系,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构建灵活规范、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建设高度连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平台;建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改革;机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一、构建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背景与逻辑

过去30年间,在“985”、“211”等计划的支持下,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有了飞跃式进步,一批优秀人才和科研成果已经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比肩。但反观教育教学,因循守旧的情况却比较突出。本科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陈旧,难以支撑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大师”级人物的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没有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中,教师对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老师随意讲学生被动听的情况比较突出;“规模化生产”现象严重,学生难以得到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培养,人均教学空间和教学资源不足;管理服务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教育观念和信息化水平滞后,部门间缺少协同配合。

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最难迈过去的一步是本科教育。一些大学虽然开展了不少改革实践,但多局限于蜻蜓点水式的举措,比如引进几个教学名师、开设几门时兴的课程、采用几种新式教学方法,没有从根本上引导出一种自觉,塑造出重视教育教学的整体氛围。

本科教育是大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涉及众多部门、最复杂的工作之一,看似专项工作,实则与大学整体的治理体系紧密相关[1]。大学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一类组织,组织理论研究针对大学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学术共同体模型、政治模型、有组织的无政府模型、文化模型等。归纳起来,大学内部是一种弱技术环境,具有松散联结loosely coupled的结构特性,系统内的各个单元自主性较强,难以进行强制式的管理[2]。本科教育就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体系,院系、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各类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专项化措施或简单的硬性规定可能短期见效,但如果不能真正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将不可持续。

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可持续改善的本科教育体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必须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各方(特别是院系和教师)的主动性。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机制建设是要厘清各种利益诉求,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矛盾,搭建“齿轮”引导各方相向而行,共同形成支持本科教育的合力。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借鉴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概念,意指搭建适应新人才培养理念、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公共服务系统,为各方发挥主动性创造基本条件。

二、本科教育机制建设需要把握的几个关系

一所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多重矛盾关系的集合体。在进行机制建设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弄清表面问题背后的不同利益诉求和矛盾关系,进而寻求因势利导的可能手段。

(一)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是老生常谈的一对矛盾。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不是院系和教师如何进行时间精力分配的简单问题,而必须基于内在追求来讨论。

大学教师具有双重忠于dual loyalties的特点:首先,忠于所从事的专业,其学术声誉主要来自专业同行的评价;其次,忠于所在的学校。学术研究的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从事的专业,教学使命使得教师忠于所服务的学校[3]。我们必须认识到,学问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同行评价的主要标准是学术研究水平。而科研成果也是决定院系学科声誉、排名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做科研是学者职业发展和院系学科建设的内在追求,即使学校不特别激励,院系和教师出于学术地位的考虑,也会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另一方面,优秀学者可以在大学间流动。当前,中国高校正在加快建设“双一流”,对优秀人才的抢夺日益激烈,这已经成为社会热议和教育主管部门关注的问题[4]

因此,学校在加强本科教育时,不能简单采取增加、摊派教学课时的硬性办法(做除法),否则可能增加失去优秀人才的风险。而应当从资源配置入手(做乘法),在给院系和教师分配资源时,赋予教学更大的权重。当然,教学活动常常被喻为“黑箱”blackbox[5],如何测量和评价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可以探索的思路是“用脚投票”,比如赋予学生选课、选专业的充分自由,根据院系选择人数和选课人数来判断教学水平。

(二)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无轩轾之分,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大多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模式。中国高校曾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院校类型和专业划分过细。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太过“狭窄”,缺乏对未来变化快速适应和学习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专业院校纷纷向综合性大学转型,通识教育的理念也从国外引入,越来越受到提倡和重视。

但在具体实践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简单把通识教育等同于通识性课程,把专业教育等同于专业课程。提及通识教育时,往往强调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课程设置也大多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划分。这实际还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做法,没有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通识教育的核心意涵在于塑造与专业无关、具有较强普适性的素养,如价值观、思辨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专业教育则是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学生而言都是需要的,但并不是割裂开来施之于不同的课程。换言之,专业课也应当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的普适性能力,通识性课程也可以提升专业素养,各类课程都应当贯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

(三)处理好学校与院系的关系

人才培养是学校和院系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对“人才”的理解可能不一致。从内在追求而言,院系更重视行业内的学术地位,主要关注专业人才的培养。例如,数学系比较在意培养了多少数学家,这是其学术声誉所在,如果培养出了一位演员,虽然并不坏,但并不能反映其学术水平。而学校并不在意哪类人才是由哪个单位培养出来的,只要是人才,都是学校的声誉所在。

因此,在研究本科教育的各项工作时,我们必须思考,哪些是更适合院系做的,哪些是更适合学校做的。如果两者颠倒或混淆,便可能难以持续。比如,院系对专业教育更加重视,故而学校在专业教育方面应当充分尊重院系的自主权,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对通识教育的引导和支持上。再比如,院系是最了解其教师教学情况的,而各院系又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学校层面不宜对教师教学任务制定过细的标准,可以把责权下放给院系。当前,有一些大学推行学部制改革,在学校和院系之间增加一个管理层级。关于学部的虚实之争,有不同见解,这要结合各校实际,不能一概而论。总体来说,学校、学部应当做院系做不好或不愿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争抢院系的资源,做院系本身可以做的事情。在本科教育方面,学部具有整合邻近学科院系的优势,可以开展诸如跨学科人才培养、院系资源共享、教师互聘、联合开课等工作。

(四)处理好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人才培养涉及方方面面,本科教育不是教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大学所有机构都应当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核心使命,都应当把是否“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作为检视自己工作的标准。凡学生所到之处都是受教育之所,凡学生所接触之人都是施教之人。教务部门也不应局限于教学、课程相关的事务性工作,还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学业规划、学术发展等。

学校层面要处理好教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既避免责任空白、推诿扯皮,又避免重复施教、浪费资源。比如,学生学业成绩不佳,可能是由于不适应课堂教学方式,也可能由于生理或心理原因,还可能因为辅修专业、实习、社团活动等挤占了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对学生进行综合研判和帮助。再比如,近年来,大学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由于这关乎院系、教务、就业指导、共青团等多个部门,所以可能存在同一所大学内多家机构竞相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工作、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学校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让每个机构和群体做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对复杂性较强的问题可以建立部门间联席工作机制。

(五)处理好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对控制机制较弱的大学来讲,文化发挥着积极的整合作用。[6]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其文化传统对内部成员的约束力越强。制度则是必须遵守的、相对明确的规范和准则。文化是软性的,制度是刚性的;文化是感性的,制度是理性的。两者都不可或缺,并且应当互相关照。文化是制度订立的基础,而订立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塑造文化,将规范准则内化于心。

构建可持续的本科教育体系,必须处理好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没有文化基础的制度,或者不可持续,或者造成很大的执行成本。制度不能照搬照抄,要因时而订,因地制宜。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内,各个子单元的文化也不尽相同。比如,历史较长的基础学科院系可能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资深教师上基础课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却可能存在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死板的问题;而新兴学科院系教学传统可能相对较弱,但可能教学方法新颖,更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应用。因此,要照顾到不同的文化基础,也要加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订立制度时,对“一刀切”的条款要格外审慎,如果制定的规范准则难以落实,反而可能损害制度威信,损害文化传统。

三、本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

当下社会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但须注意,去行政化应该是去“化”,而不是去“行政”[7],专业化的服务和高效的管理十分重要。促进本科教育体系可持续改善的另一个抓手是基础设施建设,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课程体系、学业辅导体系、信息系统支持体系和育人队伍建设体系。

(一)构建灵活规范、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本科教育过程中最基础、分量最重的部分。应对生源差异化和未来人才多元化的需要,课程体系要具有灵活性。来自不同地区和成长环境的学生在性格、视野、志趣、学习基础及综合素养上差别较大。本科教育既应支持学科基础好的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也应引导基础薄弱的学生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科兴趣,提升专业能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课程体系要为各类学生制定和实现学习目标创造可能。

课程体系强调灵活性是突出以人为本,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规范。这就如同制作宴席,品种要尽可能丰富多样,但每一道都必须符合食品生产工序。课程体系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清晰回答为什么开课、开什么课和怎样授课。在宏观层面,要梳理专业设置、制定面向未来的培养方案,真正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构建课程体系;在微观层面,每门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等)都应明确教学内容、讲授方式、课程目标等,在选课前告知学生,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遵从以上基本规范授课,不因人因时而异。规范性是灵活性的保证,只有课程情况是可预期的,才能便于学生自主选择。课程体系要改变增加知识广度的传统做法,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斯坦福大学自2012年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将通识教育从基于“学科”学习转向基于“能力”培养。改革前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工程和应用科学、人文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5个学科领域中各完成1门课程,而改革后则从能力角度把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变为4个部分:思考问题、思维与行为之道、写作与修辞以及外语。新的课程体系向学生清楚地表述出为什么他们要学,如何去学。[8]

(二)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

在学习生活中,学生会面临诸如转专业、辅修双学位、考研出国、实习工作等学业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大多沿袭了传统的部门划分,学业辅导职能过于分散,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导师、教务员、朋辈等都与之相关,但都不够专业,责任不够明晰。高校应构建多元协同的学业规划辅导“矩阵”,整合学部、院系和招生、教务、学工、宿舍、团委、就业指导、心理咨询、后勤等部门职能,明确各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学业辅导队伍,培育和推行一些常态化的学业辅导项目(如“新生教育项目”、数学和外语辅导等)。

学业辅导“矩阵”需贯穿本科学业周期,衔接好新生入校到毕业离校期间的各个环节。美国高校为帮助大学本科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环境,适应大学教学方法、生活方式,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推出“本科生一年级计划First Year Experience,开展各类体验、教学和培训项目。该计划甚至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学生适应与本科一年级计划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就曾对美国院校“一年级计划”进行为期4年的评估,调查院校如何帮助学生取得学业成功。[9]

(三)建设高度连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对便捷信息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本科教育改革处理的问题复杂多样,许多改革举措的落实都高度依赖于智能化的、高度连通的学业信息系统。建设学业信息系统,应注重顶层设计,避免出现“系统孤岛”和“数据孤岛”。通常而言,与教学直接相关的管理子系统包括学籍系统、排课系统、选课系统、成绩系统、评估系统等,简介相关的有奖助金系统、科研信息系统、就业系统、特色教改项目系统等。如果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在校发展状况,涉及的信息系统则更多,包括党团信息系统、图书借阅系统、社团系统、健康档案医疗信息系统等。这些系统要加强互通互联,功能设置要与时俱进。高校还可以利用手机应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开展服务和宣传,让学生少盖章、少跑路,优化“用户体验”。

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数据”蕴藏宝贵价值。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学校应鼓励大家展开研究,特别是通过综合数据分析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和教师教学情况,为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服务,为持续改善本科教育提供决策依据。

(四)建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校教学的核心队伍主要由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组成,他们是教育理念和教学信息的传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因此,激发他们追求进步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只有教学和管理队伍可持续改善,学生得到的本科教育才会持续改善。

国内外大学常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其首要定位应为促进“教师发展”,而非“教学发展”。[10]教师投入教学活动的内在动因是教学能够促进他们教学生涯的发展。只有教师们普遍认识到,追求卓越教学有助于职业发展,教学才能真正受到重视。高校人事部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教学质量评估办公室应联合制定科学的教学评价与激励体系,要加强“传帮带”和教学方法研究。此外,还应对课程助教进行专业化、系统化培训,明确助教的职责、要求和考核方式。

长期以来,高校教务人员陷于重复、枯燥的事务性工作,普遍存在职业倦怠现象。[11]与其他行政工作相比,教务工作内容偏窄,职业上升空间小。这些也会影响对师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学校应重视教务管理队伍建设,建立教务人员的考核、晋升、培训、激励机制,为他们成为专家式管理人才提供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合理引入师生评价,促进教务管理人员提高服务水平


 


[1]林建华.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回归[M]//黄达人等.大学的根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01-302.

[2][3][6]阎凤桥.大学组织与治理[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69-74,48-49,73.

[4]陈少远,吴迪.高校“抢人大战”[J].财新周刊,2017(9).

[5]Paul Black, Dylan Wiliam. Inside the black box: Raising standards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J], Phi Delta Kappan 2010,92(1):81-90.

[7]吴少敏,张炜.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陈十一:大学不要盲目“去行政化”[N],南方日报,2017-3-10(A07).

[8]刘海燕,常桐善.能力、整合、自由:斯坦福大学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4).

[9]金添:美国高校“本科一年级”项目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4).

[10]赵珂:“中美两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比较研究——以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国东南大学为例”[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11]谢万杰.高校教务管理人员职业倦怠探因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9(4).